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先学习，后创新

作者：黄维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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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首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第六首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杜甫：《戏为六绝句》
　　
　　杜甫是集大成式的诗人，他的《戏为六绝句》为中国文学史上论诗绝句的奠基之作。杜甫看到当时的人一方面贵古贱今，一方面又自以为是，深感不满，乃写了这组诗，题目是“戏为……”，其实诗圣写来非常严肃。《戏为六绝句》的前四首论诗人哂笑庾信和初唐四杰之非，后两首道出他“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兼收、集成的态度。
　　第五首说不要薄待今人，要爱古人；古人或今人的好诗句，我们都要接近(一说今人和古人的清词丽句是相接近的)。诗人杜甫自谓学习屈原和宋玉，要和他们并驾齐驱，而恐怕落在齐梁文学的后面。
　　第六首说很多哂笑庾信、初唐四杰等前贤的人，其实自己比不上这些前贤。然则，如果继承前人而有所表现，应以谁为继承的对象呢?杜甫认为应该分别真假、扬弃虚伪的(例如堆砌词藻的齐梁体)，而亲近《诗经》的《风》《雅》；应该多向好的作家学习，不限于一家，务使眼界开阔，集其大成。(杜甫虽然主张兼收并蓄，常常向各家借鉴，他还是有所选择的：“恐与齐梁作后尘”“别裁伪体”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思想)
　　杜甫《戏为六绝句》的精神，值得今天很多写新诗的人借镜。五四时期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不少新诗的提倡者大力推翻中国的古典诗，一切惟新惟西是尚。他们恨传统，一点也不“爱古人”。后来有识之士指出一切惟新惟西之不当，新诗人于是变得较为接近传统了。然而，有些新诗人在“爱古人”之际，却又“薄今人”起来。一些稍具诗才、却未谙诗艺的作者，写新诗的时候，自视甚高，不把六十多年来新诗园圃中的资深园艺家放在眼内，妄言艺术风格的独创，率意而为，弄得众芳芜秽，一片凌乱。
　　诚然，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是艺术家之大欲。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人人都可以创新，可以像喷泉那样喷跃不断地创新。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以撒·辛格(Issac Singer)，就曾谆谆告诫一些当代作家，不要盲目地追求所谓独创的风格。
　　如果每个作家都有独创的、个人的风格，那么，中外文学史上的作者问题根本就不会存在。《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些长篇小说的作者固不必论，莎剧的作者固不成问题，《生查子》(“去年元夜时”)的作者是男的欧阳修或是女的朱淑真，也不必劳动文学史家的考证了。所谓“文如其人”，所谓“风格独特”，往往只是神话而已。
　　作家经常在模仿：模仿自然、社会、人生，也模仿其他作家。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乃模仿而来，李商隐的《锦瑟》《无题》等等律诗也出于模仿。王勃模仿庾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李商隐模仿盛唐时由杜甫等奠定的律诗——包括句数、字数、平仄、押韵、对仗等形式上的要求。
　　未谙诗艺的新诗作者，其毛病大致可归纳为：极端个人、人称错杂、喧宾夺主、浮滥不实、乱铸新词、任意分行、蛮不讲理(详见拙著《香港文学初探》中《驯悍说》一文)。弊病基本上是艺术的、技巧的。数十年来，新诗虽然卓有成就，却也遭受不少诟病，例如本港《快报》国际新闻版曾有一则新闻标题是这样的：“英国皇室四个女人/百姓爱憎差别很大/老的被推崇·好比‘陈酒’/嫩的受恶评·惨过‘新诗’”。仅举此以见一斑。新诗受到这类侮辱，某些桀骜不驯的新诗作者，是要负责任的。为了减少受恶评，为了维护新诗的尊严，这些未谙诗艺的新诗作者，除了向中外名家“转益多师”之外，应该向今人中诗艺精湛的新诗大师学习。新诗的题材和主题，当然因作者而异，可享绝对自由。诗艺的规律、原则，却应受尊重。
　　有眼光、有标准的批评者，认定某些作家和作品为典范之后，就会建议初学者或未到家者，以这些作者或作品为学习的对象。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些模仿论，读中国文学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西方也多有此调。意大利的大诗人，且曾公然向他的同胞呼吁，模仿法国诗人，以“武士的英勇，爱情的热烈，和意志的方向”为写诗的主题。
　　千万不要误会我在提倡模仿。重复说一遍：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是艺术家的大欲。然而，对于初学者和未到家者，向大师学习是成功的必由之路。初学者和未到家者，必须认定并学习他们心目中的屈、宋，必须转益多师，先写出像样的作品，再探索个人的风格，向创新之境迈进。先学习，后创新!写诗如此，其他艺术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