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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眸乡土诗意与都市文明的心灵变奏
作者：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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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刘庆邦，是读了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鞋》。那醇厚绵长的乡土情思，那流畅如水、舒卷如风的叙述节奏，那圆熟老到而激情四溢的本色语言，那堪称知音的人物心理体察……这一切都难免让我这个对作家生平和创作没有太多了解的读者产生一些偏执的假想：他是一个颇有些艺术历练的作家，他始终魂守乡土并且永远以他那清新淡雅、几至炉火纯青的乡土乐章播散着诗意和纯情，对抗着物欲横流和人性失真，但他也很可能像当代中国的一些作家一样，不断地重复着自己驾轻就熟的第一部乐章而再难奏出第二部、第三部……
仿佛是为了要印证和纠正我的假想，今年《名作欣赏》第五期“佳作邀赏”栏目一连编选了他的三个短篇新作：《梅妞放羊》《幸福票》《城市生活》。不论编者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三篇并没有互相串门的小说一旦按照现在排定的这个顺序走到一块儿，它们既外化了作家创作视野的拓展，又内蕴着作家的精神守望与心灵困惑，很容易让我们把这个编排顺序看做是刘庆邦的默许。我们不但读出了作家胸中永远流淌着的乡土诗意，也读出了他的生命关怀在从乡村到都市的延伸中所发生的心灵变奏。看来，刘庆邦不仅是弹奏乡土乐章的好手，也是熟谙城乡奏鸣曲的行家。
一、生命之花在乡土诗意中绽放
与《鞋》一样，刘庆邦是要通过《梅妞放羊》来挖掘他长年积淀的乡土生活矿藏。“放羊”无疑是一项颇有意味的乡土劳动，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对放羊的生命感受和情绪体验就不大一样了。老人的放羊肯定与少年的感觉不同，小伙子的放羊又显然与姑娘的心思有别。梅妞是一个临近成熟、洋溢着真气纯情的乡村少女，生命的花蕾正含苞待放。在刘庆邦那细微婉曲的笔下，她的放羊有着曲折动人的故事，像一条蜿蜒流动、轻波微漾的小溪；但她的放羊又浓缩了一个少女在迎来生命觉醒之时细致入微的身体敏感与心理波澜，且交融着大自然与动物成长的生命启示，像洒落在人们心田的点点细雨，像拂过人们生命琴弦的阵阵清风。刘庆邦充分调动了他会讲故事而又擅长人物心灵历程演绎的艺术才情，用梅妞的生命觉醒弹奏了一首荡漾着乡土诗意、充溢着少女纯情的生命之歌。
进入小说，梅妞与家中那头水羊已不是一日之交了：梅妞该去放羊了，“刚去解绳子，水羊像是得到了信号，就直着脖子往外挣，把绳扣儿拉得很紧”。梅妞的一番训教，水羊居然那样善解人意，不仅“把绳子放松下来”，还自我解嘲似的低下头来对主人表达歉意。梅妞是那样的体贴、懂得水羊，水羊也是那样的知趣晓意，人与羊的关系和谐至此，不知要经过多少个日子的磨合，梅妞为此花费了多少心思，投注了多少情感啊!既然人和动物已超越了种属上的天然隔膜而达成了更多的默契，还能进行着有声的对话和无言的交流，看来，梅妞的放羊是绝不会止于一项家庭作业和穿一件棉袄的纯功利诉求的，一个已跨入女性和母性临界点的少女和一头正处于“少妇”阶段的水羊之间定会有着同样的生命情怀和相互的生命启示，彼此间用神秘的生命之音所编制的密码是常人难以破译和读解的，那可真是“妙处难与君说”啊!
梅妞把水羊带到村南的河坡里，“满坡青草满地花”，这哪里只是一个水草丰茂，足以让水羊吃撑了肚子的地方?美轮美奂的自然风光简直要多情地与梅妞和水羊一起融合成一幅令人心旌摇荡的画卷，莫非盛唐才子王维一生所追求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胜境在刘庆邦的笔下复活了吗?要知道梅妞和水羊都不只是个诗情画意的欣赏者，更是一个创造者。你看，梅妞她爱花，爱得禁不住要去嗅一嗅它的芳香，尝一尝它的美味，这一嗅一尝之间就嗅出了画面的层次感，尝出了诗的弹性与张力；而水羊呢，面对红花、黄花、蓝花点缀着的绝妙画图，它爱花、护花，竟然不忍用自己锋利的牙齿去伤害它一朵半朵，“羊嘴经过之处，参差不齐的青草就被修理平了。而草平下去之后，那些剩下的各色花朵儿等于被高举起来，在微风轻拂下轻轻颤动，格外显眼”。梅妞正是在水羊的爱花护花中发现了它超越动物甚至超越人类的灵异而受到了灵魂的震撼：“她看羊的眼睛，越看越像人的眼睛。羊的眼圈湿润，眼珠有点发黄。羊的眼神老是那么平平静静，温温柔柔。看来任何人的眼睛也比不上羊眼睛漂亮、和善。”美丽如画的自然生态使人和羊焕发了同样的诗意情怀和美感体验，并由此建构了彼此间和谐对话的生命平台。
大自然不仅以其妩媚动人的静态景观激荡着梅妞的生命琴弦，更以其千姿百态的生命律动启示着、诱发着梅妞的生命成长。河里的青蛙在互相追逐着，有的竟然还在忘情地交媾，任凭梅妞几番干预，它们不仅难分难舍，仿佛还更其执著，更其恣意了。梅妞自然难免少女的羞涩，但羞涩本身就意味着情窦初开；梅妞自然也不会久观这撩人心魄的生物游戏，但当她牵着水羊离开的时候，少女的心湖怎能不荡起层层涟漪?!
自然催生了梅妞的生命觉醒，水羊则把梅妞的生命体验由女性带到了母性。自从水羊怀上了小羊羔儿，梅妞对水羊真可谓体贴入微了，但我认为这体贴中所蕴含的肯定不只是主人的关爱，而更多的是人和羊互映互照、同步同构的生命感觉。梅妞不仅时刻关注着小羊羔的动静，也在密切注视着、体验着水羊的生理变化：那大如“吊瓜”的奶子，那“让人一见就禁不住想伸手摸一下”的奶穗子以及水羊因害臊而对它的本能护卫，这一切都把梅妞带到“将心比心”的母性体验，而水羊生孩子的整个进程则进一步提升了梅妞的母爱情怀。虽然按当地的规矩，“未出嫁的闺女是不许看的”，但隔着窗棂的梅妞的心却早已飞到了羊圈，水羊每叫一声，屁股每抬一下都牵动着梅妞的心弦，梅妞简直就像自己也经受了与水羊相同的生命涅?似的，水羊疼，她的心也疼，她在默默祈祷中居然“鼻子酸了一下，眼圈也红了”。水羊生下了小羊羔，但在梅妞的生命体验中，这一对“龙凤胎”也并非是水羊的专有。她看着水羊仔细而深情地舔着小羊羔，看着小羊羔吃奶时用嘴和额头用力地顶着水羊的奶，“似乎觉得自己身体某处也被顶了一下”。水羊将母性的全部感受传染给了梅妞，梅妞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母亲角色的模拟性预演状态：她以母亲的身份把两只小羊羔分别叫做皇姑和驸马，以母亲的眼光欣赏着小羊羔吃奶、撒欢，怀着母亲的好奇用手指试探和体验小羊羔吮吸奶头的感觉，最后终于在僻静无人的瓜庵子里敞开了母亲的胸怀，让两只小羊羔吃了自己的奶……女性生命的觉醒，母性角色的初尝让梅妞这朵生长在乡土田园的鲜花恣意地绽放，同时她也感到了惊惧和恐怖。然而，梅妞既然已跨入了这个敏感的生命区域，她也就不可能再完全回到宛如一张白纸、一泓清水的生命状态，生命的花蕾一旦绽开，就没有了再收拢的可能。正是带着这种特殊而神秘的生命体验，梅妞不仅在面对那个拾粪的男人的威吓时“满脸通红，衣襟下面的两只奶子有些胀疼”，而且她“把小羊羔儿也带到了梦里去了”，还在梦境里将小羊羔幻化为她亲生的两个小人儿，将白天小羊羔吃奶的情景置换成小人儿吃奶的甜蜜体验。梦，无疑升华了梅妞的母性憧憬，并推动着她向着母亲的角色体认挺进。尤其是,当有一天梅妞放羊走得离村子远了一些，面对着天塌地陷般的大雨，置身于有关大蟒蛇传说的砖窑里，少女的恐惧并没有使她放弃护羊的责任，而这责任感的底蕴却是梅妞正热烈激荡着的母爱情怀。
在读《梅妞放羊》之前，我实在还没有读到过像这样细致婉曲而又淋漓尽致地展示一个乡村少女生命觉醒历程的作品，但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刘庆邦又绝对没有带着当下一些作家不可能没有的浓郁的窥秘兴致去作那种取媚于大众的“欲望化”展示和“原生态”书写。梅妞的生命觉醒非关现代文明的召唤，非关都市人生的引诱，她是尚存于乡野田园的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她是在与大自然的和谐交融和与动物的相互生命感应中获得了生命的启示，绽开了生命的花蕾，这样的生命觉醒和成长在精神体验上注定要疏离人与人的交流而被定格在一种独语状态。因此，尽管梅妞那细微婉曲的生命觉醒被作家完全曝光于读者目前，但我们除了从中获得无限美感，品尝到丰富的诗意之外，决不会有半点猥亵、恶浊的感受。也许在刘庆邦看来，人只有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下才能更多地葆有自然人性的优美和谐，才能唤起人们胸中的无限诗意。席勒曾经指出，人的天真状态，人同自己和外界谐和与和平的状态，“不仅在人类文化开始以前是存在的，而且也是人类文化——如果它有一定的倾向——所追求的最终目的”，1不论刘庆邦是否有着这样的理性自觉，他的一系列作品都似乎更多地表达了对“人同自己和外界谐和与和平的状态”的神往与憧憬，并对这氤氲在广袤乡土上的“天真而快乐的人性”作了“富有诗意的描述”。2然而，我认为刘庆邦并没有在这里弹奏传统文人的乡土田园乐章，他所追求的和谐和诗意也并非庄子、卢梭所追求的原始状态下的和谐和陶渊明、王维等人笔下的静态诗意，也不同于现代作家沈从文把湘西山民那种自在无为、乐天安命的生存方式提升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理想的“人生形式”。3刘庆邦毕竟是一位由乡入城的作家，新世纪的晨钟没有让他在古典的诗意中沉醉安眠，他既正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已让中国人别无选择地纳入到现代文明激烈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异常清醒地意识到那充盈着诗意的乡土田园生活已严重地滞后于人类现代文明的总体进程，物质文明的匮乏也往往使得那些秉持着“天真而快乐的人性”的乡土生命面临着生存的困顿和精神的尴尬。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梅妞放羊的全部期许不过就是“截块花布，做件花棉袄”，这在城里人看来是不足挂齿的，而“梅妞长这么大从没穿过花棉袄，每年穿的都是黑粗布棉袄”，所以，“她做梦都想穿花棉袄”。当爹背着梅妞把联结着她的生命、希望和念想的“驸马”和“皇姑”卖了，“也没有给梅妞买做花棉袄的花布，却背回了一只半大的猪娃子”，梅妞的梦想破灭了，但这不是因为她爹欺骗了她，对于尚未突破温饱线的乡土农家而言，买猪娃子的生存需求恐怕要比穿花棉袄的梦想切实得多，然而，物质上的需求并不能成为我们无视人的精神需要的充足理由。梅妞的梦想不是稚童的幻想，它是一个农家少女在生命成长和生命觉醒进程中超越了果腹蔽体这一最低生存需求的精神渴望和美感期待，可是这些生活在富有诗意的乡土田园之上却又尚未摆脱生存困顿的人们，有谁去留意过、关注过人的生命成长和觉醒呢?到此，刘庆邦所憧憬的“谐和与和平”的状态已彰显出它的不谐和、不和平，作家那流畅如水、舒卷如风的乡土乐章中已出现了低回凝滞的颤音，乡土在刘庆邦心中并不尽然是诗意，颤音蕴含着刘庆邦的灵魂震荡和精神困惑，也蕴含着他更为真切、更为热烈的生命关怀。
二、生命之叶在本色与诱惑中挣扎
刘庆邦无疑是一个魂守乡土的作家，但他的生命关怀并没有胶着在曾经生他养他的乡土田园，他的心路历程也不是直线演进的。如果说我们已经在《梅妞放羊》的整体性诗意感受中听到了刘庆邦的心灵颤音，那么他的《幸福票》则引领我们极不情愿而又别无选择地远离了乡土诗意，走向了对乡土生命现实命运和生存境遇的冷峻逼视。
在《幸福票》这篇小说中，刘庆邦把他的生命关怀定格在一个甚少为人关注的特殊时空——城乡结合部的小镇煤窑。主人公孟银孩离别亲人和乡土外出打工，煤窑下的艰辛作业需要他付出比乡土更多的血汗，但也能获得比乡土更多一些的报酬。辛劳对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夫而言本已是家常便饭，但煤窑劳作没有了田园的清新，没有了家人的温存，倒是平添了从都市文明中感染而来的对于人的自然欲望的撩拨与诱惑。精明而恶俗的窑主把榨干窑工血汗的毒招外化为诱人的奖励：“只要小月下够三十个窑，大月下够三十一个窑，哪个窑工到月底都可以得到一张幸福票。”一张幸福票虽然浸透了每个窑工整整一个月的血汗，但对于这些长年离家别妻、忍受了太多的生理欲望压抑的窑工而言，它无疑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正像窑主那极富诱惑力的宣言：“这是好事，喜事。别看这一张小纸片，里面自有颜如玉，它代表着本老板给你发小姐呢，发媳妇呢。”任何一个窑工“只要到窑主指定的‘一点红’把幸福票交上一张，就会有一位小姐主动为他服务……他想让人家怎样服务，人家都会满足他的要求”。社会的开放，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固有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模式，与此同时，人们也把曾压抑到无意识层面的生理欲望逐渐挑到了意识的层面，当商业的手段迎合着人们的欲望宣泄需求时，往往就恶性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竞技场中一种畸形的社会病胎。面对这种首先从都市文明中潜滋暗长而又迅速传染到小镇煤窑的欲望诱惑，单身在外又拥有幸福票的窑工们怎能不神驰魄动、趋之若鹜呢?与孟银孩同在一个煤窑打工的李顺堂就是因为忍受不了欲望的煎熬，“好几个月总共才挣到一张幸福票”，“领到幸福票的当天，烧得屁股着火，急忙赶到‘一点红”歌舞厅就把幸福票花掉了”。但即使如此，他还在绞尽脑汁盘算着如何弄到孟银孩所存有的幸福票。而“孟银孩正值壮年，不是不懂得幸福票的妙处”，洁身自好也并没有成为他牢不可破的精神信念。然而，幸福票并不是一种无偿消费，它是“有价证券”，“窑工把幸福票在小姐那里花掉，小姐拿着幸福票找到窑上账房，每张幸福票账房就得支付给人家三百块钱，一分钱都不能少”。孟银孩的生命之叶是从乡土上飘荡到煤窑的，乡土上的人情富有和经济困顿都给他的生命之叶染上了浓重的底色，而煤窑上幸福票的诱惑又极有可能冲淡、消解他的生命底色，此时此地，对于孟银孩来说，一面是对于生命底色的庄严坚守，一面又是难以抵挡的欲望诱惑。刘庆邦就是这样把他的主人公放置在两种互抗互融的精神圈的切割之处，让他在两难抉择中经历了从灵到肉的全面冲撞，从而富有深度和力度地揭示了孟银孩在本色与诱惑中复杂而痛苦的灵魂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