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藉习作以为评鉴

作者：张仲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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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古人诗话文评，于名篇佳什，往往只说如此方好，不如此则不好，却并不指示相当于读者水平的不佳之例，故读者终难悟入，其手眼亦难以提高。尝见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论及古人名篇句眼，曰：“取名章佳什，贴其句眼而试下一字，掩其关捩而试续一句，皆如代大匠齥而争出手也。当有自喜暗合者，或有自信突过者，要以自愧不如者居多。藉习作以为评鉴，亦体会此中甘苦之一法也。”(622页)这里所谓“藉习作以为评鉴”，是钱钟书先生长期涵咏体味古诗文的甘苦之言，同时也为我们指示了一种鉴赏文学作品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在钱钟书先生的著述中，此种评赏方式可谓屡见不鲜。如上引一段文字前后，评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钱先生说，假如“长勤”二字蠹蚀漫灭，补之者当谓是“不永”或“有尽”之类，以紧承上句之“无穷”。然而屈原“始终不明道人命之短，而隐示人生之‘哀’尚有大于命短者，余味曲包，少许胜多。”(《管锥编》622页)这样拟议以作比较，便可见出屈原修辞之精妙。
　　又如《宋诗选注》中评王禹翶《村行》“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二句，钱钟书先生评曰：
　　
　　按逻辑说来，“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诗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这样，“数峰无语”、“此山不语”才不是一句不消说得的废话。改用正面的说法，例如“数峰毕静”，就减削了意味，除非那种正面字眼强烈暗示山峰也有生命或心灵，像李商隐《楚宫》：“暮雨自归山悄悄”。有人说，秦观《满庭芳》：“凭栏久，疏烟淡日，寂寞下芜城”比不上张癉《离亭燕》词：“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也许正是这个缘故。
　　
　　在这一段评析文字中，钱钟书先生不仅从逻辑思维规律方面作了分析，而且拈出正面说法的“数峰毕静”与王禹翶诗中的“数峰无语”来作比较，从而使读者更加容易感知“无语”的含蕴丰厚的表现力。
　　同样采取这种“藉习作以为评鉴”方法的还有文章学家夏硏尊先生。他与叶圣陶先生合著的那本平实而多有体悟自得之言的《文章讲话》，称得上现代文章学著作中的经典之作。该书中常举古代名篇作为范文，但并不采用传统的评点方式，而是通过拟议变化来为初学者提供参照。初学写作者与名家之间毕竟有较大距离，有时会只觉其佳，而无从步趋。因此，夏、叶二位先生常采取名家写则如此，若我辈为之则又如何的参互比较方法。如书中说“文义的省略”一节，举归有光《项脊轩志》末段为例，但不是简单地引录原文，而是据一般人的手眼略作改动，其文字如下：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余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甚乐焉。)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盖余妻归宁时尝与诸小妹言及南阁子，诸小妹怪而问之，足见余妻之恋恋于斯室矣。)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恐引起悲怀，不敢复居此室，故任其坏也。)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庶几前尘影事，免萦余怀，可以安居。)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心与愿违，可叹也!)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睹物思人，曷胜悼伤。)
　　
　　文中括号内文字，均为夏、叶二先生代一般作手所拟。因为读者熟悉原文，又加括号以著明，故一望而知括号内文字为蛇足。否则一般人读之，恐怕还会觉得无可非议。这样把名家手笔与稚拙之句纳于一段文字之中，则高下立现，初学写作者亦自知写作时当如何反省检束。
　　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我常采用此种方法，每次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兹略举数例以概其余。如讲词的艺术个性时，先概括地讲，诗一般为齐言，词为杂言(长短句)；诗为单式句(三字尾)，词之句尾音节或奇或偶；诗一般偶句成章，词则可奇句成片。因此，诗呈现出整齐、对称、句法规整的建筑美，而词则呈现为参差错落、宛转流动的音乐美。光这样讲是不够的，因为学生只能得出大概的印象，而不够具体真切。于是，我以晏殊的名篇为例，把三句一段的《浣溪沙》改为四句一段：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流年不禁春蒢晚，)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新词谱就无人唱，)小园香径独徘徊。
　　
　　三句一片的《浣溪沙》，因为单句煞拍，孤零摇曳，别具一种韵味。如词学专家钟振振先生所言，其效果有如今之通俗文艺形式的“三句半”。若于每片各加一句，使奇句段成为偶句段，遂变流丽为方正，原来的韵味风致就不复存在了。又如李清照的名篇《一剪梅》，原词为：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假如一律改为七言句式，则风调迥异：
　　
　　红藕香残玉簟秋，罗裳轻解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上心头。
　　
　　改作于每片只删去一字，意思完全相同，但节奏韵味却改变了。原作为“七四四，七四四”节奏型，改作则成了《玉楼春》或七言诗，尽管词意依旧，但节奏一变，声情亦随之变化。读来轻快疏宕，原来的那种流丽顿挫、宛转缠绵的韵味就失去了。通过这样的拟例比较，学生就把抽象的诗词异同，化为具体感性的认识了。
　　又如讲韩愈的短文《马说》，先点明此文句句说马，实际意在讽喻现实，机杼结构，略同龚自珍《病梅馆记》。从渊源关系而言，似夺胎于《战国策》中的行人辞令。《战国策·楚策四》汗明曰：
　　
　　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沈跗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坂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蒣衣以幕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今仆之不肖，厄于州部，窟穴穷巷，沈氵夸 鄙俗之日久矣。君独无意湔拔仆也，使得为君高鸣屈于梁乎?
　　
　　又《战国策·燕策一》郭隗先生曰：
　　
　　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
　　
　　上引二则行人辞令，皆以马为喻，正意在后，表达方式颇类于诗之比兴。以此例之，韩愈《马说》于三节之后，本当有以下一段文字：
　　
　　今愈虽不敢自比骐骥，然自幼诵读孔孟之书，常欲匡时救国，致君尧舜。奈遭时不偶，沉屈下僚。不识当今之世，真有如伯乐者其人乎?
　　
　　从上引《战国策》文字来看，增加这一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读者根据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一层意思言外可见，所以韩愈不写为佳。尽管如此，这里以代拟增补的方式点明，对学生掌握文章结构，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