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人类智慧的极致文本
作者：刘俐俐 张一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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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从本质上说是隐喻的。现代修辞学研究证明，语言交流中真正意义上的“直言”，几乎是不存在的(有人认为只在一些专有名词中存在)。总是先有“比喻义”，才有“本义”的，字面义是喻说过程的产物。这是特别强调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之后的结论。持这样的观点就登上了现代喻说理论的平台。文学在本质上是隐喻的，是说字面义总是因为有比喻义而存在。
这是给了我们一个看文学的新的角度。在这个理论平台上，我们看寓言会更有别样体会。寓言的最初诞生是为了给人说道理，用一个故事来隐喻着某一个道理。既然如此，道理是第一位的，故事则是为了道理才存在的。因为这个诞生的最初动因，所以，寓言就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第一点，那个故事不能太复杂、太曲折，人物也不能太多，只有这样，读者的注意力才不至于全被故事的复杂性所吸引，才能对故事有所把握，以便在优越的心态中，仔细琢磨故事层面以上所蕴涵的道理。与此相应，其文本一般都比较短小。第二点，叙述简洁、明晰，作者笔下一般不带感情色彩，呈现出客观、冷静的基调。这是因为，本来寓言就有两个层面，即故事层和寓意层，作者所要表达的道理是那个寓意层所要达到的效果，完整的冷静客观的故事叙述，尽量不要泄露感情，也避免干扰读者对故事的把握，以便集中力量去解读寓意层。第三点，叙述过程中，不去执意表现人物的心理感受和感情的复杂性，也不过于刻画人物的神态和服饰，这是因为，人物的性格和寓言的寓意相比是次要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作为主要的审美对象。人物是构成整个故事的一个符号。
如果说，其他文本，比如小说，可以仅有故事层面，或者说故事层和隐喻层不能剥离开来，那还是说的过去的，而寓言却必须有两个层面。两个层面必须能够剥离开来。而能够剥离开来的寓言在于是否可表示出，人类是理性的，有对道理和哲思的本能热爱。
寓言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可在现代人这里，寓言依然存在，我们称之为现代寓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些现代寓言。
毋庸置疑，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是一位优秀的现代寓言作家。对于寓言，卡尔维诺说：“当一个人感到压抑时，他写寓言；当一个人不能清晰地表述思想时，他写寓言，月。藉寓言以表达。”但无论怎样，历经炼狱，当然主要是指历经精神体验的炼狱，才能有对人类过人的理性审视和超越的眼光。而这是写寓言的前提条件。卡尔维诺是有这样的理性和超越的眼光的。卡尔维诺在他的三个连贯性的小说所组成的小说集《我们的祖先》中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曾经借那个半个人、善良的梅达尔多的口说过：“这就是做半个人的好处：理解世界上每个人由于自我不完整而感到的痛苦，理解每一事物由于自身不完全而形成的缺陷……我现在怀有我从前完整时所不曾体验过的仁爱之心：对世界上的一切残缺不全和不足都抱以同情。”可以说，卡尔维诺深切体验了人类的困境，他也就能更真切地勘探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并以惊人的想像力和幽默风趣的语言，展示寓言的“言内之言”的丰富性，并抵达寓言的“弦外之音”的无比准确性。
我们现在读到的是卡尔维诺的《黑羊》《呼喊特丽莎的人》《做起来》《良心》《敌人的眼睛》五篇（《南方周末》副刊所转载）。这一组寓言是他在一九四三年写在一张纸上的随想。
在《黑羊》中，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稳定的循环圈：“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偷别人与被别人偷形成了一个维持平静和“幸福”的循环圈。不幸的是有一天有个诚实的人来这个国家定居，起初是他不出去偷别人，后来有人指点迷津，说他不能妨碍别人的行动自由。一到晚上，他也开始出去，但他不是去偷，而是去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
如果说，每天晚上出家门是个行动符号的话，那么，这个人作为一个出行的符号，他在以他的诚实偷偷地置换了符号的一些符号素：出门，这点与他人是一致的；不偷，这点与他人是相异的。叙事中最基本的机制是“交换”，交换也是维持人类持续前行的机制。在《黑羊》这个寓言中，交换是使循环链正常运转的力量。但是现在让正常的行动素发生了分裂，分裂为既有夜晚出去，可又不去偷两个符号素，于是，“夜晚出去”这个符号变化了，原初性的平衡被打破了：“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别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叙事的动力学意义在此处被卡尔维诺发挥到了极致，他要不断地找到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动力，寻找动力就是不断地打破循环圈、再造循环圈：“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这样是不行的，于是，那些富人发现，他们如果天天去桥上，他们也会变穷的，于是他们雇佣那些穷的人去为他们行窃。我们看到，诚实的人打破循环链之后，人们很快找到了新的平衡机制，新的平衡机制中，又有一种新的交换内容：有人不用自己去偷，但本质上“他们依然是贼”。这其中行动符号素又发生了变化，有些人晚上出去，但本人不偷，雇佣他人去偷，他人是他的本质的延伸。现在这个平衡是富人和穷人共同组成的，卡尔维诺依然锲而不舍：富人于是“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于是，在这个更高一级的平衡中“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卡尔维诺是以俯视角来勘探人类境况的，因此他有洞若观火般的发现，他发现，始终处于循环之中，这是人类的常态，又是一种悲哀状态。循环构成稳定。找到平衡维持平衡是聪明人之所为，而历史就是在“恶”的势力的杠杆的作用下前行的。我以为，卡尔维诺叙事动力是找到平衡打破平衡再找到新的平衡，再打破……以至无限，但没有让道德性的评判所束缚，历史的冷酷无情闪烁其中：现在，人们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而只说富人和穷人，但他们各个都还是贼，“惟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卡尔维诺超越了阶级分化的漫长历史过程，用回溯的眼光审视了历史深处的人类本性。带有悲凉情调的道德判断意味同时也无声地流淌出来。
这则寓言中的诚实的人和那些所谓的富人、穷人，都没有细致的耐人琢磨的心理感受，仿佛是一个个运行着的符号，编织着这个循环之打破与重新构造的故事，直观地显示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呼喊特丽莎的人》中所描绘的事件，是在一个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境下启动的：“我迈出入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可是，事件一旦被启动起来，人们就不再追究启动的最初原因，卡尔维诺显示给我们：人们都诚心诚意地随着喊起来，一会儿“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二十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直至渐人佳境，这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怀疑的举动，但终究有人对此“事件”质疑了，于是事件的最初起因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原来发现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根据的启动：“‘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当问题被提出来后，人们出现“失望”“恼怒”，接下来是一阵子“尴尬”。“尴尬”，这是人们面对真实现实的最形象的刻画，也可看做是卡尔维诺对人类存在境况的一次缩影式的描绘。即便是没有意义的启动，人们在尴尬的同时，还是没有彻底地放弃盲目：“‘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喊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这样我们就又喊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还听到有声音在喊：‘特——丽——莎!’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有些人很顽固。”
我们不难在文本中看到跟着呼喊“特丽莎”的人们的真诚，为了真诚的真诚。不明真相地呼喊“特丽莎”，构成一个圆圈，人们真诚地在这个循环圈内。诚意分为有目的的真诚和无目的的真诚。当真诚是无所指的时候，卡尔维诺悲剧性地提出了社会生活里的从众现象及其可悲。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在他的《孤独的人群》中提出三个阶段的理论，“传统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主义的社会”。传统社会人们受“传统的引导”：我之所以做什么，很简单，是因为其他人都是这样做的，一切活动都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人们一直都这样做，而这就是正确的方式。“市场资本主义”，里斯曼说，从新教传统或清教传统中来的实业家是受“内在引导”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后现代社会”是受“他人引导”，实质是整一性，你不能与别人有差别。“他人引导”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卡尔维诺所写的“从众”的人是受“他人引导”的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如今的悲剧性存在境况。
如前所说，寓言这种文体，通常具有叙述者清晰的理性思考，因此隐含作者的视角一般也是俯视静观的。寓言中的人物以及情节都被一种理性的“上帝之手”所操纵着，因此故事本身又似乎是一个游戏。
确实，卡尔维诺的这一篇现代寓言在这种理性的观照之下，有比较强烈的游戏色彩。所谓游戏色彩是从情节的设置角度来说的。“游戏”是西方哲学、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认为“游戏，在形态上多半表现为实际生活活动的模仿或类似物，但就其发动而言，它不同于劳动及其他一切实际活动，它以身心的自我目的性自由活动为特征，在内心里与纯粹的快感相结合”(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界定进一步认为，游戏本身意味着虚拟出一种意义，是在合乎规则的情况下对于意义的创造，其后还包括一种超越的力量在适当的时候对游戏本身的取消，这种取消同时也就是对游戏虚拟出来的意义的取消。在这个文本中，“呼喊”是一种游戏，“呼喊”本身是一种意义的创造过程，这种意义首先来自呼喊这一行为所产生的现实功效——“呼喊”是试图在“我”与特丽莎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从而交流传递信息。路边的人们认定“我”所进行的是这种以传递信息为目的的功利层面上的意义的创造，所以在看到“我”的呼喊并没有引起特丽莎的注意的时候，人们也加入了这个意义的建构过程，他们认为自己的功用在于扩大和加深这种呼喊的效果。他们进入了意义的建构过程，同时使得自己也成为有意义的，这种意义是由集体的呼喊所赋予的，人们的态度是投入的，默认的前提是——“我”确实在“呼喊”特丽莎，确实想引起特丽莎的注意。当“我”坦言并没有什么特丽莎，最初“我”的呼喊并没有明确的功利指向的时候，“呼喊”这一行为从一种现实意义的创造过程变成了游戏的虚拟过程，人们所着力去创造去坚持的那个目标也就失去了。意义被取消了，准确地说，是后来加入呼喊的人们所期望创造的那种意义被取消了。“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人们开始领悟了“呼喊”只是一个纯粹的游戏。但游戏既然已经被创造了出来，那就不是最初创造游戏的人所能全部操纵的了。“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有些人很顽固。”游戏被认真地坚持着，而那些坚持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游戏的本来面目，还在进行着想像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