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怀旧、焦虑和隐忧

作者：火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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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的回忆仿佛总是与某一段音乐联系着：我们在听到一段熟悉的乐曲时，常常会突然神秘地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凝神之间便勾起一段过去的记忆；引起的对过去的追忆常常已经不仅仅是过去的经验，还掺进现在的感受，成为类似梦的东西，可以对它加以分析，探讨“过来人”的心思——音乐很可以成为我们回到过去的一个通道。
　　《一九八八年的背景音乐》是复杂的。之所以复杂，一部分是因为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多层的、纠缠在一起的；另一部分是因为作者使用的手法是“正话反说”——这都为理解本文主旨增添了困难。整体地看，它是一位已近中年的女人回忆一段对她来说有特殊意义的人生经验。文章名为“背景音乐”，音乐的确作了文章的主脉，上面散布着各式各色的叶和花果——隐约可见她从一个无人懂得的平凡女孩成长为一个少妇的过程，这里有对成长的渴望，又有对成长的恐惧……作者是这样自我描述的：“像所有少女一样，我正在成长，可是亦懂得了怀旧。我常常就哭了。”
　　作者回顾了那位小姑娘“我”——一个“长相平庸，成绩也不出众，整天精神涣散，身体处于游离状态”的、内向的、孤独的、不爱说话的“最无个性的学生”。虽然在一九八八年前后她的心理发生了变化，然而说到底，她是不能被人理解的：“枯燥，寡言，可是没有人知道在这张像被雨水淋湿的茫然呆滞的面孔下，曾有着多么敏感、耽于幻想的心。”这就是那个自己的过去。她好像外表被动，内心是躁动的，但是可悲的是她的火山熔岩总是冲不破她的那层硬壳，实际上她是渴望着冲破它的。同时，她不可阻挡地一年一年地成长，她从过去走来，现在已经感到不年轻了。如今她能做的就剩回忆了。
　　回忆联系着怀旧，这篇文章无疑带有明显的怀旧色彩。怀旧既是出于她个人的性格气质也是出于女人的独特敏感：她在少女时代就懂得怀旧，她说：“我喜欢的还有很多，老电影，老歌，分离的、来不及实现的爱情。我喜欢一切短暂的、来不及实现的东西，淡淡的伤怀的情绪，无边无际的，捉摸不定的。”她说：“我想我是伤感的。”伤感的人更易于体味到逝去的一切，并且会久久站在那儿看落日的余晖。怀旧常常是因为过去无法复得，而在那无法复得的过去里，却保留了自己珍贵的记忆，仿佛自己已经被撕去一部分丢在那里了；还有就是对现在的漫不经心的不满。她一直在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她就像童话中的睡美人，等待王子翩翩走近，用一吻唤醒自己的本心。但是不幸，王子久久没有出现，虽然一九八八年出现一些变化，将要出现一些振奋人心的东西，可是终于没有出现，时光就这样匆匆而过了——对于女人来说时光更其残酷，没有魔法可以使自己容颜不老，可以允许她等待希望等待的。她以伤感的语调说：“今年又长大了一岁。”而女人的许多东西都得趁青春焕发的时候去取得，不然就会永远失去。女人对时间有特殊的敏感，有着一种时不我待的忧虑。作者写作这篇文章时混合着两种心理动因：是等待和焦虑，归根到底是焦虑多些，因为她等待的东西离她越来越远，等待日益转化为焦虑。
　　认识到作者诉说岁月带来的烦恼和焦虑是容易的，解读这篇散文的困难之处在于其中的更深刻的“忧患”——那是关于“时代”的。谈论“时代”是从一九八八年的音乐背景里直接导出的，接着说下去自然少不了流于“大叙事”，可是作者却在这个紧要关头(文章的中间)以自我检讨的语气收束住，转去写个人生活和自我形象。作者以否定的语气鄙夷大叙事，仿佛是为了阻止人们做另外的解释，似乎只满足于抒发个人情怀，但是实际目的倒是相反，作者采取这等策略正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两者关系的注意，散文虽说是要抒胸臆的，可既然是说话，就不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能说的，不能说的，都得“说”出来，于是吞吞吐吐、正话反说、无中生有。把对社会发展的感想放到底层，上面盖上青春的伤逝和焦虑!这不过是障眼法，作者的手法之一是说反话，读者不能呆看，应当听其弦外音。如果只看文本表面，结论必定与抒怀者的本心南辕北辙。把个人的焦虑和时代的忧虑搅在一起，正是作者独特的“夹心酥糖式”的感情表现形式。
　　说到一九八八年，她立刻联想到崔健：“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音乐怎样响彻在一九八八年的中国上空，以至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整个一代人的成长，我至今也不甚明了。”但是她无疑是相信那实际的影响的。为什么作者大谈崔健呢?原因可以从她看重崔健的原因中窥见，崔健的形象对理解本文有意义，与文章有“互文性”关系。她说崔健敏感地表达出了当时的时代气氛：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渴望“从头再来”；还有就是她认识到崔健身上的反叛。“一个健康活泼的年代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难免的。而崔健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启蒙者。他是个急先锋，他手里扛着时代的旗帜，他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也许她对崔健的理解不一定正确，但是她个人的出发点。
　　作者通过回忆当时青年的情绪，缅怀了那个时代，告诉我们崔健并不是一个独异者：“青年人激动了”，因为他们能理解崔健。“从前，这一代孩子也是老实巴交的，听话，温良，顺从，如果时代不变迁，他们大抵是要读着马列主义长大的。可是这中间经过缓慢的成长，革命，旧思想的死与衰亡……一下子到了八十年代。”这是怎么样的一代人呢?他们“开始反思，批判”。他们正是在反叛的意义上理解崔健的，“是啊，谁都知道反叛能带来快感，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远离平庸——做一个思想者，做一个受伤的时代英雄。”于是，“暴阳，愤怒，迷茫，人文关怀，理想主义，政治波谱……这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这样一个时代，你只要发出一声异质的呐喊，你说你不明白，你有很多疑惑，你迷茫，这准不会有错。”她写的就是这样的时代!那个时代在她的记忆中是金光灿烂的，因为作者本人欣赏：“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作这世界惟我独在……”这样的歌词，因为它表达了她心中渴望的巨大的人的形象，这正是那时代明显特征。这是一个理想主义¹高涨，以为新的解决办法必能找到，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的时代，是五四后又一次思想解放时期。它的反叛是理想主义的。
　　一九八八年对她个人也是重要的：那一年“我开始和人交谈，有三五个好友，一起讨论人生，理想等方面的问题”。她说：“我常常皱着眉头，对人世我有自己的思考，我意识到了，心里很快乐。”说明一个年轻人正在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变得成熟起来；当然，作者并不是当时的先锋，因为心理实际上的不成熟，以及她所生活的小城地域方面的局限性，她仅仅处在边缘旁观了社会的变迁和人们心里的骚动。她“倚在廊柱上听着，微笑着”，“以为自己是心领神会的”。但是无论怎样隔膜，都不能否认社会氛围对处于成长期的她的影响——她赞叹崔健及其从者：“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一个大时代里的平民英雄，有着罕见的孤独豪情。”于是，“拥有豪情的人”的形象，成为小小心灵人格塑造的影像和范型。虽然她承认：那时“也只剩下豪情”，但是这不代表她一九八八年时的想法，而是她成熟后(特别是经过九十年代)回顾那份豪情时的感受；在那时，正是这份豪情鼓动着她，虽然她并不可能真正理解社会的奇妙的变化，却也对《让世界充满爱》的合唱心怀不同意见，对外界安排的“表演”感到不满。“我”表面上是“合作的”，但是在与别人合唱时“张着嘴，只是不发出声音”，实际上是不合作的。
　　回忆一九八八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不是没有意义的，在历史上，它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低潮期前的高潮时期。在那以后不久，过激的理想主义就受到一次重创，由此一蹶不振；国家转去发展经济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使理想主义失去了生根的土壤。后来虽然不断有意志坚强的人高举理想主义旗帜，却早已如江河之入大海，无法回头了。时代真的变了!如今在作者身上也留下了影响。她说：“我喜欢有用处的东西，物质的，看得见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一点上，我和八十年代是格格不入的。我也不以为自己属于八十年代，我在九十年代长大成人，形成了那个年代里所特有的重实利，自私，靡顿。有一些道德良知，要面子，做起事来优柔寡断。经过十年的狂躁发展，社会稳定了。虽也在向前走着，可是老实了许多。人不再是狂妄自大了。他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弱小，处事谨小慎微。”应该从两方面理解这一表述：一方面，作者的确认同了现在的现实，她不可能没有留下九十年代的印记，因为她是从那年代过来的。她说到八十年代时，说话有些吞吐：“我们权且不问他们为什么反叛，为什么迷茫、不快乐，就当是青春期的体力发泄吧。”作者提到崔健“知道病根在哪里……”，可是八十年代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呢?作者没有说——对“病根”讳莫如深(可能她也只是朦胧地感到，无从说吧)正是九十年代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在叙述了上面自己与八十年代无法割断的联系以后，再说这番话，无疑有了正话反说的意味，与她在精神的深层相通的是八十年代，而不是她生理成熟的时代——九十年代，作者也是在气质上充满理想主义内力的人，因此可以说她是生不逢时的。她并不希望时代的变化，但是她又明显无力挣脱时代对她的局限、影响，一方面她成熟了，很遗憾地“成熟”了，和时代一起，与现实妥协是能选择的惟一出路；另一方面，她又不甘于无理想的生活，希望有所作为，这使她陷入两难境地。在理想主义和实利主义之间，她是有所偏向的吧。以忧伤之笔写一九八八年，透露出的是一丝隐忧——她对时代的前途不无忧虑，希望有所改变。
　　为什么认为理想主义就比实利主义更优越，更有价值?好像作者也说不出，究竟是凭借启示，还是源于她的“忧伤”的气质?“忧伤”这个词是作者给我们的：“我不喜欢忧伤。我自己就是忧伤的。”这“忧伤”是伤感的深化，“我喜欢一切短暂的、来不及实现的东西，淡淡的伤怀的情绪，无边无际的，捉摸不定的。”作者最后对歌曲《小站》做了意味深长的阐发。听上去，似乎是对自己某处伤痛的感发，仿佛真的曾有过一个过客；可是所发感慨与歌词的内容太过相关了，让人不免又怀疑其中的个人经验成分，我们宁愿那是一种更高的哲理阐发。小站是有寓意的，是对一切错过的东西的伤怀，其中包括对一个也许会有成果的时代的伤怀。一九八八年未必不是作者心目中的“小站”，她与一个理想的时代告别了，就再也见不到了。忧伤——不能得到的一切：爱情、理想、新生活和各种美好的可能性，这正是她不能忘怀一九八八年的原因。
　　时代也许是可以回来的，而人将一去不返，这多少有些悲壮。她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力量再探讨真理的方向，对心中不灭的理想只好表露出隐隐的忧虑，眼看着它远去的背影黯然神伤。也许她也与我们一样，由于我们的渺小无法参透历史的用意，所以根本拿不准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泛滥开来后果会怎样²。作者把对社会发展的隐忧借女性叹息流年的方式表达出来，借助于“自我矛盾”的表述方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1.我所说的“理想主义”是特定内涵的。我借用这个词指思想解放时期(八十年代)的一种思想状态，与一般的理想主义相通，不过有它独特的表现：既承继着“过渡理想时代”的精神余续，又通过反思要与过去的贫乏决绝告别。充满理性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个人与集体和社会捆绑在一起，个人觉得自己有责任、有能力为社会做大事的精神状态。承继了五四的激进的政治态度，相信凭心中的理想可以改变外界并能使它向好的方向推进。要重新开创一个新的人的时代，人的感觉中还保留着神话中巨人的遗迹。总之，是与商品时代中人的渺小相对的。
　　2.她也承认：“我想这是对的，永常的人世恢复了它应有的面貌。”现实主义到底胜利了。缅怀过去，而不再理想化地决绝地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方式，放下强烈的批判态度，而是转化为隐隐的忧患，看来她真的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