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疏阔悲凉 苍茫隽永
作者：蒋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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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代文学之主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苑猎京都大赋无疑最能够代表和反映盛汉雄壮堂皇的时代风气与精神面貌，虽然其中的描绘夹杂着许多想象和夸张的成分，但虚实相生之间我们却不难看出汉代人对当代社会的观照角度与描述方式。而在汉赋发展史上与苑猎京都大赋并行发展的还有抒情言志赋。如果说“体国经野”的苑猎京都大赋表现的是汉代赋家的才情的话，那么“述行序志”的抒情言志赋展示的则是他们的心情。而且颇有意味的是，汉代的大赋作者在写作煌煌大赋之余，又都无一例外地用短章小制或抒情、或言志、或述行，表达着他们在制度和规范下的喜怒与哀乐。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苑猎京都大赋是以宏大的叙述模式呈现出对社会的历史观照，而抒情言志赋则是以感性的内在表达展现着赋家个体的心灵世界。因为内容不同，价值也就各异。但总体而言，因为汉代与人文精神极度发展的战国相距不远，战国时期的意气风发与汉代的专制统治极易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两汉士人愈发会在政治制度与个体命运的冲突之间面临一种巨大的压力感。汉代的抒情言志赋正是以个人身世之感、时事生存之惑努力贯穿全篇，细腻熨帖地展现了汉代文士的性情世界，千古之下才能颇动人心。而这其中艺术价值最高、传诵时间最长的则是两汉之际的言志赋。
两汉之际正是易代之时，西汉的王朝溃败没落风雨飘摇，王莽的篡权造势运动已近登峰造极，士人无论是精神的皈依还是情感的寄托都身陷四顾茫然的境地。所以在这一时期，“士不遇”主题的抒情言志赋在表现手法上加入了新的元素，即以个人的行程游踪来贯穿全篇，并借咏史怀古来抒情言志，在打通现实与历史的时空距离之后，常令读者产生一种悠久而苍茫的回味之感。虽然这些手法并非肇始于此，但它们在汉赋发展史上却是最有特色的一批抒情言志之作，而这其中尤以刘歆《遂初赋》和班彪《北征赋》为代表。
刘歆作《遂初赋》的缘起是由于他为争立《春秋左氏传》而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因责言太切而忤罪权臣，招致众怨，于是他为避祸而求出补吏，原为河内太守，后因“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汉书·刘歆传》)。在赴任途中路过三晋故地，学识渊博、熟谙历史的刘歆不由“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遂初赋》序)。所以在构思上，《遂初赋》的前半部分是用一路行程连缀起一系列的所思、所感，展开议论，以历史典故来蕴涵褒贬；其后半部分则是用景物描写来抒发情怀，以想象勾勒来表明心志。而在写作手法上最值得称道的则是其中的景物描写，其云：
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飘寂寥以荒忽兮，沙埃起之杳冥。回风育其飘忽兮，回飑飑之泠泠。薄涸冻之凝滞兮，茀溪谷之清凉。漂积雪之皑皑兮，涉凝露之降霜。扬雹霰之复陆兮，慨原泉之凌阴。激流澌之谬泪兮，窥九渊之潜淋。飒棲怆以惨怛兮，诫风谬以冽寒。兽望浪以穴窜兮，鸟胁翼之浚浚。山萧瑟以鹍呜兮，树木坏而哇吟。地坼裂而愤忽急兮，石捌破之岩岩。天烈烈以厉高兮，廖肆窗以枭牢。雁邕邕以迟迟兮，野鹳呜而嘈嘈。望亭隧之嫩嫩兮，飞旗帜之翩翩。回百里而无家兮，路修远而绵绵。
这里以秋季的野旷、沙石、冷风、霜雪、枯木、冻土、寒鸦、驿亭、飞帜等意象勾勒出一幅萧瑟凄清、寂寥苍凉的自然图景，而它们与赋家当时羁旅行程中的落寞心情互相符契。以此心观景观物，四周的景物也就格外荒凉凄楚。所以，如果说苑猎京都大赋中的景物描写因过度的想象夸张而令人产生一种不合实际的隔离之感，读者始终于景外观物，无法会然于心；那么《遂初赋》则是以写景来烘托气氛、点染心情，这不禁让人想到宋玉的《九辩》。应该说《遂初赋》这种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写作手法有明显借鉴《九辩》的地方，特别是其开始的一段：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惊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僧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 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靡靡而南游兮，鹇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流而无成。”在《九辩》中，抒情主人公也是因为遭受党人群小排挤，被迫离开朝廷，孤苦零丁地行走在去国离乡的羁旅途中。而那时正值草木摇落、满目悲凉的深秋，诗人则已是垂暮老矣。在一声声沉重的叹息中，我们仿佛看到独立于凄清苍凉之秋色中形容憔悴的诗人形象。所以，虽然《九辩》属于“楚辞”体的抒情诗，《遂初赋》是赋体，但在抒发个人情感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时代、文体以及个人经历之间并无界限，这些灌注性情的文字总是能历千载而让人产生共鸣。在这之后，班彪《北征赋》在以行程来统领全篇、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上对《遂初赋》亦有全面的继承。
根据陆侃如先生在《中古文学系年》的考订，班彪的《北征赋》作于光武帝建武元年，当时更始政权刚刚败落，刘秀虽已即位于冀州，但各路诸侯仍雄肆一方，“隗嚣据陇，拥众招辑英俊，而公孙述称帝于蜀；天下云扰，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汉书·叙传上》)其势宛若战国。《文选》卷九《北征赋》李善注云：“《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汉书》曰……彪年二十，遭王莽败，刘圣公立未定；乃去京师，往天水郡，归隗嚣，嚣时据陇拥众。”从《北征赋》的叙述来看，班彪这一路的行程可谓历历可稽，其云：“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息郇邠之邑乡……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旧城……指安定以为期……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于彭阳兮……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吊尉印于朝那……谷水灌以扬波。”作者完全是按其一路行程上的所见所闻所想来同时展开笔墨，而且从西汉哀、平年间的“朝政多失”到此时的宗室颠覆、诸侯争雄，《北征赋》似乎比《遂初赋》更增添一份乱世之中的惆怅与悲苦。因此在景物描写上，如果说《遂初赋》是寓情于景的话，那么《北征赋》则是借景抒情，如其写道：
隮 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鹏鸡呜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恨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霑衣。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暗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憝。”
登山临水，四日远望；群山遍野，萧条寂寥。秋景、秋容、秋声，无不让人愁肠郁结、沉痛落寞。这里既有顾影自怜之下低吟出的背井离乡的飘零之苦、志意不申的感遇之叹，又有放眼天下之时涌上心头的那种悲悯苍生的哀痛，以及无力作为于乱世、无人可以倾诉的惶惑。我们也仿佛随着赋家立定于那片空旷的荒野之中，体味弥漫于四周的萧萧悲凉。而《北征赋》不同于《遂初赋》的是，前者在语句上更加平易朴素、自然流畅，意境上也更显疏阔悲凉、苍茫沉郁。
那么，当面对时政的衰敝败落和生命的颠踬挫折，士人们既要用时命不当之思来消解个人沉郁下僚的感伤，又要以沧海一粟之力来坚守修德尽忠的信念，还要用遥想倾慕之态来追随先贤从容履道的风姿。所以在到达五原之后，刘歆《遂初赋》一方面表示要“勒障塞而固守兮，奋武灵之精诚。摅赵奢之策虑兮，威谋完乎金城。外折冲以无虞兮，内抚民以永宁。”励精图治，固守边防，安抚百姓，这颇具有儒家积极人世的意气风采。班彪《北征赋》最后亦云： “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懼兮。”这也是本着时止则止、时行则行、遵道守信、无所畏惧的儒家思想，所以亦有一种磊落坦荡之气在其中。但另一方面，《遂初赋》又云：“既邕容以自得兮，唯惕惧于笪寒。攸潜温之玄室兮，涤浊秽於太清。反情素於寂漠兮，居华林之冥冥。玩琴书以条畅兮，考性命之变态。运四时而览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长恬淡以欢娱兮，固贤圣之所喜。乱曰：处幽潜德，含圣神兮。抱奇内光，自得真兮。宠幸浮寄，奇无常兮。寄之去留，亦何伤兮。大人之度，品物齐兮。舍位之过，忽若遗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动静不失，去留无伤，得失若轻，作者试图以老庄思想来慰藉心灵，寻求解脱。但总体而言，刘歆和班彪毕竟是饱读诗书、具有深厚修养的士大夫，虽然身遭困顿，心思也曾一度有所游移、不知所措，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儒家正途，表现出要与王朝休戚与共的心愿。
从西汉初期的抒情赋到西汉中、晚期答难体的言志赋，再到两汉之际的纪行赋和言志赋，“士不遇”主题一直是文人士大夫创作中最重要的表现内容。而在这个大的主题之下有士人对上古盛世的向往和对现实政治的忧患，有对君臣关系的诡异难测和对个体命运的感伤，有对时命观念的体认和对人生出路的探寻。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土不遇”主题抒情言志赋表现内容又各有所侧重。比如西汉时期的抒情言志赋着重表达的是在大一统专制政治的威压之下士人的生存焦虑。而两汉之际，在动荡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与裹挟之下，具有经学修养和世族背景的士人被抛人了一种两难的处境。所以这一时期的纪行赋和言志赋更趋向于以内在的体察的方式来表达士人对社会前途的追问与探索，对个体命运的惶惑与不安。在写作手法上，由于这一时期的赋家本身多亲历羁旅之苦、漂泊之愁，因此屈骚中那种四处漫游、上下追寻的方式正与他们的心情非常契合。所不同的是，两汉之际的以刘歆《遂初赋》和班彪《北征赋》为代表的这批抒情言志赋将或是事实存在、或是虚拟想象的游历与对历史人物事迹的凭吊结合起来，没有香草美人之隐喻，也没有求仙通神之夸张，相反它们是以平实朴素、真切深沉的面貌来打动人心。所以就汉代整个抒情言志赋的发展脉络而言，两汉之际的抒情言志之作无疑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灌注个人性情与心情的《遂初赋》和《北征赋》则开启了汉赋写作史上一种全新的美学风格，并直接影响了东汉那些或清丽自然或慷慨激昂的抒情小赋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