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少女母性生长史的诗化书写
作者：何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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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刮起了一股“颠覆”与“消解”之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首当其冲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写，尽管改写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以大胆的肉体暴露取代细致的心灵描写则是其共性：女性的性别特征受到了明显的关注，而其固有的社会内涵则被悄然忽略；母爱与母性黯然退场，性放纵与性变态则闪亮登台；传统的少女、母亲形象日渐稀少，现代的“宝贝”、荡妇却逐年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庆邦发表于一九九八年的《梅妞放羊》就以其对母性的精心建构而显得卓尔不群。
在中外文学史上，究竟是哪位作家最早提及女人身上的母性，我没有作过考证。仅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鲁迅曾在一九二七年说过“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而已集·小杂感》)。黎烈文于一九三六年写过一篇题为《崇高的母性》(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作家》第一卷第一期)的散文。因此，当代作家刘庆邦已没有可能成为书写母性的第一人，如果他执著地要写母性而又想出彩的话，他就必须另辟蹊径。“母”性，如果仅仅是顾名思义，它应该只为母亲或准母亲所特有，所以，我们从已有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更多是已然成形的母性。但问题是，既然母性又是女人的天性，那么，尚未成为母亲的少女身上有没有母性?从已有的作品中我们似乎难以找到答案。不知是别的作家尚未发现这一问题，还是他们特意手下留情，不过，《梅妞放羊》确实是因此才获得了它必需的生存空间。它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的写母性，而在于它对少女母性成长史所作的全程性的诗意展示。它使我们认识到少女之美不仅美在“性”更美在“母性”，并了解了母性又是如何由动物本能生长而为高贵的人性，再升华而为神圣的母爱，从而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少女、了解母性。
对梅妞而言，放羊在一开始是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的。作为一个爱美的花季少女，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穿上一件漂亮的花棉袄，而要买花棉袄就得要有钱，可对于她这样的农家，挣钱岂是易事!他们只能千年不变地以农为本，依赖于家畜的生殖功能来使钱增值。于是，“羊羔儿是梅妞的希望，花棉袄是梅妞的念想，梅妞把希望和念想都寄托在羊肚子上了”。为此，她甚至对羊产生了一种令人感动的“母爱”：羊呀，没有亲娘不要紧呀，没人要你我要你，我来当你的亲娘吧。这固然可以看做梅妞对自身女性身份的某种认同，显示了少女“母爱”的天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梅妞与羊的关系是很典型的人与物的关系；她对羊的爱在本质上也只是人对“有用的物”的爱。所谓“亲娘”云云不过是她的即兴唱词，她并没有当真。但随着她与羊相处时间的日渐长久，以及她自己生理发育进程的推进(看到一只胖青蛙背上驮着一只瘦青蛙，她已知道它们在干什么)，她对怀胎的母羊倒是真的渐渐多了一份感同身受式的体验，整天操心着它肚子里的小羊，操心着它那日渐膨大的奶。特别是母羊产羔儿将她的这种体验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听到母羊生产时凄厉的叫声，她忍不住要替它念话，言辞之间充满了对正在遭受痛苦的“羊妈妈”的无比关切与同情，因为母羊痛苦的叫声不仅唤起了她对邻居二婶分娩时痛苦叫声的回忆，更引发了她对自身作为女性命运的某种联想与想象，从而唤醒了她内心深处那处于沉睡状态的母性。如果说母性作为女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内因，是种子；那么，母羊的生产与二婶的分娩则是诱发其萌芽的外因：与母羊的下羔儿相联系着的是人的母性的动物性特征；与二婶的分娩相联系着的是人的母性的社会性内涵。人的母性在本质上正是动物的本能性与人的社会性的融合，而母羊与二婶则同时在这两个层面上对梅妞的母性作了一次义务“启蒙”，并规定了它未来生长的方向。
等到梅妞布衫初解，让“驸马”和“皇姑”吃过她那处女的奶以后，她的母性开始在本能层面上快速地生长了，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刚刚还因为驸马吃了她的奶而骂了它一顿，并且还委屈得流下了眼泪，但才过了一会儿，她又“禁不住如法炮制，又让驸马吃她的奶”，紧接着又从皇姑的叫声中找到了新的借口，让皇姑吃得她“直哎呀，直嚷我的亲娘哎”。正如她自己所感到的：“梅妞，你完了”——她对哺乳已经上了瘾，一种强烈得无法抑制的母性冲动让她欲罢不能。通过给羊羔儿“喂奶”，她获得了一种虽无以名状却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由此，她身上的母性获得了一次巨大的飞跃：由间接的、外在的、似是而非的联想体会飞跃到直接的、内在的、贴心贴肉的生命体验。虽然直到这时她的母性仍然还没有脱离动物的本能层次，但这次飞跃为其母性的升华奠定了坚实的生理基础。
梅妞母性的升华完成于她的梦境。“既然梅妞让两只小羊羔儿吃了她的奶，她就把小羊羔儿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它们很亲”，白天放它们吃草，晚上则充当它们的保护神。她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了它们的身上，俨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羊妈妈”。但梅妞又毕竟不是一只母羊，而是一个注定要长成“人妈妈”的青春期少女，白天尽完羊妈妈的义务，晚上就该做她的人妈妈的梦了。在睡梦中她将两只小羊变成了两个小人儿，而且都是她亲生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清晰地透露出了梅妞内心深处的秘密：做羊妈妈不过是一次预演，一种铺垫；做人妈妈才是她最后的真正的心愿。梅妞的母性升华了，由浅层次的动物本能升华为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人性，从而在人的母性与动物的母性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晰的界线。
但刘庆邦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又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将这种升华再往前推进了一步。在阴森恐怖的窑洞里，面对着死亡的威胁，梅妞与一切胆小的少女一样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以致“打了个寒战，头微微有些发晕”。但与别的少女不同的是她身上已具有了相当成熟的母性。她担心自己，但她更担心她的羊们，因为这时的羊已不仅仅是有用的物，而是已经通过“移情”变成了她的“孩子们”。于是，她“把两只小羊抱起来，紧紧地抱在怀里……她想，这不行，蟒蛇吃她可以，要吃她的水羊、驸马和皇姑，说什么也不行，她拼死也要保护它们”。梅妞身上的母性在危境之中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在战胜了懦弱与恐惧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最后升华，进入到了博大深沉的“母爱”层次。而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敢于以自己的死以换取儿女的生的母爱才使人类走过无数的苦难而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也正因为如此，母爱才成了一代又一代文学常写常新的世界性母题，为一代又一代不同肤色的作家所深情地吟唱。而刘庆邦则以他的中国乡村少女梅妞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女性形象画廊，并以他对少女母性生长史的独特书写拓展了有关母爱的文学主题。
在这篇不足一万字的作品中，刘庆邦竟然能够将一个少女的母性生长发育史展示得如此充分、如此富于层次，我们不能不由衷地称赞他艺术功力的深厚。但我更想指出的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与他独特的短篇小说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梅妞放羊》看做刘庆邦“生长的短篇小说”的成功范例。面对每一次创作，每个作家都需要解决“写什么”以及“怎么写”的问题，刘庆邦当然不能例外。而我从他目前已有的短篇小说理论中概括出的两个关键词：种子与生长，谈的就正是这两个问题。关于“种子”，刘庆邦认为：“对于热爱小说创作的人而言，每一颗短篇小说的种子都来之不易，都值得珍惜。”(《生长的短篇小说》，见于《北京文学》二一年第七期，下同)“短篇小说的种子”如此难得，它身为何物?作家如何才能发现它?坦诚的刘庆邦又接着说：“我认为短篇小说关注的表现的就是一些微妙的东西，是细微的，又是美妙的。一连串美妙的东西串起来，最后就成了大妙，成了妙不可言。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东西人们一般注意不到，或者偶尔注意到了，也无意进行深究。而短篇小说像是给人们提供了另外一双眼睛，让人们一下子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新世界。这双眼睛跟显微镜有那么一点像，但绝非显微镜可比。显微镜再放大，它放大的只能是物质对象，而这双眼睛让人看到的是精神世界。”这段话告诉我们：“短篇小说的种子”都是一些“微妙”的东西，也就是“细微”而又“美妙”的东西；它虽然也会外显于“日常生活”之中，但最终乃是发自于人们隐秘的“精神世界”，或者换成他在文中常用的另一个词：“心灵”。由此可以推断，刘庆邦所说的“短篇小说的种子”，其实就是大千世界尤其是人们心灵之中隐现着的淡淡的“诗意”，故而只有具备敏锐的“另外一双眼睛”的作家才可以发现它。而“眼睛”与“心灵”其实又是一回事，人们不是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因此，所谓发现短篇小说的种子，其实就是作家心灵对人物心灵的诗意发现。短篇小说的优势不在于对客观世界的准确再现，而在于对主观世界的精细描写。《梅妞放羊》的成功就恰恰在于其对少女梅妞心灵化的母性生长史所作的出色展示。
相对来说，“怎么写”属于技术性问题。对此，刘庆邦由“种子”理论很自然地引申出了“生长法”理论。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已先天地决定了它只能写那么点“细微”的事，若不“生长”还如何能成其为作品?《梅妞放羊》就是一篇典型的“生长”出来的小说，具体的技法则是寓虚于实、以虚为主。我这里所谓“实”即实有之事，或曰小说的素材，小说的“本事”，它属于外在的物质世界。就这部小说而言，实的方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少女与一只平平常常的母羊以及它产下的两只同样平常的羊羔儿之间的故事，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梅妞放羊、母羊产羔儿、梅妞给羊羔儿“喂奶”以及她与羊们在窑洞中避雨这些“实有之事”固然也构成了作品外在的故事情节，但它们却无法生长，至多只能标示物理时间的线性发展而已。它最重要的功能只在于为小说提供一个叙事框架。短篇小说的性质决定了其“实”的方面是有限的，若过多地依赖于它，要么只能以机巧的“出人意料”取胜，要么就有可能流于板滞。
与“实”的方面不同，“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包括心理体验、情感、情绪等等，属于内在的精神世界。它是无形的，因而也是无限的。正如刘庆邦所说，“心多大啊!多幽深啊”(同上)。因此，短篇小说要诞生，要生长，就只能借助于“虚”的方面——从人的心灵之中寻觅到的短篇小说种子，也只能在人的心灵之中萌芽、生长。或者说，正是人的心灵的无限性为短篇小说的生长提供了足够的可能性。当然，“虚”也离不开“实”，它必须附着于“实”之上才能生长开来。刘庆邦深谙此道，在《梅妞放羊》中，他依托于梅妞自编的唱词、母羊的生产、梅妞给羊羔儿“喂奶”、她的梦境以及窑洞中虚拟的险境，集中主要笔墨将梅妞以“母性”为核心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与心理变化写得细而有致，实又空灵。让“母性” 这颗短篇小说种子自然地萌芽，充分地生长、生长、再生长——《梅妞放羊》的“生长”，就是梅妞的生命体验以及她的情感、心理的生长，也就是她心灵空间的不断拓展。通过作家对梅妞心灵全知视角的精细描写，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得到梅妞生命中哪怕是最细微的律动，并得以一窥作家深邃的心灵：敏感而富于柔情，满蕴着对生命的挚爱，对人性的关怀，以及对母性的呵护。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读者的心灵当然也不会不为所动，我们会从小说中借得一双慧眼，从而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充实我们生命的内涵——小说的“生长”应该是作品中的人物、作家与读者心灵的一同生长。《梅妞放羊》当然是一部小说，但我更愿意将它称作一首诗——一首从人物的心灵中采撷而来、又经过作家心灵的滋养培育再用以浸润读者心灵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