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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通天塔”神话
作者：曾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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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督教文化的经典，《圣经·创世记》中有关“通天塔”故事，可谓人所皆知：挪亚的子孙们往东迁移到示那平原，“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于是，耶和华说：“看哪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其结果就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Babel)。而那座未建成的通天塔就是“巴别塔”。
几千年来，有关巴别塔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以后巴别塔又引申出许多众所周知的意义：譬如一切不可能建成的高塔和建筑；某些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或理想；以及某种声音或语言，乃至某一区域的混乱无序等等。巴别塔甚至成了“空中楼阁”或“混乱”的代名词。几千年后，一九二年，卡夫卡重写了这个故事，这便是他的小小说《城徽》。卡夫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重读经典、消解经典、重构经典，由此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和长久的思考。《城徽》不长，全文如下：
起初，在建巴别塔的时候，一切还算井井有条；的确，这项工程也许过于庞大，人们太多地考虑到向导、译员、工匠的住处以及道路联络，以至于忘了尚需从事数百年自由的劳动。当时甚至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无须多少时间，就可以很快地把塔建成；这种看法只要稍许加以夸大，人们定会吓得连地基也不去打。人们是这样陈述理由的：整个计划的核心，只是建造一座通天塔的念头。除了这个念头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个想法，一旦人们领会了他的重要意义，便再也不会打消掉；只要还有人类存在，也就会有将这座塔建造成功的强烈愿望。但是，就这一点而论，人们不必为未来而忧心忡忡，正相反，人类的知识与日俱增，建筑艺术已取得了进步，而且将继续取得进步，一百年之后，我们花一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也许在半年里就能完成，而且更好，更耐久。所以，干吗现在就竭尽全力，拼死拼活地干呢?要是能够希望在下一代人的时间里建成这座塔，这也许还有点意义。但是，这绝不可以指望。更容易让人想到的是，下一代人凭借他们完善的知识，会觉得上一代人的工作不好，会把已经建成的部分拆毁，以便重新开始。这样一些想法使得人心涣散，于是，人们更多地关心建造一座工人城市，而很少关心建塔。每个同乡组织都想占有最好的市区，于是发生了无休止的争吵，乃至发展到流血的战斗。这些战斗旷日持久；对于首领们来说，它们可是个新的论据：也因为缺乏必要的专注，建塔的事就得非常缓慢地进行，或者宁可在大家缔结和约之后才进行。但是，人们并没有把时间仅仅用在战斗上，在战斗的间歇，人们也去美化城市，这样，必然又诱发新的嫉妒和新的冲突。第一代人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往后几代的时间并没有好一些，只是伎俩不断得到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战斗的狂热也与日俱增。需要补充的是，第二代人或第三代人业已认识到建造通天塔的荒谬，但是，由于大家彼此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谁都不愿离开这座城市。
所有在这座城市里产生出来的传说和歌谣，都充满了对一个预言之日的渴望，到了那一天，这座城市将被一只巨大的拳头连续迅击五下而粉碎。所以，这座城市的市徽也是一只拳头。1(洪天富译)
卡夫卡主要从两个方面重写了圣经故事：首先，在圣经中是由于神的愤怒，才导致人间语言的混乱；而在卡夫卡那里，语言的混乱则不是因为神的惩罚，它原本就是人们工作的条件。在圣经中神对人类的傲慢和自以为是非常恼怒，人类竟敢和神一比高低，造一座通天塔，因此，神通过使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从而无法进行沟通和交流，于是通天塔只好半途而废；而在卡夫卡那里，人类在一起建造通天塔原本说的就不是一种语言，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需要翻译(interpreters)。并且，“当时甚至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无须多少时间，就可以很快地把塔建成”。
卡夫卡在小说的一开始就颠覆了圣经中巴别塔故事的基础：人类原初说的并非是一种语言，即亚当的语言，也就是上帝的语言。据圣经记载，语言起源于耶和华对各种事物的命名：“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亚当)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人类的语言由此诞生。由此看来，语言和事物的原初存在是自然的、和谐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并且是惟一的，这中间不存在偶然性和任意性。而卡夫卡首先抛弃的，就是这种陈腐的有关语言起源的理论。在他看来，多种语言并存原本是建造通天塔的前提条件。卡夫卡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语言的危机、语言的偶然性和任意性等问题，而这正是二十世纪欧洲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九一六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思想中最根本和最有启发性的思想，就是将现实世界和语言世界基本上分离开来，他将语言符号划分为“能指”(声音书写记号)和“所指”(观念和意义)，而能指和所指的联系完全是任意的，当然，这种“任意的联系”一旦成为集体习惯或约定俗成后，就不再是完全任意的了。所以，索绪尔说：“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2索绪尔在这模糊不清、浑然一片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终于找到了某种联系，划定了某种界限，确立了某种意义。
索绪尔指出了语言符号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但他同时认为，这种偶然性和任意性一经确立，也就具备了某种规则和意义。但是，以后的语言学家们比索绪尔走得更远。他们将索绪尔那里原本就不大牢靠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彻底粉碎、颠覆，他们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完全是人为的，语言的“意义”完全由符号的差异和关系所决定。阐释语言系统中语言符号的意义，其实就是以新的能指符号取代有待阐释的能指符号的过程，是由一个“能指”滑入另一个“能指”的永无止境的倒退。“我们原以为是所指的东西，即原来在某个层次上对于某一类能指来说确实是所指的东西，却在一种无穷退行中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层次上对于更底层次的所指来说的指意系统。”3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所指代的实物实际上是永远不在场，也就是说，“能指”永远被限制在一个语言符号之内，永远不能触及所喻指的实体。
卡夫卡否定了最初的、惟一的语言，承认语言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但他并不否认语言交流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最初建造通天塔时，太多地考虑了译员，因此“一切还算井井有条”。卡夫卡的这一思想同索绪尔非常相似，而与后现代主义语言观却相去甚远。
其次，卡夫卡对圣经故事的改写体现在他转移了故事的重心和焦点。在圣经故事中，中心问题是多种语言产生的渊源问题，而在卡夫卡那里则成了城市是如何建成的问题。所谓通天塔，它几乎都还没有开始建造，它仅仅只是一个“念头”。“除了这个念头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而在这个念头之上，他们已经开始建造一座工人城市，“人们更多地关心建造一座工人城市，而很少关心建塔”。最后，确确实实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是一个向四周蔓延的新兴城市，而那座通天塔则永远停留在人们的“念头”之中。
随后城市引发争吵、引起战斗。“每个同乡组织(nationality，应译作“民族”)都想占有最好的市区，于是发生了无休止的争吵，乃至发展到流血的战斗。”并且，这种战斗会一代代延续下去，“战斗的狂热也与日俱增”。人们已经认识到建塔的荒谬，但他们彼此之间已不能分离。在这里，争端并非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是起源于上帝的惩罚，而成了多民族密集杂居的自然结果。在圣经中多种语言起源的神话，在卡夫卡那里变成了这座新兴城市将被“一只巨大的拳头连续迅击五下而粉碎”的神话。古老的神话变成了现实的寓言，因为早在卡夫卡写作这篇小小说的前一年，即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奥匈帝国已经被分裂为五个新的国家：波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奥匈帝国终于被 一只巨大的拳头击碎，一分为五。
卡夫卡亲历了奥匈帝国的统治以及这一帝国的灭亡，他对语言的意义和价值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和认识。卡夫卡生活的奥匈帝国，其实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既不是奥地利人，也不是匈牙利人，而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路德尼斯人、斯洛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波兰人。早在一七七四年帝国主义就颁布了基本教育法案，其目的在于解决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同化问题，因为语言的分裂会导致政治的分裂以及管理上的问题。这样一来，所有的小学都规定德语为必修课，并将德语指令为中学以上的惟一教学用语。同时，在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所有的商务活动中也都采用德语，这一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强迫所有少数民族德语化。于是，少数民族语言便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语言的灭绝便意味着民族的消亡。因此，保存民族语言成了各少数民族的首要任务。
在诸多的对抗中，最根本的语言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学校里。“捷克孩子属于捷克学校”，它成了捷克民族主义者和反对中央政府的领导者的战斗口号和行动纲领。与此同时，犹太人也又一次面临两难境地：是与德语同化，还是继续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从整个中世纪到十八世纪，犹太人一直忍受着被隔离的屈辱。但是，除了反犹太法案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外，犹太教传统一直在建构一种完整的生活，即在他们与基督教周边环境之间筑起一道清晰的分界线。只要犹太人还存在着，只要他们完整地保存他们的宗教传统，并将这种传统一代代传续下去，那么，不屈不挠地对年轻人进行犹太式教育就一直是犹太团体最关切的问题。这种教育涵盖了一切正式的场合，从最小的孩童时代开始，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贯穿于他的一生，识字是作为真正的犹太人的一个方面，而最小的要求是参加宗教仪式。在传统观念上，一个男人如果连犹太法典都不能阅读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
但是，面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面对城市化、工业化的大潮，犹太传统的力量毕竟是脆弱的。当时的统治者也认识到，如果广大的犹太人没有德国化，或与别的什么民族同化，那么，他们也就不会最有效地脱离他们的过去，他们的传统以及他们的语言。因此，哈布斯堡王朝出台了一套有关的政策和法令，强化和突出了德语在奥匈帝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到了卡夫卡出生的那个年代，至少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德语已经完全替代了意第绪语，这使得捷克人有充分的理由更加激烈地反对犹太人，而犹太人在缺乏选择的情况下越来越倾向于认同德国少数人的政治和文化，但这并不是一种平等的接受。
一八八九年卡夫卡就是在这种语言背景下走进了布拉格的德语小学。这是一所被四周捷克语包围着的学校。十九世纪末，随着捷克人口的迅速增长，布拉格说德语的少数人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从一八八年第一次语言普查的百分之十四点六，到一八八九年，即卡夫卡上学的头一年便下降成百分之十三点六。那时这个城市的总人口是三十万零三千；其中四万一千四百人将德语作为他们主要的第一语言(到了一九一○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百分之七点三，或者说从总人口的四十四万二千下降到了三万二千)。
在文化上无根的犹太中产阶级，除了认同捷克语或德语外，别无选择。一八八○年的第一次语言普查，事实上不亚于一次面对公众督查的信仰表白，这同时也表现出这种两难处境。对这一问题的最初反应是，在波希米亚的犹太人中只有三分之一将捷克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而十年之后，便上升到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布拉格的情况也显然如此。一八九○年，城里大约二万五千犹太人中有四分之一——这个数字一直稳定地保持到了一九三九年年底——在家里也只讲捷克语；而到了本世纪初，捷克语已经正式成为布拉格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犹太人的主要语言。
在卡夫卡的时代，这便是争取语言权力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争取语言的平等地位，而是为了取得捷克语在波希米亚的优先地位，这引发了捷克语与德语最为严峻的冲突。一八九一年布拉格街道上的德语标志都换成了捷克语的，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却有着广泛的情感上的意义。一八九七年，“十二月风暴”在布拉格爆发，一场反德国的新语言法运动变成了三天的反犹太人暴乱。尽管灾难巨大，但却没有资料记载；根据以后发生的事来看，这些还只能算作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警报，而算不上真正强劲的飓风。然而，对于犹太人的自尊、他们的市民意识，以及他们与捷克人的关系而言，这场灾难都是巨大的。很难想象，这场灾难在高度敏感、充满负罪感的卡夫卡身上没有留下什么印记。他从来就不属于任何抽象的社会或政治的一代，所有对他的触动都是触动了他的个性。几天来暴徒横扫城里的每一条街道，袭击每一个他们认为是“肮脏的犹太佬”的人，这一定使卡夫卡注意到他那难以消除的身份。一八九八年由巴德尼总理颁布的语言标准化法令，给予了捷克语和德语同等的地位，这引起了一场流血的动乱。为了平息动乱，皇帝不得已对巴德尼施行了火刑，并废除了新法。一九一九年，当卡夫卡病休后回保险公司上班时，公司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特别引起卡夫卡注意的就是，公司一切正式场合都不再使用德语，而改用捷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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