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毛泽东与庾信的《枯树赋》
作者：吉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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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他曾经阅读过《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容斋随笔》《梦溪笔谈》《楚辞集注》《屈宋古音义》《古文辞类纂》《六朝文薭》等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中，他对庾信的《枯树赋》却情有独钟，百读不厌。
庾信(513～581)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今属河南省)人。他出生在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世族家庭。其父庾肩吾既是梁晋安王萧纲(梁简文帝)的近臣，又是一位享誉江南的诗人。庾信十五岁入东宫，随侍昭明太子萧统为讲读。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萧统死，萧纲继立为太子，又与徐陵同为东宫抄撰学士。庾肩吾此时也在萧纲宫中，父子“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这时庾信刚刚十九岁，可谓少年得志。二十岁以后至三十六岁之间，就庾信仕梁而言，“是职兼文武，青云直上，踌躇满志，挥斥方遒之时”。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庾信遭逢侯景之乱。战乱中，他痛失二子一女。直至承圣元年(552)，梁元帝即位，天下始得安定。但好景不长，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攻破江陵，梁灭。当时的庾信正出使西魏。从此，庾信即作为人质被强留在魏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时年四十二岁。此后，他再也未能回归南朝故土，先后仕历西魏、北周二朝。由于庾信亲历侯景之乱、西魏灭梁、家破人亡多次沉重打击，所以他的后期作品一改前朝诗赋轻艳奇巧的风格，多抒发亡国之痛、乡关之思、羁旅之恨、人事维艰、人生多难的情怀，劲健苍凉，忧深愤激。唐代大诗人杜甫曾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这一特色。
庾信一生虽然官高禄厚，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既非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而是一个感情丰富、性格软弱、“惊才盖代”的文人。羁留北朝，其内心的“难堪”与“殊深悲恸”，只能借诗赋倾诉而出。而且常常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喻托出自己在人事沧桑中已经丧失生机的憾恨之情。《枯树赋》便是以经受种种摧残、生意已尽的枯木自喻的一篇文情并茂的杰作。
毛泽东对于庾信的才思词采，也是十分欣赏的。他曾说过，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者，远不只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张玉凤回忆，毛泽东不仅“熟读过”《枯树赋》，而且“全赋大部章节他都能背诵下来，即使是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他“常常想起来就吟诵”该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事实上，这也“是他诵读到最后的一首赋”。
毛泽东为何爱读《枯树赋》，笔者分析原因有四：
首先，他认为庾信此赋描写生动，联想丰富。他曾说，庾信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进了作品，眼界宽广、思路广阔。
其次，他认为庾信此赋用语夸张而形象。他说，庾信不仅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繁茂雄奇的姿态，而且写出了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这是很成功的写法。这样写，对比鲜明，读来自然使人对树木受到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第三，他认为庾信此赋起结呼应，突现了立意。全赋以东晋殷仲文“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起兴，以东晋桓温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作结。对此结构，毛泽东激赏不已。他说，这两段话不仅是全赋的“纲”，是画龙点睛之笔，而且前后呼应，使赋文有一气呵成之势，既突出了立意，又余韵不尽。
最后，赋中所云：“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木叶落，长(音“涨”，年老)年悲’”之语，也表达了毛泽东的晚年对生命无限热爱的迟暮之感。
众所周知，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文学之集大成者。他的诗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融汇了南北方文风之优长，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吴兆宜和倪曾先后注过庾信作品。倪注晚出，注释内容较为详尽，故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因庾赋用典颇多，笔势挥洒纵横，所以后人作注难度较大。有些注解偏离原作、断章取义；有些注解也不免牵强附会。关于《枯树赋》，倪注在题解中说：“《枯树赋》者，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作也。”一九七五年，江青把请人注释的《枯树赋》送进中南海。这篇注文进一步发展了倪说，在题解中把赋的立意简单地概括为“借树木的迁徙移植，摇落变衰，寄寓自己的悲感”。毛泽东对上列注释，不以为然。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他通过反复地阅读原文，逐段逐句地进行分析后，认为：“把树木的摇落变衰，归因于移植，是曲解了《枯树赋》的立意。”以桐为例，他说，赋中的“桐何为而半死”，是指枚乘《七发》里的“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和被人“斫斩以为琴”的能发出美音的龙门之桐。桐之半死与凋枯缘于受到急流逆波的冲荡和人为砍伐等诸多因素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另外，赋中的“若夫松子古度(大树名)”十句，原文说得很清楚：这些枝干繁茂、根系庞大、生命力极强的大树，乃是因为受到了苔菌的埋压、鸟虫的剥穿、霜露风烟的侵撼，才变衰枯死的，“和移植毫无关系”。因而“移植”说不确。
毛泽东对于《枯树赋》文意的解析，显然是他经反复吟诵、分析全篇、研究上下文的连带关系后，才作出说明的。不仅如此，他对赋中每一个词、每一个字，也是根据情理和生活知识进行审视的。比如赋文中的“比翼巢鸳”一句，毛泽东读到的注本解释说：“比翼的鸳鸯在上面(树上)作巢”。他认为，此解同样不确。因为“过去只讲鸳鸯戏水现在又有了鸳鸯戏树!”所以，不可思议。他觉得这里的“鸳鸯”，“可能是指皔(音鸳，凤类)”。姑且不论此说能否成立，仅就毛泽东这种不囿于定论，推陈出新的求真精神，就是值得称道的。
我们知道，庾信的《枯树赋》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却有颇为难解之处”。前人论著，“对该赋结构及词句寓意的解释未能尽当”；今人也颇“感到此赋确有若干词句不太好理解，不容易弄清作者的真实含义”。而历史巨人毛泽东的解读《枯树赋》时，却能使听过他赏析的人，对此赋“顿觉原感阻滞、不清的地方，完全贯通开朗”。足见毛泽东同志的文学及古文字功底之深厚，那么，他为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他认为：“注解古文古诗，自然要有雄厚的基本功”；其次，读书、治学要有一种“谨严和审慎的态度”；第三，分析问题，应“根据事物常理”并“拥有广博知识”；第四，读者个人生活经历的体验，同样不可或缺；最后，还“要有细察全文、综观总体的认真的精神”，切忌“以偏概全和根据一言半语，妄下结论的做法”。
以上数端，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同仁来说，无疑具有方法论的启迪。这也是笔者特作本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