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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英雄悲歌
作者：罗飞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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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甫经问世，便引来了众多评价与研究。毕飞宇写在《青衣》缘起中“命运才是性格”的话，是解读此书的钥匙，也是招致争议的关键。宗元先生的文章《执著的追求无望的抗争〈青衣〉人物解读》(《名作欣赏》二二年第五期)据此从“人性之恶”和“强大的、深度莫测的命运力量”理解人物，分析悲剧成因，说明《青衣》所达到的哲学高度。然而我认为我们不能放过《青衣》想要揭示的社会真相，同样不能将筱燕秋复杂的人性内涵简化为欲望。《青衣》是一个集体主义文化的批评文本，一部理想主义的英雄不懈抗争的心灵史诗。有意思的是，在宗元先生对筱燕秋的评价中，能看到集体主义文化是怎样影响当下的世态人心的。因此再一次解读《青衣》，不无裨益。
在《青衣》中历史与文化成为隐含的主角，不仅给人物提供了活动的舞台，更是构成悲剧冲突的一方。透过文革与商品化社会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表层，会发现它们有着一样的精神实质：集体主义文化。文革是集体主义文化恶性膨胀和变态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革命成为这个时代不容质疑的主流话语与霸权体系，成为大众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它的特点是将自我塑造成社会的绝对真理，以此铲除异己。放逐理想主义精神，扼杀自由意志。虽然筱燕秋等来了云开雾散——文革结束，新时期来临，然而它仍沿袭着既往时代的一整套游戏规则、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根深叶茂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逐渐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明确拒绝既定秩序认同自身理想的行为被视为社会的异端而遭到围剿，追求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依然举步维艰。此时金钱成为新时代的主宰，它和革命异曲同工，仍是种权利体系，实现对社会的垄断。《奔月》数度搁浅，艺术从革命的仆庸变为金钱的玩偶，筱燕秋几起几落的舞台命运，最后完全退回到虚无状态中自飨自慰、几近颠狂的结局，无不反映出集体主义文化下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李雪芬和烟厂老板就是这种集体主义文化最绝妙的注脚。李雪芬将“嫦娥”塑造成女民兵、女知青、女战士，就是没有人的光彩与生命。她和她的“嫦娥”成为这个特殊历史时代反自由、反人性、反文化的象征。烟厂老板以交换为目的的施舍，带有新兴暴发户的放肆与不可一世。伟人是一个有丰富政治内涵的概念(在没有特指的情况下)。书中将烟厂老板与伟人相提并论，产生了特殊的反讽效果。显然，他窃取了时代的主流地位，并藉此拥有了对异质人物的生杀大权。乔炳璋，这个集体主义文化培养出来的好孩子，在任何时代，他都能应付裕如，进退有据。春来充满了世俗气与市侩气，颇善投机也颇识时务。“戏的衰退就是男人与女人的携手衰退，是种性的一天不如一天。”这句话包含了作者对人类乐于自我简化、善于遂顺从俗、惯于画地为牢、甘当顺民的精神状态的深深隐忧。
筱燕秋生长在集体主义文化阜盛的中国，她极端个性化的理想与行为必不见容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她的悲剧是集体主义文化与现行制度合谋，造成俘获大众、淘汰英雄的悲剧。将具体的历史背景抽去讨论筱燕秋的悲剧，是无的放矢的，有坐空之嫌。集体主义文化不仅是小说的故事背景，而且也是我们——解读《青衣》的人们正面临的社会氛围与心理氛围。
“戏台上的青衣，不再是一个又一个的女性角色，甚至不再是性别，而是一种抽象意味，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上上根器。”“青衣”意蕴深远，象征了不肯遂顺从俗具有叛逆精神与高蹈心灵的人类，体现了拥有贵族天性的痴心人对黑暗世界的狙击与永不妥协。筱燕秋就是一个在白云苍狗变幻莫测的时代中矢志不渝禀持自己追求的女性，一个物欲社会中罕有其匹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以“青衣”喻筱燕秋，使她超越了社会学定义的性别，而表现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桀骜不驯的强者，彰显一个集体主义文化叛逆者的耀眼光芒。筱燕秋一生都在与主流意志搏斗，无论是青年时期抵制政治意识形态对艺术的渗透，还是中年时期抗击物欲、金钱对艺术的亵渎，对任何时代那些普适真理的东西，不管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现代性”的名义，她都抱以怀疑，这使她永远与社会、大众处于焦灼紧张的对抗之中。筱燕秋执著偏执，冲动狂热，充满创造力与破坏力，她以“抉心自食”的风姿竭力甩开把人异化的一切主流规约与流行标准，肩负理想与现实相抵牾的狂乱与绝望，在体制外建立了崭新的价值坐标。在这一点上，她具备了一切独异个人与异质心灵的艺术家的禀赋与性灵。她从来不渴望在现实的体制中实现个体价值，她的所为只具有精神意义：显示人类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地。
然而，筱燕秋的禀性与追求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鲜有知音，她直接挑战道德准则的行为更是让许多习惯道德评价的文艺家们手足无措。水泼李雪芬，落了个“妒良才”的骂名，也被批评家们误认为是妒忌。谁又能知道这是对革命话语的极端蔑视，对集体意志强奸艺术与理想的极度愤怒。反拜春来为师，苦熬二十多年后甘当B角，匪夷所思的行为中蕴满了她对艺术铭心刻骨感人至深的爱，这显然不是“名利欲望”、“虚荣心理”能解释得了的。最终与春来争演，似乎坐实了她想独霸舞台，“因不堪失败，在绝望中陷入不能自拔的精神病态”的论断。但是春来既想当舞台上的青衣，又想做生活中的青衣，对艺术矢志不渝的筱燕秋又怎能容忍春来左右逢源，借“嫦娥”以暴得大名的行为呢?“我就是嫦娥”，这不是当仁不让的自信，甚至不是对艺术的持守，而是人戏合一的生存境界。“嫦娥”于筱燕秋，已纯化为一种宗教般的理想，一条实现自由的途径。相较而言，乔炳璋春来只想建立世俗功业，他们从未走进过她的精神世界。从始至终，她都在以彻底的不与世俗合作的精神维护理想的圣洁，而这必然是以触犯道德律例为代价的。只有这种原始的甚至是野蛮的挑战力量才能直面既定秩序，撼动集体主义的文化大厦。巴结烟厂老板的确不能原谅，无疑是对自由与尊严的出卖，它说明悲剧英雄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任重道远，这与“堕落”无关，更不是“人性之恶”的一个佐证。其实，道德是一个最悖谬的存在，权势者对它阳奉阴违，民间却将它视为真理，它是集体主义文化得以耸立千年的巨大支撑。诚如刘再复先生所言“道德要求人们分善恶，但本身并不是一个预设的绝对的标准，每个人都喜欢善其所善，恶其所恶，所以它见诸中国社会施行必然是以权势者的意志为转移。所谓善，所谓恶，最后都是由他说了算”。当道德和礼治秩序互为配合，就成为束缚叛逆者的工具、蒙蔽百姓的弥天大谎，成为自由的最大敌人。因此以善恶的道德标准衡量筱燕秋是对这个人物的最大误读。
文学史上不乏筱燕秋式的人物，美狄亚、繁漪、《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和希刺克利夫，他们都不是纯洁善良的人——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性情乖张，行为出人意表，拥有雷雨般的性格，却有着难以言说的内蕴和美。弑子，不合伦理的爱情，同生共死的爱恋，以极致的行为表达对世界最决绝的反叛，实现对自由、爱、理想最虔诚和不顾一切的献祭。“悲剧英雄总处于命运之轮的顶端，处于地面上的人类与天空中更高贵的事物之间。”1这就是芸芸众生与悲剧英雄最本质的区别：我们在此岸，努力寻找和世俗世界的凑泊；而他们选择永远站立在世界的对岸，战斗。筱燕秋担荷的正是悲剧英雄的神圣使命。在本质上，她反映着自由的精神，文学的永恒性和超越性即在于此。
从自由的角度讲，筱燕秋不独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叛逆者，在任何时代，她都会选择脱出常规、触犯众怒的生存方式。叛逆的根源不仅来自外部，更缘于内心。这就是“性格”，天生的反骨，注定是心灵的悲剧。但外部世界终将成为僭越个人价值与精神的渊薮，自由王国始终是个高悬的乌托邦梦想。这就是“命运”，毕飞宇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追问命运的困惑，他的命运观里含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但在具象中又潜隐着哲理性的思考。“命运才是性格”，人类却不能因此放弃对理想的追寻，无所为就会成为黑暗的帮凶，成为旧秩序的共谋者。困兽犹斗的斗争支撑起黑暗的闸门，正是明知绝望而仍反抗的人们突显世界光明的一面。生命如能在毁灭前就获得充分的爆裂与灿烂，实现个体的自我超越与丰盈，那么就不是生命的失败，而是生命的胜利。这就是悲剧英雄存在的意义。
写这篇文章时，电视台正播放《青衣》，电视剧中的筱燕秋温和了许多，与面瓜有相濡以沫的深情，是世事沧桑中与乔炳璋不离不弃的红颜知己，同流行与世俗握手言欢的筱燕秋更符合大众的审美理想与道德规范。然而小说中强烈的叛逆色彩与深刻的怀疑精神不见了，由此瓦解了悲剧英雄存在的意义。这是不是我们向温柔敦厚的传统伦理，向网罗大众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又一次投降?中国文化向来多悲剧人物少悲剧精神，对于个性独立、精神自由等等问题，集体主义文化相对于以个性主义为本位的文化，至少是缺乏容忍度的。这是文本以外的话题，不能不说是《青衣》的意外收获。
1《悲剧：秋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102～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