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人性黑洞与历史隐喻

作者：王寰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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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性的阴影搬到前台曝光，通过“刑”的视角隐喻历史，韵律性语言的运用构成了《檀香刑》的叙事优势。莫言奉献给文坛的是一部凝重深邃、摇曳多姿、大俗大雅的艺术精品。
　　
　　一
　　
　　《檀香刑》的思想内涵复杂，深邃。显层次上，小说着力书写了一种酷刑——将死未死的封建王朝所拥有的古老、奇特、残酷的刑罚。其深层的用意却是在对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人性的痼疾进行解剖。在这部作品中展览了一系列酷刑，作为与檀香刑相辅相成而存在的还有：处死私卖皇帝七星鸟枪的太监小虫子的“阎王闩”；处死刺杀袁世凯的钱雄飞和据说是图财害命的妓女的凌迟；处死偷库银的库丁的腰斩；处死戊戌六君子的斩首等等。诸刑之中，檀香刑被作为最高级的刑罚而展示。作者为什么要展览这些血肉横飞、惨绝人寰的酷刑呢?无疑，这是一种艺术化的“审丑”，可又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审丑”。“审丑”不是作者的终极目的。许多读者不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恰是无法克服书中对酷刑逼真描写的文字所带来的心理反应。当我们跨越了这些心理抵触的因素后就会发现，隐于酷刑描写之后的更为有价值的思想内核——用常规的审美思维无法揭透的复杂的存在。我认为檀香刑本身就是一种主题性象征，书中的檀香刑不仅仅是一个语象，而是体现了一种精神内容 。檀香刑像是一个标志人性之恶的极限的符码，这个符码是人类文明史的派生之物。小说结尾处，会施檀香刑的惟一的刽子手不存在了，但并不等于与檀香刑相类似的人性黑暗的链条就被斩断了，也不等于人类目前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足以遏制檀香刑式的人类悲剧，悲剧也许还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演。不公正地判决一条生命的结束已是一种残忍，而为了一种强权的目的(政治的与外交的)人为地控制死亡的时间，展示死亡过程的极度痛苦，则是人类残忍行为中的残忍，在此人的残忍甚于兽。《檀香刑》在探测着人性恶的黑洞到底有多深!人性之恶还有更甚于此者的吗?如果还有，我们只能怪莫言先生对人性之恶的想像力还欠丰富，挖掘还不够深入了。另外，檀香刑与一个末代王朝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象征性关系，封建极权与人性之恶相交媾，生养出怪胎的社会，繁衍出怪胎的国民和那一系列被国民所鉴赏的怪异的酷刑。大清王朝不也正在受着檀香刑一样的酷刑吗?——它正在苟延残喘，慢慢地死去，檀香刑在展示受刑人的死亡过程与隐喻封建王朝的衰败过程中具有了双重的同构功能。知县钱丁的话可为证：“大清朝啊，你这摇摇欲坠的大厦，要倒你就趁早倒了吧，要亡就痛痛快快地亡了吧!何必这样不死不活、不阴不阳地硬撑着。”大清子民孙丙受檀香刑的痛苦情状与大清王朝的垂死挣扎的境况本质上没有二致。刽子手赵甲认为：刽子手“这行当，代表着朝廷的精气神儿”。杀人如麻的高级刽子手的这话 是有些道理的。一个国家的刑律是这个王朝精神面貌的体现，当刑律成了维护内部统治、博取列强欢心的工具时，再严酷的刑罚也只是施于王朝自身的刑罚了。这样，小说中的酷刑展览就成了透视王朝衰败进程的极为罕见独特的视角了。推而广之，当人类只有依靠残忍地铲除生命才能维持文明的秩序时，人类自身便在受着檀香刑式的刑罚了，人类文明的末日便将来临。也许，檀香刑作为一种刑罚方式根本就是作者的虚构，但它所象征的精神实质却至今不绝。《檀香刑》中展览酷刑的“审丑”的价值恰在于此。
　　漫长的杀人历史造就了刽子手赵甲的“敬业”和他杀人的高超技艺。赵甲把杀人当成了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艺术，他忠心耿耿地做着国家的杀人机器，赵甲是封建王朝造就的千古怪胎。赵甲对自己职业“崇高性”的认识、对王朝的忠心、对杀人的痴迷、对杀人历史的自夸、对杀人手艺的自负等等，都是一种极度的变态与愚昧，他所操持的是一种变态的技艺，这种技艺生成的土壤正是变态王朝的变态政治，古老民族变态的集体无意识，看客的变态的心理。赵甲认为行行出状元，他就是刽子手行当的状元，赵甲在杀人时把鸡血涂在脸上，认为自己那时就不是人了，其实不管他涂不涂鸡血他仍然是“人”——一个变态的怪物，杀人魔王，千古人肉宴席上的特级烹饪师。鲁迅先生早已明察的“吃人”的历史和看客心理在莫言笔下以一种极度的方式又一次得到艺术的体现。“北京的看客那可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看客。那天的活儿，师傅干得漂亮，那女人配合得也好。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大戏，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地哀号，既能刺激看客虚伪的同情心，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师傅说他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脔割着的美人身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的凄美表演。”这场戏的幕后导演正是人性的阴影(shadow)，这阴影是无数个体人格阴影的叠加物。
　　把杀人当成艺术钻研锤炼、把杀人当成戏看的国民是无望的国民。作者为刽子手赵甲安排了一个死于亲人手下的下场，末世王朝高级杀人机器毁灭了，这体现了作者终结这种“艺术”的愿望。檀香刑的看客已是带着愤怒的看客，猫腔班在刑台前的演出，是一种具有特别意味的反抗。当看客开始觉醒，这乌合之众中便开始蓄积巨大的能量，不论这些看客是戏子、叫花子，还是别的什么无足轻重、自生自灭的草民，他们的觉醒与力量是结束檀香刑的必要条件。小说的结尾处显然有作者对历史的带理想主义色彩的想象，这理想主义的色彩权且算是人类与人性黑洞斗法的一点星辉吧。
　　
　　二
　　
　　通过酷刑这一隐喻性视角，作者巧妙地展示了一系列末世王朝的矛盾与冲突。首先是民族矛盾。书中没有正面写列强攻入紫禁城，而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选取了高密人民抗德事件，以此来窥视这个已腐烂到五脏六腑的王朝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作者设计了孙丙的妻子、儿子被德国人杀害，进而聚众抗德的因果关系来体现弱国子民的命运，此乃艺术典型化的结果。从历史史实看，当时山东人民反抗德人修筑胶济铁路的行动并未真正上升到维护主权的高度认识，而是从修铁路挖坏了地气、破坏了风水、毁坏了祖坟等落后的思想意识出发自发地抗德的。维护国家主权与输入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史家头痛的问题。那个摇摇欲坠的末世王朝，变法不成，又缺少主动开放的气魄与资本，维护封建王朝拒斥西方文明与丧权辱国地接受西方文明，都不是好的选择，这道两难选择题还没做完，就出现了改朝换代。《檀香刑》对农民抗德中的落后意识有所反映，置于第一章眉娘浪语首页的猫腔《檀香刑·大悲调》中即唱道：“太阳一出红彤彤，(好似大火烧天东)胶州湾发来了德国的兵。(都是红毛绿眼睛)庄稼地里修铁道，扒了俺祖先的老坟茔。(真把人气煞也!)”第八章神坛中也写道：“祖先的坟墓就要被镇压，泄洪的水道就要被堵塞，千年的风水就要被破坏，割辫子索灵魂垫铁路的传说活灵活现，每个人的头颅都不安全。”我认为莫言写孙丙抗德动机的过程中，在强化复仇的因素的同时，却无意间弱化了落后意识对人物行动的支配作用，多少留下点遗憾。
　　小说中孙丙借义和拳之名抗德的过程，写得既夸张、荒诞，又真实、可信。夸张、荒诞感来自孙丙猫腔班主身份，这使其抗德行动像戏台上演出的程式化、虚拟化的戏，现实(真实)与戏曲(虚拟)撕扯不清。写孙丙二十天内练就卓绝轻功，征服众人，荒诞不经。孙丙宣称自己被岳王附体，悲壮中透着可笑与滑稽。但这些描写又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历史上的义和团实际上就是一个靠了宗教狂热与迷信来凝聚民众的具有神秘性的民间组织。孙丙发动组织的正义与愚昧纠结在一起的反抗所取得的胜利是极有限的，同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命运一样，孙丙的反抗只能以失败而告终，结局落实到一个“刑”字上。于是袁世凯与洋人商讨起处置大清国子民孙丙的方式，袁想腰斩孙丙，而克罗德却认为：“腰斩不好，让犯人死得太快，起不到震慑刁民的作用，他希望能有一种奇特而残酷的刑罚，让犯人极端痛苦但又短时间死不了。”他还希望让孙丙受刑后还能活到胶济铁路通车典礼之日。克罗德对袁世凯与钱丁说：“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抛去克罗德话中民族歧视的成分，他的话并非全无根据。人类酷刑史上，中国酷刑甚于西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文明中一向缺乏人道主义的精神要素，封建王朝在濒临灭亡之际，又常用极端的酷刑来维护它气数将尽的统治。最终袁与克罗德商定对孙丙施行檀香刑。檀香刑作为小说的核心所在，通过它反映了列强欺凌之下，大清王朝丧权辱国，对外屈膝对内屠杀的真实面目。弱国子民如孙丙者，受着帝国列强与大清统治者的双重宰割。
　　通过“刑”的隐喻视角，小说表现的又一矛盾层次发生在统治阶层内部。钱丁作为一个有些正义感的低级官吏，受着上至太后、皇上、袁世凯，下到受过太后、皇上接见的刽子手赵甲对他的压制。虽然他是曾国藩的外孙女婿，但曾大人已垮，他在别人眼中便无足轻重了，连刽子手赵甲也可借着皇上赐的一把椅子的力量让他给自己叩头，当死的东西成了权威的象征物，人的尊严便无处容身了。小小高密知县面对的是一个封建帝国的统治系统和外国列强的压制，他的为民请命只能是带着悲剧色彩的无用之功，况且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瞻前顾后、不愿轻易舍掉乌纱的封建官吏。可喜的是，他最终没有为大清王朝以身殉职，而是拼死终结了孙丙所受的檀香刑，打碎了德国人让孙丙受刑至胶济铁路开通典礼之时的美妙计划。钱的此举是悲壮的，但又实在是非常可怜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说好一点是结束了德国与朝廷合谋的计划，说差一点，不过是用一种速死替代了苟延残喘的缓死，又添上刽子手赵甲父子的死和他自己逃脱不掉的死的下场。这一连串的死亡背后是积重难返的文化痼疾、病入膏肓的极权制度、任人宰割的民族危难和死相的国民心态。钱丁的行为换不来一点与其理想相吻合的东西。钱丁软弱无力的反抗比孙丙的反抗又等而下之。反倒是民女孙眉娘的一刀既暂时救了情人钱丁，又结束了大清王朝最高级的、惟一会施行檀香刑的刽子手的生命，有一种决绝的气度，蕴涵了人性的良知(lunar conscience)。
　　也是通过“刑”的视角，小说暗写了统治阶层内部变法与守旧的斗争。这写了两场刑罚，一是处死戊戌六君子之刑，一是处死钱雄飞之刑。本来刽子手赵甲只管杀人，不管杀的对与否，杀人在他心目中就代表了国家法度，但他还是用把活儿做得漂亮来表达对被杀者(六君子)的敬意。不问便斩的六君子之刑，显示出封建王朝的法度只是个人意志的集中体现。小说通过钱雄飞受刑时的坚强表现，表达了维新派对屠杀六君子者的痛恨，展示了钱的英雄气概。这两场刑罚可视为对政治血腥性的象征；而处死小虫子的那场酷刑是封建帝制下王权神圣的象征；凌迟妓女的刑罚是国民心态的象征；檀香刑则是人性与历史的综合性象征。这几场刑罚之间实际上有着潜在的因果关系。宫中之刑是其他几场刑罚的制度根源，凌迟妓女的看客又构筑起酷刑“艺术”的精神土壤。没有代表专制的阎王闩，也就没有六君子的变法与斩首，没有六君子的斩首也就不会有钱雄飞被凌迟，如若变法成功，民族昌盛得以实现，也就不存在檀香刑了。
　　
　　三
　　
　　莫言先生深谙艺术的辩证法。《檀香刑》的叙事将沉重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悲剧的内涵与充满谐趣与韵律的戏曲的形式有机结合，让人在毛骨悚然的状态下不忘却笑的神经的存在；将血肉横飞的酷刑与寻死觅活的情爱故事相结合，血色与桃色相映成趣；把真实的历史事件与想象的历史人物进行了嫁接，虚拟叙事与现实叙事缠绕纠结，浑然一体，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完成一种充满理性思考的宏大的象征；将地道的汉语口语与琅琅上口的韵律化语言、地方戏曲对白杂糅，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鸿沟被巧妙地填平。
　　《檀香刑》的叙事角度值得注意。正如作者所言：“小说的凤头部和豹尾部每章的标题，都是叙事主人公说话的方式，如‘赵甲狂言’、‘钱丁恨声’、‘孙丙说戏’等等。”小说前后两部分，采用的是人物叙事的角度。通过人物的性格化描写，把他们的观察、感受、思考反映出来。人物叙事在莫言笔下运用得很灵活，如“眉娘浪语”一章内心独白的成分较重；“赵甲狂言”“孙丙说戏”两章讲故事的成分更多，而“小甲傻话”则颇具魔幻性，如梦如幻；“钱丁恨声”则是一篇省略了一方话语(知县夫人的话语)的对白等等。莫言最大限度地扩容了人物叙事的能量。以叙事人物为中心向四面八方伸开知、意、行、感、思的触角，围绕一个人物把与其有所勾连的故事、事件、人物、感受、心理、习俗、风尚、戏文、传说乃至历史有机地统摄于扩容后的人物叙事之下，使人物叙事涵括了巨大的信息量，既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人物叙事因受叙事者身份约束而造成的叙事局限，又使叙事充分口语化、声音化、音乐化。在莫言笔下，人物叙事兼备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的优长。如小甲本来被设定为半“傻”之人，但通过这小甲放歌一章的叙事，读者可以看出，他不但不傻而且绝顶聪明，否则他不可能有那样的观察力，正是这个“傻”字，使小甲在“小甲傻话”一章中产生了幻觉，看出了人与兽之间的切换，这是一种隐喻，而这隐喻成立的基础恰恰就在于小甲被设定的“傻”上，作者借一个“傻”字模糊了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的界限。
　　《檀香刑》在叙事时空的处理上匠心独运。小说依赖人物叙事的优势，在第一叙事时间与空间中加入了大量非第一叙事时空的内容，形成了在第一叙事时空框架内的时空的叠加。有时第一叙事时空像是一个虚设的支点，支撑着时空的自由转换，时间的现时与空间的此地性悄然隐退。莫言用纵横捭阖的笔，让时空成为他叙事的积木，半隐半现的叙事人物成了时空驾轻就熟的驭手。如“赵甲狂言”一章，第一叙事时间是县衙公人被赶走后等待知县到来这段时间，第一叙事空间是赵甲家中。而在此时空框架内，叙事时间则是：此时——咸丰十年——赵甲十岁时——赵甲十五岁时；空间转换则是：赵甲家中——宫中——刑部——高密——北京城——刑场——饭庄。至本章结束时叙事时空都没有归位到第一叙事时空，直至下一章第二节，叙事时空才回到此时此地。莫言的笔是狂放的，在这种叙事的狂欢之中，传统的叙事模式或被改造，或在不经意中被瓦解。
　　《檀香刑》叙事语言的音乐性令人叫绝。《檀香刑》有意追求戏曲化与韵律化的效果，正如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言：“这个小说更合适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韵律性语言在书中俯首皆是，无须举例说明。这种语言在当代小说中是少见的，它增强了作品的音乐感，为读者的阅读与接受配置了形式美的助力器，这种语言是作者对现代汉语、尤其是民间俚语节奏感多年体悟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