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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的精神守望——读蔡逸君小说《蓝色的马》

作者：王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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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语)。这一论断看似简单化，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文艺创作的本质，即文艺创作的精神性特征。它决定了文艺创作不同于物质生产的机械化，而是经由创作主体的创造，在反映生活风貌的同时，总伴随着作家自我的苦苦求索。正因为如此，郁达夫才写出了《沉沦》，郭沫若写出了《漂流三部曲》，施蜇存写出了《梅雨之夕》等富于个性与追求的作品。台湾新生代作家蔡逸君的小说《蓝色的马》(载《名作欣赏》2003年第11期)又是对厨川白村论断的一种诠释。它以一名公务员乘列车的经历及遐思为线索，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近乎童话般的世界，在生活的具象与艺术的幻象间游弋，看似平常，实则于奇崛中见功力。它娓娓道出了人生之旅的困惑、无奈及精神守望。
　　小说主人公森作为一名上班族，正是我们每一位城市上班族中的一员。他得每天去挤拥挤的火车，去面对无数熟悉又陌生的眼光的挑剔。他劳累、无奈，只得在无尽的烦恼中驰骋自己的梦想。当一位穿蓝色丝绸裙的温柔女子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不免会想入非非，生发出奇妙的想象，他渴望摆脱枯燥的环境。他在列车上遭受的种种责难均可看作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压力，“那匹蓝色的马”则是这种压抑的“愿望(改装的)实现”(弗洛伊德语)。在这里，列车既象征着现代生活的节奏，又隐喻出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而“蓝色的马”则象征着新的生活契机，但它若隐若现，正是一种“苦闷的象征”。作家在小说中反复强调森的陌生感及他渴盼的“蓝色的马”，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将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与幻想中的诗意追求紧密连结在一起，给读者的二度创作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
　　哲学家基尔凯戈尔认为：“恐惧是自由的可能”。小说主人公森俨然一个边缘人，面对陌生女人、列车员，他畏怯，面对他们的责难，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当他走下站台，就显得更加孤立无助。“这一切都在证明，自己是多么大的一个谬误呢，多了一个或者少了一个他根本就不会有人关心，火车还是依照正常的节拍前进。只有像自己这样的糊涂虫才以为马会嘲笑，以为马有能耐颠覆世界……”这里渲染出森的绝望感。而当另一个穿蓝丝绸短裙的女子持票上车时，他又跟了上去，登上了列车。在无钱付车票的情况下，那名陌生女子居然替他付了。在与陌生女子的交往中，他找到了第三种陌生感：女子错将他认成了与她有过感情纠葛的另一名男人。这种被误解的痛苦，更多的则是对生存的迷茫感。当他再度登上列车时，连自己的公文包甚至连名字都记不清了。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一切都需要招领，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小说凸现了快节奏的生活表面潜隐的道德危机、法律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用了一千多字的篇幅描写森的游乐场之行。这是个梦境，陌生而又熟悉。游乐场全被小丑控制着，二十四小时开放。他想坐的旋转木马被游人砸乱，游乐场一片狼藉，他只得失望地离开，再次踏上了流浪的旅程。这也许正是台湾当代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小丑们在民主的幌子下上演着暴力的游戏，暗示出台湾社会严重的信仰危机。
　　“文学是对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性最完整而精确的陈述。”(来昂内尔·特里森)《蓝色的马》在有限的篇幅里，对当今社会人们普通的精神焦虑予以象征性的抒写。它对家园的呼唤，对美好人生的渴望具有了普遍的文化意义。因此，《蓝色的马》在对现实生活反省的层面上挖掘出了深刻的哲理意蕴。
　　此外，《蓝色的马》在艺术形式上也颇具特色。它虽然同施蜇存的《梅雨之夕》一样，写男人遭遇女人的故事，侧重对主人公的心理分析，反映出都市人的精神苦闷，但它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结构。它采取了一线串珠的结构，即由主人公的乘车经历将陌生女人的故事、游乐场事件等串连起来，故事中套故事，以故事推动小说主人公心理的变化，折射出现实世界的万象。最后，小说以火车瘫痪在黑暗中，主人公森微笑着走出死气沉沉的列车结束故事，给读者以浑然天成的感觉。如此说来，《蓝色的马》是一篇成功的“心理现实主义”(茅盾语)作品，它描述了一种“主观”的现实，以此观照后工业化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可谓切中要害，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