首页 -> 2004年第6期
谈鲁迅作品中国人的心理及行为模式
作者：慈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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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国民性”，首先要提起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阿Q正传》，因为这篇小说是作者试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鲁迅语)。鲁迅的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引发了读者对国民性的反思。本文试图通过对鲁迅作品情节的结构化分析，探寻国人的心理及行为模式。
一、有文化者和无文化者
虽然鲁迅并没有明确指明在他的小说里，主人公中有文化者(新旧知识分子)和无文化者(农民与小市民等)具有怎样明显的区别，但通过对人物命运或遭遇的审视，大致能够看到这两者的区别：无文化者面临的是亲人的丧失(比如《药》中华老栓和《明天》里的单四嫂子都有丧子之痛)、财产或生命的危险(《风波》里七斤丢了辫子及《离婚》里爱姑受到财产分配上的剥夺)，这种“缺失”首先是亲人或物的层面，然后才波及内心。而有文化者面临的是精神追求的挫败感，这不仅是《孔乙己》中孔乙己这样的旧文人的梦的破灭，也是《狂人日记》里狂人对庸众“拯救”说教的失败。
在同周围人的关系上，有文化者和无文化者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般说来，无文化者更愿意接受融人群体的感觉，接受群体力量的庇护，他们常常担当附和者与旁观者的群众演员，《示众》就是鲁迅对这些无文化者的着力速写。另一方面，一些弱者却无法获得“同情”只是充当了被玩味者，《祝福》里祥林嫂四处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博取同情，而听众无非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优越感。她的命运是烙在她身上的永恒印记，使她永远不能被庸众接受。而有文化者却有意无意地保持自己孤独者的身份，保存点滴精神上的独立意识；只是这种独立意识因为得不到应和，也存在着自我欺骗、忏悔和疯狂，从而无法得到救赎。
文化身份的差异最终导致了他们信仰与行动上的差别。最明显的例子是《故乡》里闰土和“我”面对艰难的生活与苦难的命运，选择了不同的安抚内心的方式：闰土选择的是烛台，希望能得到神灵的庇佑；而“我”在旧希望破灭后，又似乎找到了新的希望，并准备贯彻到启蒙活动中去。
二、缺失者
缺失者大致有几种类型，一是失去家庭“大团圆”的人，如祥林嫂、单四嫂子、华老栓和夏奶奶；二是相比较于他人有“缺陷”的人，比如丢了辫子的七斤、癞痢头的阿Q，以及不断遭遇丧夫丧子命运的祥林嫂；三是出于本能的感觉做出出轨举动的人，如阿Q，他饿了就去偷萝卜，性觉醒后则去追求吴妈。
寻求安抚的心理补偿力量引导着缺失者的进一步行为。这种力量可以分为两类。
1．寻求超自然的力量
《明天》《药》等故事从人们努力拯救将要死亡的孩子开始。没有文化的他们的拯救行为，无一例外是寻求巫医、偏方，但这又无例外地导致了孩子的死亡。《明天》中单四嫂子“心里计算：神签也求过了，愿心也许过了，单方也吃过了，要是还不见效，怎么好?——那只有去诊何小仙”，这一心理活动表明了这一选择。
《药》里，当夏奶奶看到儿子坟上出现的白色花环，认为这是上天用以显示儿子死得冤枉的明证，这的确给了她安慰。然而她还想要得到更多，希望树上的乌鸦也是儿子的精灵所化。这时鲁迅严酷起来，他以“铁铸得一般”来形容乌鸦，让夏奶奶的幻想落了空。
2．与群体趋同或获得强权以期获得权益、尊严的重新分配
鲁迅最为痛恨国人的“奴性”，即对群体和对强权的依附感。《过客》里“众亦笑，则见秃先生笑，故助笑耳”写众村民的“助笑”；《药》里，小茶馆里的人嘲笑夏瑜反抗强权是疯了，而虐打犯人的红眼阿义则得到称赞。另一方面，示众、游街、杀头，都成为他们最好的观赏场所，借此获得某种“优越感”与“幸存感”。这些在鲁迅笔下没有名字而只是以某一面部特征指代的各色人物频繁出现在小说的众多角落中，成为主角活动的群众背景。
阿Q是这些人中的例外，他的外在条件尚不及这些人，却处处以强权者自居，这种悖论构成了阿Q命运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当他遭遇必然的失败时，会使用“精神胜利法”来补偿和安抚自己；另一方面，他四处投机，以求在变革动荡之间获得利益。
就人数而言，中国人中“闰土”型远比“阿Q”型要多，但阿Q这个典型却具有更深刻的一面。他让人们看到强权者和缺失者是相通的，或者说假洋鬼子不过是得势的阿Q；在未庄的“革命”行动上，假洋鬼子和阿Q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尼姑庵作为革命对象。
缺失者的不觉悟，曾使鲁迅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种缺乏同情心的言辞后来虽有所改变，但在鲁迅临终前所写的《死》里，仍然以“不宽恕”的姿态对待这些衰亡的灵魂。
三、不得者
鲁迅着力刻画的另一类人是新旧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变迁里，当他们所怀有的价值、信念、理想以及其他内在心理欲求无法达到时，常会体味到一种“幻灭”感，为摆脱这种“虚无”感，他们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可以分为四类。
1．寻找精神补偿
《幸福的家庭》讲述一个陶醉在美好生活梦想和创作中的作家，他不断被严酷的现实生活惊醒，最终不得不摆脱白日梦而关心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孤独者》里的魏连殳渴望周围人真诚的感情，然而他祖母死后，他再也没有可以寄托情感的人，连对小孩子的希望也破灭了。他看破丁所谓亲情背后的利益关系，在有钱之后就开始疯狂地报复，破坏自己先前信奉的种种信念，以求早死；而在死后，却得到亲戚们隆重的悼念。
起初“不得”而终于得到补偿的小说是《社戏》。小说开头叙述在京城看戏不得的经历，转而回忆童年的经历。童年这次戏“看”得也是大费周折，白天没有看成，晚上又没有看到小孩子都喜欢的武生戏，对这次“不得”的补偿颇具小孩子特点，偷吃六一公公的豆荚。《肥皂》则是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代偿”故事，四铭看到街边女乞丐，潜意识中起了欲念，但是他并不自知，只是买了肥皂给太太，太太却觉察了他的心思。《白光》里陈士成多年科举都名落孙山，他的美梦顿时破灭，感觉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这使他精神处于癫狂状态，将以前实现美梦的种种幻想变成“寻宝”过程，而这种不断受挫的疯狂“寻找”终于导致了他投水死亡。
2．狂人式虚无的反抗
接受了西方新思潮的新知识分子，感受到周围群众的麻木而又无法躲人幻想的时候，就会以“拯救群众”的形式进行自我拯救，这种启蒙不免遭受失败的命运。狂人试图要众人赶紧放下吃人的念头，否则将被“超人”消灭；他被斥为疯子。另一个狂人要吹灭吉光村象征吉祥的长明灯，结果受到了愚众的联合治理。夏瑜在牢里向狱卒宣传革命道理，结果被虐待，而听故事的人又一致认为他的确是疯了。他们反抗的失败，不仅是受众的无知与愚昧；他们的行为本身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
3．精神忏悔与救赎
新旧道德的冲撞，破坏了对事物价值评判的完整性与一致性，常使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处于一种“负罪感”里，需要忏悔以获得精神的救赎。在《伤逝》里，涓生对子君态度既是新式的也是自私的。在尚无形成爱情与道德责任关系的时代，涓生一面为自己的自私辩护，一面对抗着旧道德中“始乱终弃”的压力。《弟兄》则是通过沛君一个梦，揭开了兄弟伦理与经济的纠缠关系，而沛君也通过埋葬一具无名男尸，来获得心理上的代偿。在这些寻求救赎的经历里，最让忏悔者不安的是，他们似乎不明确忏悔的刘象是谁，不明白谁来判定他们的罪以及谁来宽恕他们。
4。依附强权以期获得权益、尊严
尽管鲁迅并没有试图解释，狂人如何从呼喊“救救孩子”到做一个小官，魏连殳如何做了他以前厌恶的副官，但知识分子面前似乎天然就有依附强权的路，做官、做幕僚、做师爷……知识分子灵魂的独立与身份上的依附，构成了他们命运的悖论。
新文化从西方传人中国，擦亮了新知识分子的眼睛，使他们能从新的角度看待习以为常的传统礼法和愚昧无知的民众。西方文明的强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比较，以及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促使这些知识分子将“拯救国民思想”转化为积极的行动，鲁迅无疑是这其中最用力的一个。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他在小说中对国民性弱点的揭示，对现代中国的人文建设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