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唐宋诗比较谈

作者：聂　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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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诗歌史上，宋代虽然盛行词体，但诗体并没有因为朝代的变迁而消迹。史料表明，在当时人的心中，诗比词有更崇高的地位。宋诗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潮。保存下来的宋诗数量要比唐诗、宋词还要多。诚然，一个事物的成败好坏不能以它数量的多与少做评判，但它确实证明了它曾经繁盛的历史。人们推崇唐诗是对的，但因此而忘记或者贬低宋诗则有背历史。鉴于此，本文谈点粗浅看法。
　　
　　(一)
　　
　　与唐诗比较，宋代大量诗歌更深刻地反映了宋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三百多年的南北两宋，因为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导致人们不能够安居乐业。而在大唐时期，却有一个相当安定、繁荣的社会局面。二者相比，宋代的诗人自然也就多了忧国、忧民的感伤情怀，自然而然地使诗的内容与政治挂上了勾。从以下几个方面更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
　　第一，政治斗争方面。宋诗在政治斗争的表现方面，与唐诗，以至于与历代所有古诗相比，都显得更为深入。因为有很多重大的政治斗争，政治战乱都被及时地、明确地反映在诗中。而且这种反映并非一个旁观者的论述，而是一个真正参与这些斗争的人直接将它们的种种背景、过程与内幕，都融入到了诗中。这样的古诗在反映其思想内容上也就更为自觉、更为深刻、更为本质了。由此产生的感觉也就更加真切。这也就说明宋诗在表现政治事件上具有及时性、针对性、直接性。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争的空前激烈。尽管说，杜甫、白居易等诗人也写了不少有关反映当时社会，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的政治诗，特别是被誉为“诗圣”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他所写的有关反映社会的诗，还被称为“史诗”。但杜甫这类诗人大部分是从被贬或辞职后的角度上去写的，从个人主观的判断与感受上去描绘的。退一步讲，就算有些诗人是在位的时候，也因任期短、官位低而无法直接参与大事。而宋诗人在这方面就比唐诗人略胜一筹。因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大批的高层政治家兼诗人都被卷入其中。比如，在一三六年的庆历党争中，范仲淹所作的《彼?吟》《猛虎行》《闻尹师鲁谪富水》等。再如王安石在熙丰变法时期，不遗余力地以诗歌的形式宣传、歌颂新法，先后写成了《发廪》《歌元丰》等，看似与政治无关，实则已经是参与政治的变法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赞同变法的，自然也就有反对的，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所写的《寄刘孝叔》，诗中提到：“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资斧。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谍纷如雨。尔来手实降新书，扶剔根株穷脉癳缕。诏书恻恒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这只是全诗的第一部分)诗中讽刺了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放、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实则加重了百姓负担，引起民间诉讼纷纭。
　　第二，由于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爱国主题。唐朝的国泰民安、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没有遭受到外族的真正威胁。所以国人丝毫没有要亡国的担忧，当然这并不能代表唐朝的诗人就全无爱国之心。他们把伟大的爱国主义感情完全寄托在了对边塞的描写，以及歌颂祖国大好山河、壮丽景观上。虽然这些边塞诗、风景诗内容丰富、风格各异。但爱国思想，特别是把“国家”这个词作为一个明确的维护对象，而为之图存救亡、抗侮兴邦的思想，毕竟因为没有一个可以赖以生长的土壤而无法得到展现。鉴于宋代的特殊国情——从北宋建国到南宋亡国为止，外患不断，战争不绝，国家的生死存亡一直受到严重的威胁，因而诗歌中表现出的感叹国势衰弱，反对妥协投降，要求杀敌复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唐诗要炽热和深切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促使爱国主义独占鳌头——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基调和主题，因而以如何保卫国家、收复国土为基本出发点的爱国诗大量涌现。例如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径，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在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体现出了精忠报国、死而无憾的爱国情感。曾经是江西诗派的陈与义、曾几，和以描绘田园山水著称的杨万里、范成大都创作了充满激情的爱国诗篇。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更以激昂悲壮的歌声，表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爱国思想，成为南宋诗歌的高峰。在这些诗中，不管是寄意恢复、立志北伐、批判苟生，还是怀念故土，众诗人始终把“国家”的概念放在最高地位。因而称得上是诗歌中真正的爱国诗。
　　第三，反映现实。虽然在唐朝已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像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也有脍炙人口类似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等传世佳句。但动荡的宋代毕竟不能与强盛的唐帝国相提并论。不安的社会也就给诗歌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影响了诗歌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具体影响：其一，反映社会的广度不断加大。宋诗不但描写了一般的男耕女织田园式的生活，劳作的耕夫，织布女，而且扩大到像渔夫、纤夫、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各种工匠、小贩等其他劳动者。在梅光臣的《陶者》一诗中写到“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就描述了一个陶者烧窑制造砖瓦的生活情况。《牵船人》则是对拉船纤夫的描写。柳永的《煮海歌》中“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何廖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就是对盐民艰苦生活的描写。在欧阳修的《边户》中“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童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邂逅辄相射，杀伤两常俱”，则是对居住于宋辽交界处的居民生活的描写。其二，反映社会的深度更为深刻、细致。例如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则体现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现实：获者不劳!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还有吕南公的《老樵》，梅尧臣的《汝坟贫女》都是通过贫苦人民悲惨的生活，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还有为数不少的诗歌不仅仅局限于揭露统治阶级如何压榨人民，而是深入地剖析每一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如梅尧臣《岸贫》就描绘的是居住在河岸边上贫苦人家的生活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北宋时期豪富兼并土地，导致许多农民陷入无地、无房、无食、无衣赤贫状态的社会现实。文同的《织妇怨》则是通过对织品在入宫进贡之前，受到监管无理挑剔、刁难和退回重织的种种磨难的控诉，揭露了当时劳动人民所受的残酷压榨。在这类诗中最为生动的是范成大的《催泪行》：“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尔!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五十六个字，却有情节，有人物，展现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使人既感到可笑，又感到可恨、可悲。
　　
　　(二)
　　
　　宋诗与唐诗比较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多角度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宋诗从经济生活、科技发展、文化生活、民风民俗等多角度为我们展现了虽然有战乱影响，但仍在前进的宋朝。可以说宋诗人在这些方面的涉猎是一种创新、一种尝试。唐诗人尚未来得及触碰这些题材，历史的车轮就已经转到了宋朝。聪明的宋诗人对诗歌运用的熟练程度已经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地步。因而任何一种现象，诗人都想诉诸于诗篇，流露于笔间。这样，无形中使诗歌的表达内容扩大化。
　　第一，写经济生活。其中包括了矿业、贸易、漕运、农业、林业、手工业等。描写农业的诗，反映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新式种植、新式的农世、新式的作物培养、新式农具的应用等。在苏轼的《无锡中赋水车》中“翻翻联联衔尾鸦，荤荤确确蜕骨蛇。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同王令的《等问诗》共同描写了筒车的应用。
　　第二，在民风民俗、民间文化方面，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则记叙了听盲翁说唱之事，无论作者当时什么样的心态，单从诗的内容上看，就从侧面向我们说明了当时民间文化生活的多样性。还有类似于民间生活、劳作情景的描写，有男婚女嫁的 。如陆游的《岳池农家》：“买花西舍喜成婚，持酒东邻贺生子。谁言农家不入时?小姑画得城中眉。”就是对农家结婚的描写；范成大《劳畲耕》中“峡农生甚艰，斫畲大山颠。赤埴无土膏，三刀财一田。颇具穴居智，只雨先燎原。雨来亟不种，不尔生不蕃”，则是对烧荒畲田种植庄稼的叙述；苏轼的《被酒独行》则是对美丽海南风的赞叹。还有少数民族风俗的描写，如欧阳修《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等等。
　　
　　(三)
　　
　　宋诗的第三个特点是对唐诗品评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品评艺术是唐代诗人杜甫开创的，文化艺术修养很高的宋诗人利用诗歌功能的进步拓展，使其得到了发展。具体表现有三：其一，作品之丰。这类作品几乎涵盖了所有知名作家。其二，描写更为生动形象。苏轼的长篇《韩干马十四匹》中“二骈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鬓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前四句诗所写的六匹马，一一活现于纸上，全诗对十四匹马的描写体现了细致的描摹。黄庭坚《题郑防画夹五首》中“惠崇烟雨归雁，坐我萧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就是对能诗善画的惠崇僧人所画的烟雨归雁图的描绘，使人仿佛致身于幻镜中，显示了传神的写意。其三，较高的艺术品味。在杜甫的《丹青引》、白居易的《琵琶行》中体现了唐人就题论题的特点。而宋人则一改唐人之特点，把某些作品与各种艺术相联系、相沟通，如苏轼的《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中将起，众叶纷自举。可怜采花蜂，清蜜寄两股。若人富天巧，春色人毫楮。悬知君能诗，寄声求妙语。”以及他本人的《授经台》《赠参寥》，都表现了宋诗人对艺术本质规律进行的探究的阐发。
　　从以上宋诗内容的三大方面不难看出，其主要特点是以议论为主的言理性诗歌。因此宋代诗歌从欧阳修评价友人诗歌风格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到黄庭坚叙议前朝历史事件的《书磨崖碑后》，从苏舜钦指谪时弊的《感兴》到陆游述陈民病的《书叹》，从梅尧臣勉励后辈勤政爱民的《送王介甫知毗陵》到刘克庄赞美师长仗义执言的《送真舍人帅江西》(其一)，从王安石要求抑制豪强的《兼并》到文天祥表现坚贞气节的《正气歌》，从苏轼论书法刚柔相济的《和子由论书》到杨万里谈创作关系生活的《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其二)，有滔滔不绝的雄辩，也有娓娓到来的叙说，有慷慨激昂的陈词，还有细致入微的剖析，都不同程度、不由自主地向“议论”倾斜。似乎宋人总要借诗明确表示政治观点、讽喻意图或政治主张。他们大概也就认住了一个理儿：诗歌就是要对社会政治发表看法的，就是要作理论探讨，反映思想见解的，当然也就不妨直截了当地陈叙了。
　　理性著称，赋有平淡、质朴、诙谐的艺术风格的宋诗，与唐诗、宋词一样，是历史文化长河中溅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不见得它就低于唐诗，低于宋词。它是一种继承、一种发扬，各有各的风格，各自有个人的所感之物，所诉之情罢了。我们不能因其多叙于枯燥的政治而厌烦它，也不能责其无“唐诗宋词”之名而埋没它，它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感情，有它与众不同的内容所在，为何将其遗忘在角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