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消极的饥渴 日常的恐怖
作者:徐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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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了一下》是一首中年人的歌,只是这歌唱得既不清越悠扬,也不低回婉转,而是有些喑哑苍凉。它是平淡的,平淡得带着一丝冷漠,它又是真实的,像我们眼前经常飞去的那些太过熟识以致习焉不察的景物。中年,是什么呢?苍老的年龄,虚弱的身体,麻木的感情,危机四伏的婚姻,还有无止境的工作与奔波。这是一个渐近灰色黯淡的阶段,青春时的诗意浪漫激情活力已成往事,老年的疲乏昏匮衰弱忧郁却日见端倪,人生面临着一场令人焦虑但又势所必然的置换。
表面循规蹈矩的洛杨暗地里有了情人,并且只有与年轻的情人相处时,他才能多少感到一些回归青春的美好感觉。所以,在最初的忏悔与良心发现后,他便很快做到了轻车熟路习以为常,不再当这外遇是怎样惊世骇俗的一件事。后来蓦然发现妻子同样有外遇后,虽然当时有些心惊与气恼,但还是忍住了,没有声张,依然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使家庭生活依然像经年的旧水车一样,绕着原来的轨迹一圈圈吱呀呀地转,不紧不快又不停不歇。这是一种妥协,又是一种无奈,对于生活,洛杨可以有很多选择,但他选择的是毫不作为听之任之,仿佛躺在马车上的醉汉,任它拉向哪个地方。
然而洛杨真的做到了无欲无求吗?不是的,否则他就不会去找情人,不会为情人与男友的亲密而吃醋。对于枯燥单调久已失去激情的家庭生活,对于多少年如一日毫无改变的妻子,他是厌弃的。厌弃是另外一种追慕的开始,也是追慕的根源。只是洛杨的追慕同他的厌弃也如出一辙,它们被包裹在厚重的伪饰之中,难得整理与擦拭,上面落满了尘土。他没有想到和妻子离婚,也没想到和情人结婚,手中的生活便游荡在束缚与放任之间,两不相靠又不即不离。这是怎样的一种选择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洛杨们的存在方式与思维模式。
障壁中的行走者
《亮了一下》是什么亮了呢?生活?情感?生命还是未来?所谓“亮”的源头又来自哪里呢?也许主人公洛杨的行为举止更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欲望。是欲望照亮了他的生活,欲望激活了他僵硬的生命力,欲望使他变得与往日不同。同样,尚云的外遇也使她变得年轻热情充满活力。性的撩拨使他们亮了一下,虽然亮得那么微弱与短暂,但足以够他们兴奋一些时候了。性——这人类生活中的避风港休闲区安乐乡,这最敏感最能触动人麻木神经的纤细感知,只要有它,人们内心深处悬挂的静止风铃总会丁当悦耳地响起。然而性真的是无所不能的吗?真的可以将人从孤寂的境域中拯救出来吗?似乎并非如此乐观。洛杨与妻子很长时间少有性的接触了,他们依靠着一种纯粹的惯性生活,不好不坏,不是柔情蜜意却也不争吵拌嘴,性在他们之间已经淡出,虚化为一种单纯法律意义上的简约关系。与情人呢?虽然性的因素多一些,但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小美并不看重洛杨的性能力,与洛杨在一起也不是为了性。性在他们两人之间,只是一种纽带和借口,没有性关系的情人是不能想象的,所以要维持情人的关系,只有保持性的交往,即使双方都并非诚心诚意地需要它。
这就形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为什么洛杨和小美要在一起,他们彼此都有爱人并且不打算打乱目前的生活秩序,如果不是性的中介作用,为什么会冒着被人识破的危险厮磨在一起呢?我想,这其实缘于一种深层的孤独感。它是肉眼见不到的,却像庞大的蓬蓬雾气,笼罩着你包围着你,让你挥之不去驱之不开。没有可以倾诉心事的人,哪怕家人,没有可以无话不谈的人,哪怕好友,更没有一个让人彻底放松挥洒自我的环境,人是孤独的。他们想要寻找抚慰,想要另一个肉体依偎过来时所带的温暖,想要发泄日常积聚的痛苦与郁闷,想要做一些出格的有违公德却又不影响未来前途的小坏事,所以,转向情感的寻觅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基于这种根源产生的情感又太脆弱太娇嫩了,时时要逃逸出去,经受不住时间和空间的改变,甚至经受不住情人的一个追问。把孤寂托付给这样一种不能负重的情感其实与在沙堆上建塔无异,但是他们太孤独了,这种深刻的孤独使他们降低了对于情感的要求。
孤独使人们远离,使人们互设障壁,每个人都躲在自我的内心深处,严防死守着一隅的真实,而每个障壁又加深了自我的孤独,使它成为不可破裂的铠甲。洛杨不仅对妻子隐瞒着自己的外遇,还隐瞒着许许多多的牢骚、意见、愤怒等真实想法。妻子呢也不露声色地背地偷情,隐瞒着她对家庭生活的厌烦。小美既对男友隐瞒了她的背叛,亦对情人隐瞒了她的倦怠。大家都蜷缩在坚硬的壳中,轻易不肯暴露与决断。这是一群障壁中的行走者,小心自卫,犹豫前行,保持现状是一种策略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目的。谁也窥不到他们的步伐,问不出他们欲行的方向。这只是可怜而又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中的几员,孤单和寂寞伴随他们出没在万头攒动人海茫茫之中。
在“人们”中“颓落”
透过洛杨和妻子、情人的平庸生活,透过它渐近自然的现实主义笔法,我们似乎可以洞悉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存在情境,这种情境是普遍广泛带有总体特征的,它不仅仅包括了小说的主人公洛杨和周遭的人们,它还伸出一张无所不在阔大无边的细网,兜揽住众人。人们,便生活在这样一种全方位的被包裹之中。于是我们不得不谈到哲学。
对于“人们”,海德格尔曾有过精彩的阐述,“就在这种不显眼和无法弄确实的状况下,这个‘人们’行使它的真正的独裁。人们怎样享乐,我们也就怎样享乐,并让自己痛快;人们怎样看待和判断文学和艺术,我们也就怎样阅读、看待和判断它们;人们如何从群众那里缩回,我们也就如此这般地退回来;人们对什么感到气愤,我们也就对之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人们’是毫不确定的;所有的人(尽管不是作为所有人的集合)都是这个‘人们’。正是它规定了日常生活性的存在方式。”洛杨等就是努力融入“人们”这一概念的集合体。“人们”认为有外遇不好,所以他们便努力隐藏着事实,“人们”认为离婚不好,所以哪怕是没有了爱情的婚姻也都不能捣毁重来,“人们”认为夫唱妇随相敬如宾是最好的家庭生活方式,于是即使同床异梦也要保持着恩爱的假象。在这里,“人们”的思维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先权,悖离“人们”的做法即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所以,洛杨们抛弃了个人的想法,企图在群体生活中成为板块的一角,越是平凡越是低调越是忍耐越是不惹人注意便越是高明。
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中将人的存在分为本然的存在和非本然的存在。他认为,个人的存在不是一类事物的一个实例,而是一种个别的存在。不能把人理解为他所具有的各种特性的总和或把人看作某种现存的东西,个人当下的存在是自己本身具有的可能性,即是本然的存在,不是自己本身具有的可能性,即是非本然的存在。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人能够按自己的意志选择非同他人的生存方式便是一种本然的存在,反之则是非本然的存在。当人处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时,存在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我”,而是“人们”。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忘记了自己的个别性,总是力图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别人保持一致,希望以类的属性示人。回避做出任何决断,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从而尽量减轻生存的负担。海德格尔将这种状态称为“颓落”,它表明个人没有处于他应有的存在状态,丧失了生存的真正基础。
《亮了一下》的人物们便是生活在这样一种非本然的存在状态,身心“颓落”。洛杨不敢揭露妻子的外遇,装作不知,尚云不敢提出离婚,不敢明目张胆地与情人幽会,小美也不敢告诉男友与洛杨的关系。在这个不坚固的三角中,没有一方积极争取或坚决放弃,对于情感他们是饥渴的,饥渴到不择而饮的地步,然而他们又是消极的,行为上不作为,精神上不固守,所以不执拗、不纠缠。这里没有有力的追问,没有寸步不让的执著,没有深入灵魂的反思,也没有揭开新生活的勇气。一切平淡如水波澜不惊,一切又是这样无可奈何,令人心灵悸动惶然恐惧。他们是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中盲目的一代,就像习惯于某一水域的鱼,当这水域被污染后,亦不愿意逃离,而心甘情愿地伏在原地承受生活的不堪。多么浓重而可怕的惰性!
活着,但是活得不像自己。没有扪心自问之痛,在这种颓落的状态下,痛感似乎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它本可以告诉你你还可以思索,可以选择,可以决定每一件身边的事。但你已失去痛感,像洛杨,没有揭穿妻子,虽有气愤,却无疼痛,对于生活中的种种激流和风暴他是彻底麻痹钝化了。
沉沦中的两可
小说中多次提到肾,使这一为性爱提供动力的身体器官成为一个虚化的意象和一个驳杂的能指。肾亏肾虚肾动力不足,肾的机能的减退标志着某种血性、生命力和思想意志的倒退,这是消费社会的悲哀。除了手中可以把握的些许物质,除了疲倦的身体还残存的一些知觉,在精神层面上人是贫瘠的。为了摆脱紧张,摆脱种种生活中的不如意,洛杨去找情人,他仿佛是自由的,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被迫的,正如萨特所说“人啊,你无法不自由”。但是洛杨并不怒斥妻子的不贞,虽然他憎恶这种不贞,在这一点上,他又是自欺的。而所谓自欺,其实是一种为摆脱自由和摆脱自我选择采取的向自在的堕落方式,明知自己的真实处境又想将其掩盖起来,使自为的否定力量被不断缩减不断压抑,最终否定了人自身。于是“人”向“物”坠落,向自己的反面滑行。“人”陷入了一种异常滑稽的境地,渴望自由而又抛弃自由,甘愿跳入某个圈套被其包裹,却又厌烦这包裹的紧窒。这有些难以解释,(下转第97页)
(上接第69页)但又合乎情理,像一个主动自首却又心有不甘的犯人,这种双重的悖论决定了人的尴尬处境,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许多时候“人”是没有挣扎余地的动物。
海德格尔将人的沉沦方式归纳为三种——“闲淡”“好奇”“两可”。《亮了一下》的主人公们便是在“两可”边缘徜徉的游魂。爱也可,不爱也可,忠贞也可,背叛也可,做朋友也可,做敌人也可,吃这种早餐也可,吃那种早餐也可,总之一切都消弭了界限,变得不痛不痒无关宏旨。悲哀与欢乐,希望与绝望,放弃与追逐,不再是根本对立的,它们总是处于一种即将互相转化而又永远无法真正转化的迷离状态,你看不清其真实的轮廓,弄不清它到底会将人的行为与情绪引向何方。这是一种生存的两可,磨去了棱角,淡化了意志,抽空了内容。这是日常生活的悲剧,虽然没有蛇蝎般人物,非常之变故,却带有某种不可逆转的宿命色彩和超验性。洛杨、尚云、小美、叶子荣,这些看似有名有姓的人物,最后都浓缩为一个空洞的平均数,显现出模糊的“类”的特征。在这“人们”中间,他们追求着某种安宁感,不愿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愿承担任何精神和舆论上的压力,他们努力逃脱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意志。而这样的生存又是多么普遍,普遍到我们简直可以忽略。
《亮了一下》的写实手法使它显得质朴无华,然而正是这种近似仿真的生活复印件使我们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疼痛。疼痛于以往的浑然不觉,疼痛于与人物的某种高度暗合。谁敢保证,自己一点儿不像洛杨或尚云或小美呢?神思良久,良久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