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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虐杀了冰雪美人

作者：张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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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莫言的短篇小说《冰雪美人》感到非常震惊。“我”叔叔开的“管氏大医院”竟然用无言的冷漠将“我”心中的美人——孟喜喜虐杀了。一切发生得那么快，那么简单，他们什么都没做，仅仅是用他们的无为和故意的拖延，使一向生龙活虎、无所畏惧、“笑起来向来是响亮的没完没了的”孟喜喜，那么安静、那么隐忍、那么无助地死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看来，孟喜喜“太过分了”，太特殊了，他们不喜欢她。
　　她是镇上孟寡妇的女儿，和“我”是中学同学。那所学校十分保守，制定了五十八条规则——不许化妆，不许烫头，不许穿高跟鞋。……只有她“敢与校方对着干”。“双唇鲜艳欲滴，仿佛熟透了的樱桃”，“她的额头宽阔开朗，仿佛景德镇的瓷器一样光滑明亮”，“眼睛不大，但非常明亮”，她的头发有时“波浪着，披在肩上”，有时扎着鲜艳的手绢，还“穿着不能算高但也绝对不能算低的皮鞋在校园内的大路上、教学楼内的走廊上，目中无人地走来走去”。与她的那些同学相比，“孟喜喜实在是太过分了”。更过分的是她居然在年级主任不指名地批评她时，“脸上洋溢着一团微笑”。这激怒了那个“绾着牛粪饼子头，长脸短下巴”的年级主任，于是年级主任“在神圣的课堂上，用与她身份完全不相符的下流语言，污蔑孟喜喜，说她干上了‘那一行’”。她们的矛盾激化了，结果是孟喜喜永远地离开了校园，与母亲合开鱼头店。“看到她穿着开衩到了大腿的旗袍，化着浓妆，站在店门前，对客人卖弄风情的样子”，看到“我那些狐朋狗友与孟喜喜动手动脚而孟喜喜并不恼怒时”，“我”也相信她是干上了“那一行”。最后，在她生了病，到“我”叔叔的诊所来看病时，“我”叔叔和“我”婶婶认定她得的是“性病”，从心里鄙视她，于是仅仅用他们“没有任何责任”的冷漠和拖延，使孟喜喜无助又无望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莫言的小说创作一向体现出“寻根”的特点，《红高粱》表现了我们民族原始而强悍的生命本色。它所引起的震撼来自作者对于生命内在力量的肯定与赞美。作品中“我”奶奶、“我”爷爷活得那么大胆那么违反常规，却又那么合乎人性，那是一曲对于生命的赞歌。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是莫言唱给母亲的赞歌。以上官鲁氏为首的女性们大都活得任性坚强，她们的共同特点是敢于反叛传统。
　　《冰雪美人》中的孟喜喜在性格方面继承了“我”奶奶、上官鲁氏的坚强与叛逆。她敢于穿着别人不敢穿的衣服，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甚至在课间，坐到桌子上和男生们分吃“我”送的葡萄。当年级主任对她进行公开污辱时，她愤怒了——竟然“用额头去撞年级主任的嘴”，并从此告别了学校。她的所作所为使她成了同学们心中的英雄——“校方宣布孟喜喜是因为作风不好被开除的，而我们认为是她自己退了学，退得非常潇洒，简直像一个打了胜仗凯旋的将军”。
　　然而这个英雄生错了家庭，生错了地方。她的家里只有寡妇的母亲，这一身份成了她低贱的证据，也成了别人欺负她的一个理由。她的家乡非常偏僻，因而也非常落后。孟喜喜只不过打扮得稍稍与众不同，浑身洋溢着不可遏止的青春活力，在年级主任看来，就是搞色情服务，何况这一对母女的鱼头店的生意竟然那么红火，这也更坚定了人们对他们母女的判断，其中包括对她充满好感甚至是崇拜的“我”和最敢违背常规的“我”叔叔。正是这种毫无道理的判定，把孟喜喜逐出了校园，也逐出了人群。为了表示对孟喜喜堕落行为的不齿，“我”曾“对着她脚前的土地唾了一口，转身就走了”。“我”叔叔——一个似乎在当地最不世俗、最见过世面、最不信邪、最“胆大包天”、“牛脾气一发作，敢拍着桌子骂市长的娘”的医生，面对孟喜喜却毫不含糊地认同了他的乡邻，有了和他老婆一样的见地——断定孟喜喜是做色情行业的，得的是不干净的病，他憎恶她，并自觉地扮演了传统卫道士的角色，以自己的方式对她进行惩罚。的确，从作品中所提供的情节看，他没有任何责任，你找不出他的错。可了解他的“我”却向我们揭发了他——“凭着他的技术和经验，他完全可以在这两个手术间隙里给孟喜喜做出诊断或是治疗”。然而他却什么都没做。他允许自己提前退休，回家开“管氏大医院”，毫不客气地大赚乡邻们的钱，甚至对他的亲侄子，也要有所保留——在半年时间里，只让他扫地、烧水，中午出去买三个盒饭，教他认识了几十种常用药，为的是万一晚上有人来买药“我”好应付。但却不允许孟喜喜用她的方式维持生意。这是男权的霸道，从根本上说也是传统观念的霸道。在这一对孤单无助的母女面前，其他人都拥有一种无需解释的优越，都具有对其加以指点、规范甚至惩罚的权利。
　　如果说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重点歌颂了我们民族带着原始野性的生命本色，特别是女性顽强的生命力，那么，《冰雪美人》则重点剖析和批判了千百年来那种轻视和蔑视女性，不把女性当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在作品中，莫言以尽可能平淡的笔调，静静地叙述着一个现代悲剧故事——男权中心语境下女性的不幸命运。人们之所以对孟喜喜母女另眼相看，归根结底是因为她的家里缺少男性，她的母亲是个寡妇。在这种前提下，这对母女的饭馆生意能那么好，必定是利用了她们的色相。尽管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但这种荒诞的逻辑在“我”的故乡却依然得到了普遍认可，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事实上，从作者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这对母女的不易。在风雪肆虐的天气里，别人都躲在暖和的屋子里，而孟寡妇却冒着风雪去码头买鱼，“她那两条裸露着半截的胳膊冻得通红”。遗憾的是，只有“我”父亲看出了这母女俩的艰辛。孟喜喜那种无所畏惧、桀骜不驯的性格恰恰是这种家庭结构的产物，缺少男人的家庭随时会被人欺负，要避免这样的命运，就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于是她故意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做铠甲，来捍卫自己、捍卫自己的家。离开学校以后，她的确是在利用自己的姿色招徕顾客，鱼头店的生意也因此红火起来了，这似乎真的应验了年级主任的判断。其实这也不过是借以躲避欺负，寻求保护的另一种方式，说到底还是源于家庭里男性的缺席。
　　作品中另一位寡妇孙老太太的命运与孟喜喜的遭遇形成了一种映照，这条线索不该被忽略。孙老太太阑尾发炎，疼得死去活来，而她的两个儿子，“就像木头人一样”，对她“不管也不问”，因为治病需要花钱，在钱与生命面前，那两个儿子犹豫了。生死攸关之际，如果不是有一个敢为她做主的女儿，孙老太太将会和孟喜喜遭遇同样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她们的遭遇都是源于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特别是对女性人格的漠视，但她们悲剧所体现的意义又有所不同：在孟喜喜身上，更多地体现出旧观念、旧道德对人的戕害；而在孙老太太身上，却更多体现出市场经济形势下，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丧失的悲哀。这应该不是莫言无意而为。
　　莫言的这部作品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与观念变革严重滞后之间的不和谐。一方面，人们认识到了金钱的价值，因而想方设法追求物质利益，“我”叔叔开医院，马奎做爆竹都体现了这种价值追求；但另一方面，人们看待人和事物的观点却是陈旧的、腐朽的。《冰雪美人》对这个问题的揭示令人触目惊心。孟喜喜只不过比别人较早地感受到风气的变化，更自觉地追求和展示着青春的美，就激起了众怒，于是，他们自觉地组成一个统一战线，来鄙视她，指责她，“我”甚至在自己的想象里，对她以死相谏。传统道德的桎梏可以使人们变得那么冷酷无情，哪怕是面对一个即将消失的生命，也可以那么无动于衷。“我”婶婶在确定孟喜喜死了这一事实后，首先想到的是为自己开脱——“我们没有任何责任”，而丝毫没有意识到生命逝去的悲哀。而这却是我们阅读这篇作品后感到的最大悲哀。由此可见，观念的变革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然而，改变人们的主观世界比起改造客观世界要艰难得多，它甚至需要人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孟喜喜就是由于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而被“我”叔叔故意冷落，病情被耽搁而丧了命。这个故事使人想起了鲁迅，想起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炉子，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使人流血丧命的往往是一个“无物之阵”，即人们的旧思想、旧意识。鲁迅的《祝福》控诉的就是那些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旧礼教的罪恶。祥林嫂由于嫁过两次，就被她的同类视为不祥之物，在鲁四老爷看来，她连死都死得不是时候，故而破口大骂她为“谬种”。相同的命运落在了今天的孟喜喜身上，就因为她是寡妇的女儿，她追求美，她敢用不同于他人的方式挣钱。从祥林嫂到孟喜喜，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于女性的苛刻没有变。正如鲁迅所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我之节烈观》同上)可悲的是，鲁迅近百年前说的话，今天依然有效，人们还在用那些古人传下来的道理，挤死不合意的人。孟喜喜的悲剧再一次提醒我们，旧观念、旧意识仍在吃人。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莫言的这篇小说实际上承接了鲁迅在上个世纪初的思考，这是作品思想内涵的深刻之处。
　　在写法上，这篇小说重点运用了对比手法，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
　　首先，是人物之间的对比，包括“我”与孟喜喜的对比和“我”与叔叔的对比。作者通过“我”与孟喜喜的对比，用“我”的怯懦反衬出孟喜喜的大胆泼辣。作品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我”为了讨好孟喜喜，在课间，拿了一串葡萄送给她，孟喜喜却拿着葡萄“劈着腿坐在课桌上”和班里的男生分着吃，在班里造成一阵混乱，连上课铃声都给盖住了。这惹恼了年级主任，她让“我”交代是谁给孟喜喜葡萄。正当“我”要无奈地坦白交代时，孟喜喜站起来，勇敢地承担了全部责任，保护了“我”。而“我”却终于没有勇气在大家面前说出真相。这导致了年级主任和孟喜喜矛盾的大爆发，也导致了孟喜喜最后离开了学校。为此，“我”对孟喜喜充满了愧疚。
　　“我”与“我”叔叔之间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主要表现在作品后一部分。当孟喜喜因病来到“我”叔叔的诊所看病时，“我”诚惶诚恐地照应着孟喜喜，并急切地盼望叔叔快点回来，快点喝完茶，快点为孟喜喜看病。可出乎意料的是叔叔一点都不急：“叔叔站在门口，用那顶黑帽子啪啪地抽打着身上的雪。抽完了雪，又点上一支烟，慢条斯理地抽起来。”我心中着急，但叔叔一点也不急。抽完烟，“叔叔咳嗽着，从他的黑皮包里摸出了他的大茶缸子，然后又打开抽屉拿出他的茶叶桶，将茶叶倒在手心里，掂量了一下，扣到茶缸子里”。好不容易叔叔坐在了桌子前，开始给孟喜喜看病了，却来了孙七姑的老母亲，正好使叔叔有充分的理由，把孟喜喜撇到一边。在“我”焦急的等待中，孙七姑的老母亲终于被她的儿女们抬走了，可“叔叔换完了衣服洗完了手坐在椅子上吸足了烟喝饱了水正要为孟喜喜看病的时候”，烟火爆竹专业户马奎捂着脸来了，没商量，自然又是孟喜喜靠边站。这次不等叔叔做完手术，孟喜喜终于撑不住了。莫言用“我”的焦急反衬出叔叔的迟缓，用“我”对孟喜喜的热情反衬叔叔的冷漠，也为悲剧的结局作了充分的铺垫。
　　其次，是人物自身的对比。这包括“我”叔叔的表里对比、前后对比和孟喜喜的前后对比。“我”叔叔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人。他敢于打破常规，看别人不敢看的病，动别人不敢动的刀子。他在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居然用剃头刀子给人做过阑尾炎手术。他还有一套荒谬的理论：当医生其实和当土匪一样，三分靠技术，七分靠胆量。……那些真正的大医生，看起来像杀猪的。他就是凭着这份胆量，做了几例成功的手术，也治死了几个不该死的人，并且在把人治死后，提前退休，办起了自己的医院。按说他应该有更多的新思想、新意识，然而偏偏在这个层次上，他并没比家乡的人们先进多少。偏偏是他用无形的刀——冷漠、鄙视、偏见，把孟喜喜虐杀了。这不无讽刺意味。孟喜喜来到“管氏大医院”时，首先感到“你们这里真暖和啊”。她是抱着希望来到这儿的，尽管她在进这个门之前曾经有过犹豫，但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她终于还是敲响了“管氏大医院”的门，可结果却非她所能预料。莫言最后让他的女主人公死在这样一个似乎颇有胆识和魄力的医生手里，不能说用意不深。莫言还通过“我”叔叔行动的前后对比，使这个人更真实更生动。最初，“我”叔叔在得知孟喜喜生病的消息时，表现得非常冷漠，他故意磨蹭拖延时间。然而，当得知孟喜喜死了时，他的态度和行动变了：“叔叔以少见的迅捷蹿出去，跪在孟喜喜面前，试了一下她的鼻息，摸了一把她的脉搏，然后扒开她的眼睑。……叔叔给她注射了大剂量的强心药物，叔叔用空心拳头猛击她的心脏部位，叔叔揪下灯头，用电线触击她的心脏——叔叔汗流浃背，沮丧地站起来。”此时，人的良知和医生的职业道德苏醒了，可是已经太晚了。
　　对于孟喜喜作者也采用了对比手法来塑造。表面看来她是那样的没有规矩，她无视学校的种种戒条，敢与学校对着干，敢顶撞年级主任，但面对弱者，却富于爱心，善解人意。在年级主任向“我”发难时，她毫不犹豫地保护了“我”，却让年级主任更加憎恨自己；在自己病痛难耐时，那么善良地把生的希望一次次地让给了其他病人，她的隐忍让“我”无法理解，并由衷地怜悯她、心疼她，读者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如果说莫言在作品前半部分更多地渲染了人物外在的美丽，那么，此时，他重点揭示了人物心灵的纯洁美好。于是，孟喜喜的容貌美与心灵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合而为一了。在这里，莫言以充满诗意的笔调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她为孟喜喜安排了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让她穿的是黑色的羊绒大衣，“几乎拖到脚面的白色长裙”和“白色的羊皮鞋子”，并戴上“一条很大的白色绸巾”，这身装束透露出一种庄严、圣洁，也绽放着夺目的美丽，诠释着“冰雪美人”的深刻内涵。莫言写道：“雪停了，太阳出来了。”然而，她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们不能不为如此美好的生命的消失而感到惋惜，也不能不对漠视生命的做法而愤慨。
　　这部作品的结构非常严谨。作者很注意前后的铺垫与呼应。作品一开始就全面地介绍了“我”叔叔粗暴、凶悍的行医风格，作品后半部分通过他为孙七姑的娘和马奎的诊治有效地印证了开篇的交代。前面以夸张的笔法不厌其烦地渲染“我”叔叔对茶的热爱，后面正是通过叔叔不懈地饮茶来耽搁孟喜喜的病情。对于这个人物莫言还通过象征、讽刺相结合的手法进行了不着痕迹的鞭挞。作品特别写到他医院的牌匾——“管氏大医院”五个字，这是他自己写的，“一个个张牙舞爪，像猛兽一样，看着就让人害怕”。这也是他精神世界的写照，正应了那句“字如其人”的俗话。他的茶缸有半寸厚的茶垢，象征了传统积淀的顽固。这些描写不仅写出了人物的形，更写出了人物的神，不仅写出了“我”叔叔这一个人，也间接表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不仅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也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