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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寓言札记三篇
作者：张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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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上最无私的奴才——和氏献璧
和氏在楚国的山中采得一块巨大的玉璞，就去献给楚厉王。厉王让宫中的玉工鉴定，玉工说：“是石头。”厉王把和氏当成骗子，砍了他的左脚。楚厉王死后，楚武王继位。和氏又把玉璞献给武王。武王让玉工鉴定，玉工说：“是石头。”武王又把和氏当成骗子，砍了他的右脚。楚武王死后，楚文王继位。和氏抱着这块玉璞在楚山之下恸哭，哭了三天三夜，哭光了眼泪，眼睛里流出了血。文王听说了此事，派人劝他道：“天下被国君砍去脚的人多了，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哭得这么伤心?”和氏说：“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我伤心的是，明明是宝玉却被说成是石头，明明是赤胆忠心的臣民，却被当成欺君的骗子——这才是我最伤心的事啊!”楚文王就让玉工琢磨这块玉璞，加工出了稀世罕见的宝玉，命名为“和氏之璧”。(《韩非子·和氏》)
《韩非子》五十五篇，其第十三专以《和氏》名篇，并且是全书中惟一一篇以人名命名的篇目，可见韩非对和氏故事的重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就以和氏自居。韩非开篇讲了这个寓言，随后在解说之时，特意把和氏与他推崇的法家先驱商鞅、吴起相提并论。商鞅向秦孝公献策，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吴起向楚悼王献策，楚悼王死后，吴起被碎尸。韩非认为，和氏、商鞅、吴起为了向帝王献宝而付出重大代价是值得的，应该无怨无悔。但韩非奉劝帝王要识宝，不要在献宝者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还不识宝。他倒不是为献宝者付出代价而感到痛心，而是为帝王因不识宝而错失了宝物而惋惜。结果他把《韩非子》一书当作宝贝献给秦王嬴政，自己却一天重用也没有得到，被师出同门的秦相李斯逼迫，服毒自杀于秦国监狱之中，付出了比和氏、商鞅、吴起更大的代价。他所献之宝《韩非子》，此后成为两千多年中国酷政的最高宝典，实际上却比茅坑中的石头还要臭，其卑鄙无耻、冷血无情，比世界政治学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还要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并不反对“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烈士精神，我更不反对为了达到目的而付出代价。问题在于你为之付出代价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付出代价乃至献出生命，那是值得的。而韩非提倡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不怕牺牲和不计代价，其目的却是为了纵容专制暴君逞其凶暴，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专制暴君纵其私欲。他要求帝王的所有臣民，要无条件地为帝王献身。
你看他多么轻描淡写：“天下被国君砍去脚的人多了，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哭得这么伤心?”被暴君砍去脚，在他眼里多么无足轻重!而他笔下的和氏回答得更妙：“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呜呼!只要君王能识宝，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么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今天高兴砍去一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一只的。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么忠心耿耿，只要君王知道我被砍脚纯属自愿，他想什么时候砍，就什么时候砍。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能够一直让君王砍着玩。我伤心的是，我已经没有第三只脚可以被砍，如果君王再想砍脚玩的时候，就不能万分荣幸地砍在我身上了。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的。为了被多砍两次，我宁愿自己是四只脚的猪狗、八只脚的螃蟹、一百只脚的蜈蚣。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而睡觉睡不安稳，那么我就万死莫赎了。我简直觉得自己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我为此五内俱焚、万箭穿心、肝肠寸断、痛不欲生，我忍不住要高呼口号：“打倒和氏!”
如此扭曲如此无以复加的受虐狂的内心独白，却被韩非当成了哀婉凄切、感天动地的忠心表白!由此我发现，奴隶如果非自愿，固然不是奴才。而奴才即便自愿，如果无才，还只能是自愿的奴隶。只有自愿而且有才的奴隶，才是真正不折不扣的奴才。以此观之，天纵奇才的韩非，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奴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才能的奴才。其才足以济恶，其辩足以饰非。
因此在韩非看来，奴才和氏以惊人的天才，罕见的巨眼，当众人乃至专家都不识宝玉的时候，发现了这是对君王有用的珍宝——这块宝玉后来到了秦始皇手里，秦亡后又成为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韩非虽然对此并不知情，但也足以看出他的“天才直觉”。韩非认为，世上的一切珍宝，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献给君王。韩非认为，世上的一切珍宝，其产权无可争议地属于君王。而并非珍宝的那些贱民，其生命、自由的产权属于君王，自然也毋庸置疑——两者历来被合称为“子女玉帛”，属帝王所有。在奴才看来，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隶；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隶了。所以，被君王无限眷顾地砍脚杀头，就是奴才的无上幸福。因为君王用对奴才的虐待暴行，宣布了他要这产权，宣布了他承认你是他的奴才，因此对于轮不到君王如此眷顾的其他奴隶来说，被砍脚杀头的奴才真是幸何如之，真是三生有幸的皇恩浩荡!所以和氏从未想过，可以把宝玉留着自己赏玩。韩非也从未想过，可以把自己的才能用于像庄子那样为自己思想。庄子的思想虽然未必全是真理，但庄子确实是在为自己思想。韩非的某些思想虽然很深刻，但他永远在为君王而思想。一个人当然不必一定要为自己思想，比如可以为人民而思想，但如果一个有思想家才能的人只为独夫民贼而思想，那么他就已经失去了思想家最重要的品格，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最高尊严。与韩非相比，庄子要自私得多，而韩非则无私得多。庄子考虑自己太多，而韩非考虑自己太少。但庄子的自私几乎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他为自己的自私辩护的时候，也同时在为天下所有人的同样的自私而辩护——而暴君正是要剥夺天下人的全部无害于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私，以满足他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自私。韩非的无私，全部是为了成全和纵容暴君的自私；韩非的无私，严重侵犯和践踏了天下万民的无害于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私。庄子主张的“自私”，如果推及一切人，这种“自私”谓之“自由”和“人权”。韩非主张的“无私”，如果推及君王以外的一切人，这种“无私”谓之“贱骨头”和“受虐狂”。当韩非把这种为暴君无私献身的受虐狂强加于人民时，他就成了丧心病狂的虐待狂。受虐狂自愿放弃自由，虐待狂则强行剥夺他人的自由。
仅就寓言才能而言，在先秦诸子中，韩非的才能仅次于庄子。韩非的寓言在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仅就表现技巧而言，质量也相当高，但如果从思想倾向和道德内涵而言，其价值只能落入最差之列。韩非是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最坏影响的先秦思想家，他是世上最无私的奴才。
二、为帝王代说丑话——龙有逆鳞
龙是万虫之王，当它温柔可爱的时候，人可以跟它亲昵游戏，甚至可以骑到他的背上去。但是龙的咽喉下面有尺把长的两条逆鳞，如果有人在与龙嬉戏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了这两条逆鳞，那么刚才还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龙，立刻就会翻脸杀人。(《韩非子·说难》)
韩非接着说：“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实际上整个寓言完全是韩非编出来的鬼话。他的目的，无非是为喜怒无常、动辄杀人的暴君提供貌似合理的辩护。从此，“逆鳞”一词就成了帝王专用，正如龙是帝王的专用图腾一样。“逆鳞”之说问世之后，暴君不论有无理由，都无须为自己的暴虐残忍作任何辩解，因为韩非早就“有言在先”了。逆鳞之用大矣哉!我愿意退一万步来假设，即便以暴君的逻辑确有杀人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否有必要“扩大化”到杀那么多人：诛三族、夷九族、连坐无辜；屠人城、灭人国、血流漂杵?是否有必要“无情打击”到用这些残酷手段：砍脚、挖眼、断舌、剜心、宫刑、抽筋、剥皮、炮烙、大辟、腰斩、车裂、凌迟?——姑列一打，恕不尽举。我相信，如果没有韩非的逆鳞之说，暴君决不至于杀得那么理直气壮，而暴君的刀下鬼也决不会自认命该如此!
我们现在看到的龙的形象，确有两条长长的龙须，逆向朝前伸出——大概这就是韩非说的逆鳞吧。不过并非韩非说的那样在咽喉之下，而是在龙鼻两旁，这更说明韩非是胡诌。但即便是这两条逆向的龙须，我也从未在韩非之前的龙图腾上看见过。所以我疑心中国人心目中的龙原本并没有什么逆鳞，是韩非在这个用心险恶的寓言中杜撰之后，御用画师才添上了这个令人憎恶的细节。我从来就不喜欢龙，而龙身上最令我反感的，就是这两条逆鳞。
即便逆向的龙须与韩非想像的逆鳞不同，但龙的形象的描绘者深知，自从韩非之后，任何忠告都会触犯帝王的逆鳞。哪怕并非逆耳的忠言，而是溜须的谗言谀词，但只要马屁拍得不完全到位，就算拍在马脚上；只要顺毛捋得不够舒服，就算抹到逆鳞上了。
有了“逆鳞”一说，被无辜残杀的中国人民历经两千年之久，从未想过暴君是否有权生杀予夺。在韩非之前，中国人的思想勇气并不亚于任何民族。但韩非的“天才创造”窒息了中国人的头脑，使他们的大好头颅除了供暴君随意砍杀之外别无他用。任何忠臣顺民无辜被杀，甚至因其无限愚忠和无限恭顺而被杀，也无怨无悔。所谓无怨无悔，本身就是一句奴才表忠心的话。也就是说，本该怨恨暴君对自己的暴虐，本该悔恨自己对暴君的愚忠，但现在暴君的刀下鬼们竟丝毫无怨无悔。如果说他们确有所怨，确有所悔，怨的只是自己为何如此不小心，竟触了逆鳞；悔的只是自己为何如此坏记性，竟忘了韩非的“忠告”。
韩非的忠告，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丑话说在前头”。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只有对他人的人性之善毫无信心，又对自己的人性之恶不思改进，才会丑话说在前头。丑话说在前头，对于听者是侮辱，对于言者是无耻。中国人第一次坐车，如果听别人说过是五元，于是不问价，到了地方车夫就收你十元，因为你没把丑话说在前头，所以心中窃喜的车夫把你当成了冤大头。要想不做冤大头，你就不得不学会丑话说在前头。习惯了丑话说在前头的民族，久而久之就不知其丑。中国人买一件自己想要的东西，必须装作不太想要，才能得到比较公道的价钱。装出不想要，是丑话说在前头的一种变体。反过来，如果车夫是老实人，说丑话的角色就颠倒了，他为了生计，不得不主动对坐车人把丑话说在前头，免得遇到流氓，到了地方你要价五元，他把眼一瞪说，大爷我坐这车从来只给三元，要五元你何不早说?所以丑话说在前头的都是弱者，像帝王这样的强梁者，无须自己把丑话说在前头，自有韩非这样的丑类代替他说。强梁者自己无须出丑，却能尽享丑类代说丑话之后的所有好处。久而久之，只要勇于无耻，任何丑话都敢说。而只要说过，丑话就变成了真理。“我早就说过……”是中国一切强词夺理者的开场白。没有人问问：即便说过，但此说是否有理，是否胡说?没有人想想：早就说过，是否即便无理也得照办?当然，作为变体，“别人早就说过”也成了有理的一种，“古人云”、“圣人曰”就是不独立思考的强词夺理者的口头禅。现在，“洋人说过”也有了同样的作用。古人之糟粕、洋人之滥调都一概照单全收。中国人读书大抵不是作为自己独立思考的辅助、参照和砥砺，而是为了收藏各种“别人说过”的护短武器备用。今天的护短需要“古人说过”的矛，就大舞其丈八蛇矛；明天的护短需要“洋人说过”的盾，就猛挥其方圆之盾。只求一时胜人之口，而从不在乎自相矛盾——连发明这一词语的韩非在内。
上文所说想买东西装出不想买，是丑话说在前头的一种，中国古人想当官而大张旗鼓地做隐士，也是一种对付有逆鳞的帝王的狡智。你丑话说在前头：要想食我之禄，就得小心逆鳞；我也丑话说在前头；并非我想做官，是你硬要请我出来做官的。到时候万一我不小心触犯了逆鳞，你大概不好意思翻脸吧!既然丑话都已说过，于是可以心照不宣。一旦达到心照不宣的程度，丑话也可以不必再说，而可以改说漂亮话，甚至打打哑谜，也可以起到丑话说在前头的作用。中国语言的奥妙就在此，有时候丑话可以说得比漂亮话还要动听。真正的好话，中国人是不肯说出来的，比如大多数中国人都羞于说“我爱你”——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比要他们的命还难。说丑话时，他们面不改色心不跳；表达善意时，他们却会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怯于表达善意，护短者谓之“含蓄”；勇于说出丑话，护短者不谓之“不含蓄”，却谓之“谦虚”。所以到任之始把丑话说在前头：“学生不才”、“兄弟没什么学问”，于是丑话倒成了佳话，而丑话的好处却分毫不少。做官一任，为害一方，拍拍屁股换个地方高升之时，内疚都没有，认错都不必。因为丑话早已说在了前头，后头只剩下一片肉麻的歌功颂德之声了——因此丑剧就永难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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