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道德距离与审美距离
作者：王力坚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近年来，南朝宫体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不少论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南朝宫体诗进行重新分析、探讨，试图作出更为合理的解读与诠释。其中“距离说”不失为一种颇有启发性的探讨途径，如Paul F.Rouzer指出：“(南朝宫体诗)在诗人与描写对象之间制造了一个审美距离(aesthetic distance)，使诗人可以纵情享受性爱的快感，而又不会干下情欲失控——真实生活的情欲和语言表达的情欲失控——的傻事。”1“这种方式在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便已得到体现，在此赋中，当诗人精心地描绘美女时，就宣明了他对女性魅力的自我制约。毋庸置疑，宋玉的赋是宫体诗色情描写的主要源头。更广泛地说，其影响还形成了汉赋赞美肉欲快感而又在结尾加以抨击，以及赋作家和宫体诗人皆热衷于物象描写的传统。”2Rouzer大体分析了南朝宫体诗中“审美距离”的制造及其渊源，但他没有辨明二者的不同——南朝宫体诗的“距离感”基本不露痕迹，而宋玉赋的“距离感”则借助“礼防”的明示。另外，他所强调的只是道德上的安全距离感(尽管他用了“审美的”字眼)，其实，在南朝宫体诗中，这种距离感，不仅表现为道德上的安全距离感，还更主要是表现为艺术上的审美距离感，从而使宫体诗在内容上不致于沦落至淫荡无度的深渊，在艺术形式上则获得较为“纯净”的审美娱乐感受。且以萧纲两首宫体诗为例分析：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钓落绮障，插捩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
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咏内人昼眠》)
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
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
翠被含鸳色，雕床镂象牙。
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
袖裁连璧锦，笺织细种花。
揽裤轻红出，回头双鬓斜。
懒眼时含笑，玉手乍攀花。
怀猜非后钓，密爱似前车。
足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
(《娈童》)
这两首诗可称得上是久负恶名的宫体诗代表作，直到今天，还被人严厉地批评为“淫靡笔墨”、“纯粹用一双色情眼光来观察现实生活”、“污秽的同性恋描写，真是不堪入目”3。这显然是侧重于道德标准的评价。那么，在艺术上，这两首诗是否也一无是处呢?
先看《咏内人昼眠》。该诗前八句细腻地描绘了一幅美人昼眠图：梦绽娇靥、鬟压落花、席印玉腕、汗浸红纱，可谓活色生香，艳光逼人，极富感观刺激性甚至是欲望挑逗性。但最后却再来两句表白：“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很显然，作者想用这表白造成一种道德上的安全距离——我并非玩倡，而是在伴守我“内人”。某些试图为南朝宫体诗平反的论者，正是据此称道：“不离不弃，常共厮守，又是何等的情专!”4其实，我们不必要煞费心机地强调作者“情专”，诗中的女性是“内人”还是“倡家”并不重要。平心而论，作者的表现重心并不在“情”，而在女性的外在形态美。诗中的女性也并没有呈现出鲜明的情感生命与独特个性，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极富感官美的客观存在。诗末二句虽然也造成一种道德上的安全距离感，但在艺术表现上，却是多余的“蛇足”之笔。因为前八句对女色的细腻描绘，已构成独立自足的客观审美造型，从而形成一种艺术上的审美距离感。也就是说，诗中的女性描写，一方面以其活色生香、艳光逼人而产生某种感官刺激性和挑逗性；一方面又以其局限于外在形态的客观性，而产生一种空间距离感与绝缘感，使诗中女色的诱惑得以缓弛。这就是该诗——也是一般宫体诗的美感张力所在。
再看《娈童》诗。作者欣赏、玩弄男色的生活态度确实是丑的、“不堪入目”的。但是，如果隐去“男色”的生活背景，我们能说这首诗的艺术表现不美吗?姣姝的容貌，华丽的服饰，回首鬓斜的倩影，懒眼含笑的媚态，玉手攀花的妍姿，再衬以羽帐、珠帘、翠被、雕床的环境气氛，难道不是美的表现?平心而论，“色”(无论是“男色”或“女色”)本身并不是淫秽的，只有将它置于淫秽的情境(或语境——就文学而言)中才会发生“淫秽”的质变；相反，从一般意义上说，“色”是事物美的外观，正如P.F.Rouzer所说：“在一个受限制的语境中，色可以指涉性的欲望(sexual passion)；在宽泛的意识中，色可归之于激发美感(sensuous)的事物外观。”5《娈童》诗的情境(语境)很难说是淫秽的，诗中的“男色”亦不应指涉性的欲望，而应该是相反——给人以美的感受。老实说，如果该诗的描写对象是女色，人们的抗拒心理绝不会那么强烈。偏偏作者表现的是男色美，这对今天的读者(尤其是东方人)，确实是难以接受的。近年来众多对宫体诗作重新评价的论者，仍然未敢涉及这类表现男色美的作品。但是，南朝宫体诗作者的观念，决定于当时的时代及他们的地位。自魏晋以来，不仅欣赏女性美色已成为时代风气：“目之所欲见者美色。”(《列子·扬朱》)“人情莫不爱红颜薄姿、轻体柔身。”(《抱朴子·辨问》)“娥眉岂同貌，而俱动于魄。”(江淹《杂诗三十首序》)就连男性本身也以女性美的装扮与表现为时尚：“资质端妍，衣服鲜丽”，(《宋书·徐湛之传》)“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氏家训·勉学》)。而在宫体诗人眼中，男色与女色都一样是美的物体，他们并不在乎这物体的性别，只是欣赏其外在形态美。如果用道德标准来要求，宫体诗人对女色与男色的态度都应该同样受批评；如果用艺术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应该厚此薄彼。《娈童》诗的男色，跟《咏内人昼眠》诗的女色一样，都是一种美的客观存在，作者并没有给他们注入情感的生命，只是对他们作一种纯客观的欣赏与审美，只是以他们作为表现美的媒体而创作出一种平面的图画美。从萧纲的《咏美人看画》诗，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南朝宫体诗人对图画美的追求：
殿上图神女，宫里出佳人。
可怜俱是画，谁能辨伪真?
分明净眉眼，一种细腰身。
所可持为异，长有好精神。
宫中的“佳人”与图中的“神女”，都十分可爱(“可怜”)，却“俱是画”!二者都是美的物体，难分彼此，“谁能辨伪真”!宫体诗人正是站在画外画的距离，把画外的“佳人”与画中的“神女”等同视之，都作为一样美的物体，加以欣赏与玩味，于是，宫中佳人的表现，也只能产生出一种图画式的纯视觉美感。Kang－i Sun Chang曾中肯地论述：“对于萧纲来说，诗歌是为艺术而艺术，并非为生活而艺术，他确信诗歌的功能是为了体现诗歌自身赖以生存的美学特质，这种观点就是要在诗中细致地展现一种绘画美。”通过对《咏美人看画》的分析，Kang－i进一步指出：“诗中的一切，旨在精切地描绘美的外观，创造一种矫揉造作的超然艺术……萧纲相信，绘画美体现了艺术的永恒价值，而现实生活中的美女存在只是昙花一现。”6
从今天的道德观念角度看，萧纲等宫体诗人只注重男女主人公之“色”，而漠视他们的独立人格与情感，无疑是应该严厉批判的。但我们也应该冷静地承认两点：一、宫体诗人的这种观念，是他们所处时代及地位决定的，合乎封建社会规范的现实存在。我们可以批判他们，却不能苛求他们；二、在对这类诗做艺术和美学探讨分析时，不宜以道德的标准取代艺术的标准。就艺术表现而言，上引二诗无疑是美的，这种美，不是内在的道德美、精神美，而是外在的形象美、画面美。7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宫体诗人抽去了描写对象的情感生命，只把他们当做一个纯客观的物件来观赏，反而能更注目对象的外在感官美。因此，他们的创作，只是刻意追求描写对象的外在美感造型，从而呈现出无情感生命流动，却极具形态美、感官美的画面。也就是说，萧纲等南朝宫体诗人在创作时，更多注意的是审美的距离而非道德的距离，通过审美的距离，观察、选择以及营造独具形态美与感官美的画面，以达到宫体诗唯美的创作目的。
1、2、5、“Watching the Voyeurs:Palace Poetry and the Yuefu of Wen Tingyun”,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Sponsoring Institutions:Indiana University,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ashington University),Vol.11,(Dec.，1989),P18.
3钟优民《中国诗歌史》[魏晋南北朝]，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345。
4刘启云《活色天香情意真·莫将“侧艳”贬词人》，见武汉《江汉论坛》1989，9，P75
6Kang－i Sun Chang,Six Dynasties Poetr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156
7此外，还具有声律美、语言美。这二者是宫体诗普遍的艺术特征，同时也是南朝诗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