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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辛词二首

作者：龚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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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恐美人之迟暮伤灵修之数化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辛弃疾此词借美人迟暮和遭妒被弃的不幸境遇，来暗喻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
　　我们知道，辛弃疾生活的时代，正是宋王朝腐朽积弱半壁河山沦入敌手的时代。辛弃疾是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辛弃疾二十二岁时，便在沦陷区的老家济南啸众起义，抗击金兵。二十三岁时，胆敢率五十骑，冲入五万金兵把守的敌营，活捉叛徒张国安，押赴江南处决。这事曾轰动朝野，连皇帝也“一见三叹息”。二十六岁，他进奏《美芹十论》；三十一岁，又作《九议》。这些奏议对当时的敌我形势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一些符合时宜的抗敌复国的主张。辛弃疾三十三岁时出知滁州，这里地处抗金前线，受金侵略者蹂躏“最酷”，“地僻而贫”(周信道《奠枕楼记》)，但经他半年的精心治理，竟很快就变成一个“面城邑之清明，俯闾阎之繁夥，荒陋之气一洗而空”(崔敦礼《宫教集》，代严子文作《滁州奠枕楼记》)的新滁州。辛弃疾确是一个“有文武材”的“伟人”(同上)。有人把他比作谢安石。难怪右丞相叶衡也称赞他“慷慨有大略”，而“力荐”与朝(《宋史·辛弃疾传》)。
　　但南宋最高统治者却未能真正认识辛弃疾的才能而加以大胆擢用。从二十三岁(绍兴三十二年，公元一一六二年)南渡以来，到写这首《摸鱼儿》时的四十岁，已经历了十七个春秋，但他还只能充当一般的地方官吏，而不能到抗敌前线去指挥作战，或留在朝廷上参与军国大事。而且对他的调动还格外频繁，十七年间换了十二个地方，使他的才能难于发挥。眼看自己已进入不惑之年，怎么能不感慨万分呢!所以，对这次仍无任何升迁迹象的调动——由湖北转运副使移任湖南转运副使——中，他的愁绪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从而写下这首千古传颂、感人至深的佳作《摸鱼儿》。
　　词首句兀突而起，激切不平，蕴涵着丰富的内容：“更能消、几番风雨?”消，经得住；更能消?还能经得住?全句意思：还能经得住几番风雨?也即再也受不起几番风雨的摧残了!这里的“风雨”，从字面上讲，是摧残众花的自然界的风雨，实指催赶岁月匆匆流逝的风雨，消磨摧残美人政治生命的风雨。而且这两者又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从这句可以看出，这位美人已经受过多次政治风雨的袭击，身心已受到严重的创伤。有人认为这句是肯定句式，解为：“如此风雨残春，经过已多，还能消受几次。”(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我看不妥，因为如果这样，这位美人就不当“惜春”了。我以为，这是一个反诘疑问句。清陈廷焯说：“起处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白雨斋词话》)说得很中肯。
　　词接着写道：“匆匆春又归去。”写的是眼前实况，是诱发前一句所写的美人感叹的因由。“匆匆”这个形容词重叠，道出了这位美人万般无奈无能为力的特殊心理状态，很形象，很深刻。
　　“惜春长怕花开早”，“惜春”两字点出这片词的主旨。正因为“惜春”，所以“长怕花开早”，因为花开得早，也就春早到，春当然也就要早归去。“长”者，“常”也，见出美人对年复一年，岁月流逝，一直耿耿于怀，万分痛惜，而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触景生情。这正于句首“几番”相呼应。“何况落红无数”，这句既是即目，也是追忆。“花开早”已叫人“怕”，更何况“落红”，而且又是“无数”的“落红”。春色匆匆将逝，美人心情也随之愈加沉重。“春且住”，这是美人悲伤至极喊出的心声，表现的情绪不可谓不激烈，但却又软弱无力，显系虚张声势。不信请看下句：“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这算什么留春理由?这不正充分暴露了她那无可奈何幼稚可笑的神貌?!但也惟其如此，才使人们感到迟暮美人的可怜和可爱。前人评这句词是“痴语”、“情语”，可谓入木三分，洞察入微。又有人解释：“无归路”是指春溜走了，春草遮断了春的归路，春是回不来了。这样理解显然不对。这句是美人留春的话，意即你的归路已被春草挡住，无路可走，不要走吧。此处的“归路”，与第二句“归去”，是同一个含义。人们可能会问：前面说“春又归去”，这里又说“无归路”，不是矛盾吗?是的，是矛盾，但这是美人心理矛盾的反映，是美人“惜春”惜得深、惜得发痴的表现。
　　正因她想留春，也以为能留下春，所以要同春对话。但春不语，她因而生怨：“怨春不语”。这个“怨”，怨得神态毕现，见出美人无可奈何。“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对此句理解也颇多歧异，或以为喻小人(“指张俊、秦桧一流人”)当道；或以为指少数爱国志士在力挽颓势；或以为影射南宋小王朝的残败局面。这些理解都可以，都讲得通，古人有所谓“诗无达诂”!但这样理解似乎有些牵强。我以为，此处只是表现美人在留春留不住，春匆匆归去后而产生的空虚寂寞的心境罢了。在美人眼里，春归去后，大地显得空空荡荡，毫无生气，惟有几只蜘蛛在忙碌地织网而已。这几只蜘蛛的出现，更有效地衬出大地的寂寞。这种表现手法在古代诗词里运用得很普遍，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间桂花落”)，写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物声响，正为衬托春山的幽深寂静。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词上半片只是抒写美人因年龄渐大而惜春，因惜春而想留春，因留春不得而怨春，其意实如屈原所倾诉的“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这里的美人，当然是作者借以自比。有人说“以风雨飘摇象征国事的危急”等等联想也属牵强。
　　词的下片所要表现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用屈原《离骚》的一句诗来概括，即所谓“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伤灵修之数化”。这一点与上片有联系，也有区别，有递进，但归根结底，遭妒被弃却是产生惜春心理的根本原因。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指陈皇后失宠后，被打入长门宫，武帝曾与她约定好日子相会，但后又爽约。这是作者编造的故事，历史上无此记载。“蛾眉曾有人妒”，作者以为陈皇后失宠是由于人家的嫉妒。这点也是纯属编造。根据《史记·外戚世家》《汉书·外戚列传》《文选·长门赋序》记载，倒是陈皇后实实在在地嫉妒卫夫人，而不是她遭到人家的嫉妒。作者这样写，无非是编造一个陈皇后之失宠的原因，但现在很多注本都顺着作者的编造作注，这就不妥当了。诗词的注释，起码要给读者一点真实的历史知识。“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文选·长门赋序》说，陈皇后被弃后，“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相如替她写赋“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陈皇后有无向相如买赋，不得而知，但“陈皇后复得幸”，却纯系子虚乌有之事，所以辛词说，陈皇后纵使花费千金买赋，又有什么用呢，愁闷悲思向谁诉说?但现在许多注家却又不据辛词作注，而专信《文选》之说，以致弄得这两句词磗格不通。因为陈皇后如果“复得亲幸”，就不存在“脉脉此情谁诉”的问题，她尽可以向武帝倾诉去嘛!这里作者当然又以陈皇后的被弃，以喻自己所遭受的排斥和闲置。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君”指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和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两人均妙歌舞，并得幸，但后又都不得善终：杨玉环被缢于马嵬，赵飞燕自杀于被废。这两人又都以善妒著称。作者在这里借她们俩的可悲结局以警告那班骄横一时、专以打击陷害忠良为能事的权贵奸小们。“闲愁最苦”。闲愁，因闲暇而愁闷。字面上仍是紧扣美人被冷落遗弃后的心情，但骨子里还是借以表现作者自己不能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效劳而产生的忧愁。“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斜阳”比国事之衰微，“烟柳”则比朝政之昏庸，此正所以令人“断肠”之处。这样比附毋宁过于直接、牵强。我看这两句仍没有离开写弃妇的心理状态。美人被弃，登楼眺望，眼前所见，一片烟柳迷蒙、夕阳西坠的景色，她怎能不感到迟暮哀愁呢?在古代诗词中，像辛词这样把登楼与哀愁联系在一起，是俯拾皆是的。诗中如著名的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崔颢《黄鹤楼》，即是。堂堂的男子汉，触景生情，尚且要“独怆然而涕下”，“烟波江上使人愁”，何况弱女?词里更多，如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李重元的《忆王孙》：“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空断魂。”这里登楼所见，还不是令人断肠的“斜阳”、“烟柳”，而是“微风”“芳草”这类有生气的景物，但同样要引起观览者的哀愁。可见人们只要心有所怀，愁思莫解，不管见到什么景色，都会引起相同的反应的。所以我们完全不必为“斜阳”、“烟柳”作种种曲解。
　　总而言之，《摸鱼儿》词始终紧紧扣住美人的迟暮和失宠这条线索来写，并以此借喻作者的失意。在后面这一点上，读者当然可以有广泛的联想余地，只要符合作者的身世，都可以尽情去联想，去发挥。但也仅止于此，如果越出这个范围，随意比附，甚至大至政局大事，敌我形势，那就漫无边际而令人无所适从了。
　　辛弃疾词以豪放著称，但他是一个大家，各种表现手法都用得十分纯熟自如，如这首词就写得很委婉含蓄，近于婉约派词风。当然，作为一个矢志于驱敌复国的英雄，在这首委婉含蓄的词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那颗善善恶恶的愤激不平的心在。难怪宋人罗大经说：“愚闻寿皇(宋孝宗)见此词颇不悦。”(《鹤林玉露》)辛词与一般词人之词的确大有异趣，这一点我们是应该指出的。
　　
　　其二愁思百结莫之能解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此词不见《稼轩词》四卷本甲集，但四卷本丙集收了，而且加注：“书博山道中壁”。《清统一志·江西广信府》说：“博山，在广丰县西南三十余里，南临溪流，远望如庐山之香炉峰。”辛弃疾四十二岁被劾落职后，闲居信州上饶(今江西上饶市)。这里离博山不远，辛氏于博山寺旁还筑有“稼轩书屋”，故常来往于博山道中，先后在这里写下十几首词，这首词当作于此时期的一个秋天。
　　辛弃疾这次被劾失官，一下子闲居十年，是很令人惋惜和不平的。我们知道，辛弃疾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一世之雄”(《黄?斋集·与辛稼轩侍郎书》)，用世之心极切，抗金之志至坚。他“抱忠仗义”南归，原想做一番事业。如果当权者能加以重用，他的抗敌复国的理想是可能实现的。正如宋人刘克庄所说的：“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汉霍去病追击匈奴，在此封疆立界)，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刘后村大全集·辛稼轩集序》)但他们对像辛弃疾这种北来的归臣，总存戒心，不敢重托，而且动辄削职罢归，长期闲置。人们的同情当然在辛氏一边，辛氏的愁怨也很自然。《词苑萃编》载梨庄话说得好：“辛稼轩……负管(仲)乐(毅)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其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丑奴儿》就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写出来的。
　　词上片一开始即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这里的“少年”当指他南归入仕前的青少年时期。理由我们后面还要说。层楼，高楼。为什么“不识愁滋味”，就“爱上层楼”呢?这大概是登楼所见者广，所观者远，茫茫四野的景色，容易触动人们的愁肠。所以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说：“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这种情况在诗词中比比皆是，登楼与发愁几乎结成不解之缘。这事实上也正是文艺理论中所谓“情”与“景”的关系问题。刘勰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就是这个意思。
　　但由于当时作者尚属年少，涉世未深，即使登楼，要愁也愁不出来，所以下句接着说：“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个“愁”，是无根之愁，是做作之愁，所以在“愁”字之前冠以“强”字。
　　词上片是追忆，下片转入记实：“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这里的“愁”，再不是空喊造作之愁了，而是实实在在存在之愁。它当指国愁。指作者想为国分忧而不可得之愁,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他南归入仕后处处殊感事与愿违之愁。这样，我们就把上片的“少年”与下片的“如今”界定在南归前后。在此之前，他当然也会愁，身陷敌国怎能无愁?大片山河沦入敌手怎能无愁?但情况不一样。那时，他“少年横槊，气凭陵”(《念奴娇·“少年横槊”》)，不受羁束：可以潜入敌人心脏“缔观形势”，时机成熟可以率众起义，对叛徒或立行追杀(如对义端和尚)，或擒回斩首(如对张安国)，何其痛快，哪待愁上心头!就因为眼下的愁是国愁，受到压抑难于辩释、无法解脱之愁，所以说“欲说还休”。这种愁是最折磨人的，作者心中之苦处是不言而喻的。
　　但作者并没有沿着愁一直写下去，而是将笔锋一转，说，“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把原来想说的话咽回去，改口说，天气凉快了，多好的一个秋天。短短两句词，写出了人们的两副面孔：一副是心事重重，愁思百结；另一副是吞下苦泪强作笑颜，多么不协调的两副面孔!但也正因这个不协调，才使我们真正看到他那深沉、复杂、矛盾、哀怨的内心世界。这种笔法是很经济很高明的，它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在这里似乎有个问题不应回避。现在人们谈起王蔺等等对辛弃疾的弹劾，就喜欢用“造谣诬蔑”、“无端攻击”等辩词来替辛解脱，这恐怕不是事实求是的态度。我们知道，王蔺弹劾他，说他贪、酷；王朝的罢免令，也说他贪、酷，不巧十几年后的黄艾、何澹等等也接二连三地弹劾辛弃疾，还是说他贪、酷。这些全是“无根流言”吗?恐不尽然。如辛弃疾诱茶商军首领赖文政招安，尔后自食其言，将赖杀掉，不是真有点“酷”的味道?(镇压茶商军可不算)他在带湖“筑室百楹(间)”，楼台亭阁应有尽有(见洪迈《文敏公集·稼轩记》)，朱熹“潜潜入去看”，也惊叹“为耳目所未曾睹”(《龙川文集·与辛幼安殿撰书》)，不也露出一点“贪”的端倪。我倒疑心，事实的最大可能是：由于辛弃疾对自己的思想作风不大注意，以致被人抓住把柄，加以扩大，导致被罢落职。如果真是这样，那才是真正令人惋惜。因为为此而误了自己的前程事小，误了抗金复国事大。这一点教训是永远值得人们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