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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超越”的文化寓言
作者：潘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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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坛上，莫言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最为怪异的作家之一。
他的异乎寻常的怪异感觉，他的遍布于文字间的流腥溢血的丑恶意象，他的嗜好于抒写酷刑而令人难以理喻的坚毅神经，以及他的迷宫般的意象后面隐藏的独特话语及寓意……无一不向当代文坛的评论家们提出新的杀伐和挑战，令我们的评论及阐释力尽辞穷，捉襟见肘。
《檀香刑》的发表，似乎加深了这种危机。
我不得不反复思考这一问题：《檀香刑》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它的深层话语和寓意究竟何在?
我以为，《檀香刑》首先是一部文化小说。
《檀香刑》写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阴森惨悴的故事：一九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猫腔戏班班主孙丙因德国人公然调戏其妻，一怒失手打死一个德国人，被清政府判处极刑，并由刽子手赵甲执行了惨无人道的檀香刑(即用檀香木从肛门钉入而活活疼死)。因此，赵甲和孙丙就成了小说最主要的两个人物。前者是刑部大堂首席刽子手，擅长阎王闩、凌迟、檀香刑等各种刑法。小说由此以赵甲参与的六大行刑场面为主画面，以檀香刑为高潮。同时，小说每一章又以一段《猫腔·檀香刑》为卷首语，情节中又穿插了大量的猫腔戏文。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酷刑技术和戏文以及精通这两种技术文化的人物的命运，就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故事层面。酷刑技术衍示出的故事奠定了整部小说阴森惨烈的主基调，悲哀的戏文又张扬了小说浓郁的悲剧色彩和氛围。因此，从这种基本构成来看，把《檀香刑》定为一部文化小说，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檀香刑》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小说。无论从整体的情节设计上看，还是从细节描写上看，整部小说都充满了虚幻的假定性和神秘的隐喻性，充满着浓郁的象征意味和寓言色彩。单就人物设置上看，《檀香刑》就别具心裁：除去赵甲和孙丙外，《檀香刑》还设计了另外三个重要人物——孙丙的女儿，善烹狗肉的狗肉西施孙眉娘；赵甲的儿子，擅长杀猪的屠夫赵小甲(他和父亲共同参与了对孙丙的檀香刑)；还有长着一副美髯的五品知县钱丁。问题是，赵小甲与孙眉娘是夫妻关系，知县钱丁既是孙眉娘的干爹，又是孙眉娘的情夫。这样，给孙丙执行檀香刑的赵甲与孙丙之间就是亲家关系，赵小甲就是孙丙的女婿。于是，这别出心裁的复杂的人物关系也就有了另一层隐喻和寓言意味，读者可以从中得到丰富的多层次的感悟和启迪(这一点下文再展开论述)。再次，从细节描写来看，小说常常从人物的视角出发，以变异的感觉来描摹客体世界和主观感受：在赵小甲眼里，爹成了黑豹子，老婆成了大白蛇；在拳民们的眼里，德国兵变成了小猪和白狗；在知县钱丁的眼里，猫腔戏班的成员一个个变成了义猫载歌载舞……这些意象无不充满了隐喻和象征。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还充满了大量关于人的生理习性、生理行为的描写。这些描写，同样充满了隐喻和寓言意味。因此，我以为，从文本类型上看，《檀香刑》无疑是一部文化寓言。反之，我们也只有把《檀香刑》当做一部文化寓言来看，才能真正解读《檀香刑》的话语密码和它的深层蕴涵。
那么，《檀香刑》的深层蕴涵，或者说，《檀香刑》的寓言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以为，就是颠覆超越。
应该说，在当代文坛上，从表面看，莫言似乎是最无聊、最粗俗、最富于戏谑意味的作家。人的尊严，人的理性，人的至高无上的超越于自然的本质在他那里一概遭到漠视、反讽和戏谑。相反，血腥兽行、大便意象、人体器官、猪狗幻象……这些被传统艺术作品排斥于写作之外的东西，却成了莫言笔下反复描摹的对象，以至于许多所谓优雅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放弃了对莫言的阅读与崇拜。但是我以为，在莫言充满了溢恶倾向的写作后面，在莫言那些绝丑的意象后面，在莫言那些不忍卒读的残酷刑罚的后面，或许隐藏着当代文坛上一颗忧愤深广的心。莫言可能是当代文坛上最深刻、最痛苦、最悲悯，甚至最绝望的作家。这种深刻、痛苦、悲悯、绝望恰恰来自于他对人，对人性，对人类文明，对人的本质的深沉的审视和思考。
人究竟是什么?这几乎是莫言作品中最深沉的思想母题。
无论是西方文学界还是我国文学界，对人的思考和研究一直是文学作品的核心。这种探究始终是在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当西方处于人为物所累，人被异化的境地时，产生了《变形记》《毛猿》这样的作品，思考的是如何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当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的命运带来苦难，给中国人民的心灵带来创伤之时，产生了《班主任》《伤痕》《李顺大造屋》这样一些作品，探讨的是人民苦难命运的根源，揭示的是人们心灵的伤痕。我们考察东西方这些作品，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揭示人的异化命运或苦难命运，提出人应该怎样做(相反的一面就是人不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比如，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这就是人的一种“异化”。它控诉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文明社会)的罪恶，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使人变成了物，我们应该让人还原为人(人应该怎样做)。再比如，李顺大辛辛苦苦几十年也造不成一座屋，这是“左”倾路线造成的恶果，我们应该改革开放，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人应该怎样做)。但是，在思考、探究人的命运、人的本质的时候，有些思想家显得睿智，更成熟。“人应该怎样做”固然重要，“人是什么”亦很重要。因为前者恰恰是以后者为前提的。我们只有真正透彻地把握了“人是什么”之后，才能规范、界定“人应该怎样做”。在这一点上，弗罗姆的思考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他在《占有还是生存》中以非常钦敬的态度引用了德国教士埃克哈特的一段话：“人不必总去想应该做什么；他应该更多地去思考自己是什么。”这是多么透彻的感悟!这一段话恰恰使我们发现了莫言的价值所在。莫言对人的本质的思考的重点，恰恰不在于人应该做什么，而在于人是什么。他忠实地按照人的生存本相去写人，甚至不惜用戏谑或反讽的方法去写人，就是为了不让人在传统写作所具有的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等等“有色眼镜”的过滤下失真。莫言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总是尽可能用客观的，接近本真的状态向我们展示“人是什么”。
那么，莫言是怎样表现“人是什么”这一母题的呢?
在《檀香刑》中，莫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类技术文明的进步；2.人的理性和人性；3.人的生理属性。
1.人类技术文明的进步
《檀香刑》写了六大行刑场面。这其中用“阎王闩”处死太监“小虫子”，凌迟刺杀袁世凯的钱雄飞和给孙丙上檀香刑，是主要的三场。莫言冷峻地描写了这些行刑过程，有的甚至长达几十页。这些不忍卒读的章节，这些章节中片片被活剐下的人体器官，以及那种种令人悚然的刑具……无一不让我们触目惊心地想到一些问题：人究竟是什么?人类的技术进步又是什么?道理很简单，刑罚无疑也是一种技术。而且越精细，越残忍，越代表着技术的进步。弗罗姆曾经这样描述过人类企盼技术进步给自己带来福音：“技术可以使我们无所不能，科学可以使我们无所不知。于是，我们都成了神……”海德格尔甚至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祈望人类可以“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人类果真可以“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吗?莫言笔下的作为技术的刑罚，无疑摧毁了我们上述富于诗意的幻想。且不说钱雄飞是因为刺杀袁世凯而被凌迟，孙丙是因为反抗德国人调戏妻子而遭受檀香刑，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技术进步这一文明现象的嘲讽，单就这刑罚技术的残忍和血腥而言，无疑也是对技术进步这一所谓人类文明的颠覆。请看，在莫言笔下，有一段关于刽子手余姥姥和赵甲师徒二人对“小虫子”施行“阎王闩”刑的描写：
于是俺们师徒二人暗中使上了源源不断的力道，让那铁箍子一丝儿一丝儿地煞进了小虫子的脑壳。眼见着小虫子这个倒霉孩子的头就被勒成了一个卡腰葫芦……可惜了一对俊眼啊，那两只会说话的、能把大闺女小媳妇的魂儿勾走的眼睛，从“阎王闩”的洞眼里缓缓地鼓凸出来……噗嗤一声，小虫子的两个眼珠子，就悬挂在“阎王闩”上了……
请原谅笔者，因为我不忍心再引述对钱雄飞执行凌迟和对孙丙执行檀香刑的描写，以免破坏读者对本文的阅读兴趣。很显然，人类的技术进步让人触目惊心。小虫子充其量不过偷了万岁爷的七星鸟枪，就被人类发明的这种所谓先进无比的刑罚技术活活折磨死。这使我不禁想起罗伯特·路威的一段话：“火器射禽兽也射人类。君主立法以治国，也制刑以残民。”这真是一语中的!事实上，小虫子死于“阎王闩”，钱雄飞死于凌迟，孙丙死于檀香刑，说到底也仅仅是两三个人的消亡。但弗罗姆如此描述了人们对技术进步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的忧虑：“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不论是前种还是后种危险或两者一起，都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面对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存在现代高科技战争的危险，我们才感到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品味莫言小说中那些包含着人类技术进步的刑罚的象征意味时，我们就不感到它是多余的了。
2.人的理性与人性
《檀香刑》还写到了与行刑技术相关的那些刑具。这些想起来就令人阴森恐怖的刑具，是人类专门用来对付人类自己的。无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你有多少理由，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都不能不使我们对人的理性产生怀疑，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人性的辞典中是否还有“善”字。因为即使是动物间的相互屠戮，也绝不会如此残忍。那“阎王闩”从制造的标准到行刑的标准，就是要犯人“受罪”，“不得好死”，要“把执刑的过程延长，起码要延长到一个时辰，要让它比戏还好看”。那凌迟的技术标准是要受刑的人活挨五百刀，而且要刚好在最后一刀时毙命。那檀香刑更是要在人体内钉入檀香橛子后，让人活活地受几天几夜的罪，最后在痛苦中死去。这种种闻所未闻的酷刑以及人类专为屠戮同类而打造的精致刑具，使我们想起美国学者希尔斯的深刻论述：“物质器物是一个双重传统。它既是一个物质基础的传统，又是一个概念和信仰的传统。”是的，刑具是一种物质器物传统，同时又是概念和信仰的传统。而人，正是一种受精神支配的有信仰的动物。“人是这样奇怪的动物，他们对于无意义的音节都有积极的向性反应，他们为了他们所不能为自己或别人正确地规定意义的用大写字母的名词而生活、斗争和死亡。”(语见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正是有着这样的理性，这样的信仰的人类，打造着这样的刑具，屠戮着自己的同类。富有深意的是，莫言有意设置了行刑者和受刑者之间的种种亲属关系以及他们对这种关系的漠然。第十七章《小甲放歌》中，由赵甲和赵小甲父子二人为孙丙上檀香刑。这时候孙丙与赵甲是亲家关系，那么孙丙对赵小甲而言则是岳父。请看莫言对赵小甲临刑前旋开岳父裤子的一段描写：
俺疾步走到篓边，提出了方才杀鸡时使用过的那把小刀子，把岳父的裤子揪起，轻快地旋下一片，让岳父的半个屁股露出来。……
笔调是那么从容，那么冷漠，那么近于零度写作，却又那么令人触目惊心。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性!我们不难理解莫言设置这样的亲属关系以及描写人类这样相互屠戮的情节时所怀有的心境。也许用任何语言(诸如痛苦、悲凉、绝望之类)来描写这种心境都是苍白无力的。这真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境界。
3.人的生理属性
毋庸讳言，在当代文坛上，莫言又是最有兴趣描写人的生理属性的作家之一。但是，莫言几乎从不用欣赏人的生理美的眼光来描写人的生理属性。相反，他总是带着极大兴趣写人的生理上的种种丑陋与污浊。这一倾向，在《红高粱》中已初露端倪。近年来发表的《丰乳肥臀》《生蹼的祖先们》等作品中，莫言越来越毫无节制地描绘人的种种生理现象和生理习性。到了《檀香刑》中，人的生理习性、生理反应、生理器官，无一不成为莫言笔下肆虐的意象。我并不以为这是莫言故作矫情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恰恰相反，这些描写对我们深刻理解“人是什么”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卡西尔是最为关注“ 人是什么”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将人界定为“文化的动物”。如何理解这一命题?卡西尔有两段非常深刻而耐人寻味的话：“有些事物由于它们的微妙性和无限多样性，使得对之进行逻辑分析的一切尝试都会落空……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他又说：“‘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仿佛是为莫言的小说做了注脚。因为“人”在莫言的小说中不仅是以“非逻辑形式”的艺术形象出现的，而且反讽与戏谑的笔调又使“人”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种种“有色眼镜”的过滤，还原为本真状态(即有机整体)出现在我们面前(当然包括人的种种生理属性、生理行为)。在《檀香刑》中，有一段关于孙眉娘和五品知县钱丁之间爱情的绝妙描写，足以使我们深悟“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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