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乡村文明．都市文明．姐妹情谊

作者：张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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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的故事从两个女人告别单身走入家庭的婚礼仪式开始。潘桃认为结婚不应大操大办，“什么事情搞到最火爆，就意味着已经到了顶峰，而结婚，只不过是女孩子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她绝不想在一时的火爆过去之后，用她的一生，来走她心情的下坡路。”所以她选择和丈夫到城里旅游独享幸福。“潘桃的朴素里，其实一点都不朴素，是另外一种张扬。它真正张扬了潘桃心中的自己。”
　　与潘桃截然不同的是李平的婚礼。这种来势汹涌的张扬，透着都市文明的气息，使打定主意的潘桃平静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使得她难以忽视成子媳妇的存在，她们的友谊以比拼开始，到沟通后惺惺相惜，再到以猜忌伤害而告终。
　　“宴席散去，热闹走远，真实的日子便大海落潮一样水落石出。作为这海滩上的拾贝者，成子媳妇有着充分的精神准备。她早知道，日子是有它的本来面目的，正是因为她知道日子有它的本来面目，才有意制造了昨天的隆重和热闹，让自己真正飘了一次，仙了一次。”在潘桃看来，“成子媳妇，外表很现代，性格却很传统，外表很城市，性格却很乡村，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但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渴望与众不同，“比美”把潘桃的生活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自命清高”的潘桃终于找到了对手。她的审美观念、时髦理念显然源自其有限的都市经验。她将自己打扮起来，注意起自己的举止，暗地里与李平竞争起来。她从村民的评价中获得压倒李平的快感，但同时也被大家窥破了心思。人们的比较像一股暗流悄悄拉近了二者的距离，推动着她们的交往。并且她们最重要的共通之处在于，在送走丈夫出外打工后，两人都面临着新婚离别的难耐的孤寂与不适应。
　　中国男性的时间意识是具有直线性、连续性的，像一棵事先栽种的幼树，终将长成参天大树。潘桃和李平的丈夫原先是走四方外出打工的民工，婚后仍是如此，并没有因为怕心爱的女人孤寂而改变生存方式，因为原始的农村经济无法满足新型农民的生存发展需求，种田致富难以与在建筑工地干活赚钱相匹敌的形势下，他们被大潮推动着，涌进城市寻找生存机遇。假如没有受到城市人口的歧视；没有饱尝严寒酷暑劳动的艰辛、包工头的欺诈、克扣以及夫妻分离之苦，他们的生活还算是幸福的，因为在他们的身后总还有甜蜜温馨的家园和一心一意的守候者。然而，对中国女性而言，时间存在着断裂性，断裂的根源是结婚。“在结婚之前，现在被不确定性所笼罩，被即将到来的断裂和迁移和一种对于没有连续性的生活的期待所笼罩。”1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婚姻，是传统社会指派给妇女的命运。”2婚姻赋予妇女貌似甜蜜的角色定位和合法的社会地位，却将女人拘囿于家庭这片狭小的天地中。青春期的女孩有很多梦想，而嫁入农村后，就要告别浪漫，跟乡村生活打成一片，要听公婆的话，习惯安身立命的日子。养鸡、喂猪、下地、收拾屋子、等待男人回家，这一切就是潘桃和李平所共同面临的生活实际。小说中农村社会的构成以家庭为构成单位，而家庭又始终是以男性为标志、为本位、为组织因素的。但女性对家庭是如此依赖，她们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实现于此。她们沉溺于一种男权意志控制下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然而由于接触了都市文明，以之为参照物，都市妇女相对自由舒适的生存境遇使她们从铁屋子打开的狭小天窗看到了外面的阳光，从而产生了“浮出历史地表”的本能欲望。具体说来，她们身上都有一股不肯向沉闷压抑、循规蹈矩的农村现实就范的“孩子气”。在潘桃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潘桃的母亲是村里受人敬重的优秀女人，因此她从小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宠爱，生活、爱情又可谓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什么挫折，亦没尝到做女人的艰辛和所付出的昂贵的牺牲。此时的她可爱、真诚而又那么稚气。而富有阅历的李平不同。沉浸在少女时代的美好梦幻中的她拥有青春和健康，希望通过走嫁人这条捷径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但对农村女性个体来说，以如此宝贵的资本换取与都市人平起平坐的生存平台的举动显得那么单纯薄弱，孤注一掷，充满了冒险意味。能够达成愿望的农村女子可谓少矣，李平在全身心的付出之后，收获的却是一文莫名和自暴自弃。在她看来，幸运的是丈夫成子拯救她出水火，给她带来了新生。因此她心甘情愿用所有的真情和热情回报成子。但是，“堕落”固然为传统伦理所不容，但“回归”稳定的婚姻家庭结构，实际上也意味着屈服于农村封建男权统治，继续认同男性意志对女性的奴役。她们的幸福祥和的生活都是以放弃原先的自由自立自足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为代价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的依附性是受压迫的基本方式，先于阶级、种族。而父权是横贯历史的结构，家庭是奴役妇女的场所。在靠丈夫挣钱独当一面的家庭中，往往不平等关系的狰狞面目和潜在危机被丈夫以温柔细语对妻子的呵护所掩盖。
　　在与潘桃的交往中，她们从相互嫉妒到惺惺相惜，当李平将自己不为人知晓的难以启齿的经历向潘桃和盘托出之后，同情与亲密使她们姐妹情谊的盟约更为巩固。很快表征为二人联袂抵御以婆婆姑婆为代表的农村陈腐惯性势力对她们的规约与压抑。作者名其曰“对浪漫的维护”，实为对自我个性的张扬，新型农村女青年要求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当家做主。不过在孙惠芬的笔下，这种个性的张扬显得空洞而琐碎，最激烈的斗争也不过就是争取在姐妹家留宿的权利。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农村传统舆论对妇女行为举止的禁锢，但同时也使这场斗争像带点凄凉的“过家家”。共同的斗争升华了她们的友谊。魏天真在《姐妹情谊如何可能》一文中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与人关系的本质是冲突，但这不等于人没有共在。共在是在“第三者”的注视下产生的。即使是两个正在激烈冲突的对话者，当视为异己的第三者突然出现时，她们就团结为一体了，产生某种同情乃至同谋的感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有在为着女性的共同利益而结集的场所，当有人闯入，否定其行为的合法性时，才会激发她们内心的一致感和并肩战斗的情谊，姐妹情谊才可能显现。李平的姑婆婆一语成谶，她们的友谊潜伏着危机。然而第三者介入阻拦的极端的场景在民主时代并不多见。通常的情形是，所有的关系只有在结束以后，在怀念之中才显出哀婉和温馨，当身处其中时，女性总是无法真正地实现相互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总是有许多误解、委屈、算计、愤恨。上冻的时节到了，男人们也该回来了。但欢乐的分配并不平衡，潘桃丈夫的归期要推迟两个月。丈夫和公公归家后，李平整日忙碌着，无暇顾及继续栽培与潘桃的友谊。新婚生活其实只是两个人的世界，姐妹情谊只是个体处于孤寂状态下的填充物。
　　李平的姑婆婆贪图小利，曾受骗上当的潘桃的婆婆于是与她势同水火。但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捍卫公婆对媳妇的权威，纠正媳妇的不是与不驯之处，姐妹情谊在她们身上竟然也奇迹般地体现了出来。潘桃的婆婆在李平回归家庭后及时对潘桃实行了攻心战。通过突出潘桃的长处，实际上达到了离间两个年轻女人之间的友谊的效果。婆婆的话加热了潜藏在潘桃心底的暗流，使其逐渐沸腾起来。女性的嫉妒、中伤他人的本能苏醒过来，“潘桃的眼中出现了冰凌一样刺眼的东西”，她突然说出了李平曾经做过三陪的秘密，当然这则爆炸性的消息风一般传遍了全村。然而这时，“潘桃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达到了心理上的某种补偿式的平衡。姐妹情谊内部的主体细胞彼此之间要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才能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当界于一方得意，一方失意的失衡状态下之时，往往会使姐妹情谊濒临分崩离析的危机。无情的打击很快降临到李平身上，丈夫的愤怒与疏离，村人的嫌弃与看热闹的态度，使李平陷入了愁苦孤傲的境地。然而，体验着丈夫归来的甜蜜的潘桃内心却感到了难言的不安。潘桃看似不经意的吐露，却暴露了她内心某种不平的心绪：其实在她的概念里，并不能完全接纳卖淫女，或许从她知晓内情的那一刻起，她们就并不能成为亲密无间的姐妹了。因为同情，因为共同抵抗第三者的“入侵”，掩盖了裂缝，发酵了情感。但实际上，由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境遇而引发的姐妹情谊已如明日黄花。潘桃在心底是鄙弃李平这段经历的，不再将其引为知己，而是视为“他者”。男权文化深深地决定并影响着妇女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价值标准。女人从母亲那儿习得世代相传的传统伦理观念和贞操观念，并自觉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准则。因为各种原因叛逆的女性将首先遭到女性群众本身的放逐。由于没受过良好的教育，缺乏知识，从城市经历汲取的现代文明经验又很有限，于是，当满怀敌意的婆婆露出体谅、称赞、和解的一面时，潘桃也就自动缴械了，放弃了处于蒙昧状态的女性意识，自动关闭了自己开拓的一方自由的乐土，回归到农村妇女世世代代宿命的生活轨道上：安守家庭，生儿育女。对李平来说，闺中密友背叛了她，疼爱她的丈夫对她大打出手；接纳她宠爱她的村人目光如剑，言语如刀，实在无可留恋，然而她仍选择了留下。基于强烈的要求被接纳的渴望，也由于缺乏独立生存的勇气，注定了她没有离去的自由。
　　当男人们又一次离家的时候，潘桃和李平的生活已经各自归于年长妇女的管辖之下。脱缰的野马被上了套，纳入了正轨。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华文化面前表现出一种强势文化特有的优越感，视其异类为“他者”，在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追求中遗忘“他者”，从而实现一种专制。当弱小女性面对强大的传统男性文化时，境遇可谓与此同。女性在求取解放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割裂的文化情状：要按历史传统的规约来束缚自己，不断迎合他者的立场与欲望，在对传统的不断质疑中，内在地将自己锁定在“被看”“被窥”的位置上。这是她们先在的摆脱不了的文化宿命。女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各自的生存处境并不尽相同，又很难具备相似的归属感。男权社会设立的价值体系及行为准则把女性置于各个不同的单元里，却限制她们作为一个性别显现共在的机会，同时，社会又总是不自觉地把个体的女性视为另类，力图将女性意识的萌发扼杀在摇篮中。女性无处不在，却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缺乏自主权和自立能力的女性个体的不安和恐惧无以名状。
　　从女性主义理论来看，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所建构的乌托邦，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无力防抗被菲勒斯文化主宰的世界压迫的实际，期望通过女性个体之间的团结以获得力量。从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来看，她们的团结并不是出于改变自身处境的迫切需要，而是连接以往生活、填充过渡时期的小插曲。她们以任性、不安分的方式对现实的抗争与改变的结果只是“死水微澜”，最终在上一辈女人的直接劝说与村里舆论的间接暗示下，最重要的是男人对他们来说毕竟还意味着全部世界，像迷途的调皮的孩子般被管教着乖乖地回了家。
　　这篇小说的叙事格局，与追寻母系历史的“母系寓言”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在小说中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在没有灯光的历史长廊中，那些幽暗朦胧、忽隐忽现的世世代代妇女的形象”。像潘桃的婆婆般的上一代女人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将“夫死从子”封建信条内化为内心的信仰。“其实潘桃的婆婆最了解自己，她憷的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是自己在儿子面前的无骨。”在那些寓言中，女性的个体晦暗不明，“她”最终被归纳为“她们”的象征，被符号化为母系链条中的一环。于是，女性在母系历史中的发展仅仅是相同命运的万变不离其宗的轮回，宿命意味异常浓厚。尽管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小插曲，农村女人比男人更少束缚，她们轻装上阵，也有更多个性发展的要求，于是都市文明成了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城市对她们充满强烈的诱惑，满足着她们的浪漫想象，填充着她们贫瘠无聊的精神生活。丈夫在小说中呈现出温和的影像，但当女性一旦露出僭越的马脚时，就显出了狰狞的面目。
　　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与都市工业文明的碰撞与激荡过程中，萌发女性意识的个体惟有自尊自爱，建立起自主自强的内心法则，克服长期被菲勒斯文化所束缚和固定所造成的自私偏狭才能实现同性之间的真正的理解尊重与呵护，姐妹情谊才有从女性主义理论虚妄的神坛走入凡俗的可能。
　　
　　1伊丽莎白·丁·克罗尔《排斥在天堂之外：性别与瞬间》，《性别与中国》，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