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典型情绪”：诗的生命线

作者：张国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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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对此诗的头两句，一般鉴赏者都从文学的描写功能着眼，认为是“写山河的雄伟壮丽”(《唐宋绝句析》第199页)，“对无比壮丽的河山的热情歌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第121页)，“北国风光，河山壮丽，……给人以清晰如画的印象”(秦牧：《艺海拾贝》第54页)，“我中华大地有如此壮丽河山，岂容铁蹄践踏”(《电大文科园地》1984年第12期第29页)……不一而足。对陆诗反复吟哦讽诵之后，我觉得以上评析，似乎大而不当，未中肯綮，不大符合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基本规律。
　　诗歌创作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外界某种刺激，引发了诗人的感兴和冲动，便形成一种诗的“典型情绪”，然后，诗人便以此作为“取景框”和“过滤器”状物绘景，叙事写人。也正因为如此，优秀诗歌才总是那么诗情澎湃，凝练动人。陆游这首绝句系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诗人退居故乡山阴(今浙江绍兴市)时所写。身居南国，自难通过直觉描写北方河山(黄河、华山)，而只能假托北方遗民的身份，听任“典型情绪”的支配，从而凭借审美想象去“托物起兴”(其实，诗题《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本身已暗暗透出此中消息)。“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弦外之音是：河再长总有止境(“入海”)，山再高自有终极(“摩天”)；而遗民盼望王师恢复中原，却邈无尽期(“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样，诗的头两句同后两句通过“起兴”和“反衬”就水乳交融地糅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更有力地显示出诗人盼望恢复祖国山河的焦灼心情，这就更加深了这一典型情绪的深度和浓度。而这种典型情绪正是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的闪耀，就中也包孕着对南宋小朝廷偏安妥协的严厉斥责。
　　其实，以山河起兴的诗篇，在中国诗苑中比比皆是。如湖南旧民歌中的《长工苦》：“岳麓山再高也有顶，湘江河再长也有源。惟有长工的苦水哟，吐不完呀吐不完!”咏物言情，浑然一体，何等凝练!与陆游这首七绝异曲而同工。《诗经·卫风·氓》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淇水虽宽总有它的岸，漯河再阔也有它的边)，以河流的“有岸有边”反喻弃妇愁思的没完没了。景物描写与典型情绪融为一体。陆游的诗句，也许从这里汲取了艺术的清泉。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作者描写山河，并不一定就是“歌颂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至少主观上不一定)，其间应该还有更为深层的信息和深广的意蕴，即前人所谓“言此意彼”，“诗外求诗”，“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可不是，屈原“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涉江》)，与其说是“描写祖国河山的壮丽”，不如说是诗人“忠而被谤，信而见尤”(《史记·屈原列传》)所产生的抑郁、忧伤心情的外化；李白“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与其说是“描写祖国山河”云云，也不如说是谪仙人不为权贵“摧眉折腰”那种孤高傲岸个性象征性的表现。再如陆游的《游山西村》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与其说是“描写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也不如说是诗人与农民亲密无间的交往中所产生的愉悦、惬意心情的折光反映。对此，著名学者、作家毛志成可谓别有会心。他说：“陆游再清廉，高规格的大宴总参加过几次，但这偏偏没有使他喝得吃得畅快淋漓；而农民请他赴宴，酒菜的质量自然逊色得多，他却产生了无比美妙的感觉，‘莫道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农民的朴实厚道，使他格外多喝了几口，那两句有名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大约写的是酒后的迷路吧。”(《关于“胃”的文章》载《湘泉之友》1997年5月30日第4版)酒醉微醺，最美妙、舒畅，还是写心情。是的，诗歌中不论是绘景、咏物、写人抑或是析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抒情，从美学特质上探寻便知：诗歌是抒情的艺术。黑格尔一语道破其间的奥秘：“诗是心灵创造的新世界。”(《美学》第二卷)由此推断：诗歌的艺术使命主要不在“写物”，而应是“写心”。诗歌，是诗人在典型环境中一种“典型情绪”的宣泄。
　　综上可知：“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这两句诗，在艺术手法上不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而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为了更强烈地抒发“典型情绪”)。也就是说，“描写祖国山河雄伟壮丽”云云，这样的鉴赏、评析，实质上是“执一隅之解”而“欲拟万端之变”，其结果就只能是“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而其症结乃在鉴赏中远离了诗的生命线：“典型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