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旨在塑造更美丽的灵魂

作者：石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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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晓声的短篇小说精品《陈奂生上城》以出色的心理描写，以以小见大、寓庄于谐、浅中寓深的表现手法，塑造了我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令人难忘的主人公形象——陈奂生。然而，自从《陈奂生上城》一文进入中师、中学教材后，对作品主题思想的理解，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等师范学校语文教科书《阅读和文选》第四册第八十九页《陈奂生上城》一课课后练习的第五题，关于这篇小说的主题，列举了多种说法：讽刺官僚主义；批判阿Q精神；反映城乡差别；鼓励农民摆脱重负，继续前进。这样就使得这篇小说的主题云遮雾罩，扑朔迷离，游移不定，令人无所适从。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解读《陈奂生上城》的主题思想呢?
　　要想真正理解本文的主题思想，我们离不开文本本身，离不开主人公的性格特征，离不开作者的写作动机。
　　
　　一
　　
　　这篇小说写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摆脱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实行新的农村经济政策，陈奂生与许多农民一样，从饥饿和贫困中逐渐解脱出来，获得了基本的温饱。物质要求基本满足后，农民开始追求一定的精神享受，陈奂生亦然。但是，由于因袭的负担过重，面对新的时代，他的精神层次，显然不能适应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他的内心深处的自卑心理，严重地阻碍了他走向新生活，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已成为民族前进的巨大精神包袱。陈奂生的思想性格是历史造成的，但时代的发展要求他抛弃这样的思想性格。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安排的。陈奂生摘掉了“漏斗户”的帽子以后，物质生活有了新的变化。他“肚子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他有了余粮，能够用自家的面粉，自家的油做了油绳拿到城里去卖，能够买簇新的，刮刮叫的帽子了。物质生活的变化，也使他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愁容不见了，他的脸上有了笑，变得轻松愉快了，“上城三十里，经不起他几晃荡”，一路春游看风光。他的精神生活需要也发生了变化，“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演，他就觉得没趣。”作者着力描写陈奂生的一系列变化正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它让人们感受到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恢复和发扬，给农民带来的实际好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村所推行的各项正确的经济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切身的利益。作者在揭示陈奂生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变化的同时，又毫不回避地揭示了陈奂生的灵魂深处所受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制约的一面，真实地写出了他的弱点。陈奂生虽然诚实而质朴，憨厚而勤劳。但在他坚韧的生活态度中，还包括着某种程度的麻木；在他务实的精神后面，还有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在他乐观的情绪后面，还隐藏着以愚昧和奴性思想为核心的“阿Q精神”。他肩负着因袭的重负，躯体里，潜埋着旧时代的遗传因子。小说对这种性格的刻画，主要集中在第三部分。其中的两幅画面很能反映出他的这些性格特点。第一幅画面写的是陈奂生在县招待所里“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陈奂生肢体瘫软，头脑不清，眼皮发沉，喉咙痒痒地咳了几声，他懒得睁眼，翻了一个身，便又想睡。谁知此身一翻，竟浑身颤了几颤，一颗心像被线穿着吊了几吊，牵肠挂肚。他用手一摸，身下贼软；连忙一个翻身，低头望去，证实自己猜得一点不错，是睡在一张棕棚大床上。陈奂生不觉吃了一惊……”这一惊，既饱含着吴书记对他的关心，又饱含着眼前的住宿条件使他受宠若惊，“当他睁开眼来细细打量这住的地方，却又吃了一惊，原来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墙，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亮闪光，照出人影来；紫檀色五斗橱，嫩黄色写字台，更有两张出奇的矮凳，比太师椅还大，里外包着皮，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绸面，刮刮叫三层新，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一捺，知道里面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当他看到这些，首先想到的是吴书记对他太关心，既而又想，这哪里是我该住的地方!我又无处报销，这样好的房间，不知要多少钱，闹不好，一夜天把顶帽子给住掉了，想到这些，他心里惴惴不安，赶忙要弄清楚，当他到收费的姑娘处接过发票，低头一看，便觉给火钳烫着了手。他认识那几个字，却不肯相信，当他得知住一夜，要五元钱时，他的心忐忐忑忑大跳，“我的天!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但陈奂生毕竟不是耍赖的人，尽管觉得住一宿花掉五元钱，太亏、太不合算，还是抖着手伸进袋里去摸钞票，然后细细数了三遍，数定了五元钱交给宿舍收费员——那个大姑娘。此时，那外面一张人民币，已经半湿了，净是汗。这里详细地描写了陈奂生付钱时既心疼又害怕的紧张心理，刻画出了农民的本质特征。当他付完钱，本想一走了之，忽然想到旅行包还丢在房间里，就又回来了，此时他“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了：‘脱不脱鞋子?’一转念，愤愤想到‘出了五元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这一段描写，写出了他由心疼而转为报复，从而试图得到一种心理平衡的可笑心态。陈奂生的心疼是有其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贫困一直困扰了他大半辈子，此时的他仅仅是卸掉了“漏斗户”的帽子，刚刚能吃饱穿暖的农民。面对他徒步往返六十里，一夜靠卖油绳连本带利只能赚八元钱(纯利润只有三元钱)的他，是应该理解的。但当他试图报复，求得花去五元钱的心理平衡，应该看做是一种狭隘的小农意识。
　　作者描写陈奂生性格的第二幅画面是：当他付过房钱，走在回家的路上，眼看离家不远时，忽然想到此次出门，连本搭利，几乎全部搞光，无法向老婆交代时，他又想出了种种理由对付老婆“就算输掉了；不对，自己从不赌。就算吃掉了；不对，自己从不死吃。就说被扒掉了；不对，自己不当心，照样挨骂。就说做好事救济了别人；不对，自己还要别人相济。就说送给一个大姑娘了；不对，老婆要犯疑……那怎么办呢?”正当他一筹莫展、左思右想、总是不妥时，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五元钱花得值得，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给别人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的这种想法，果然奏效。他的老婆服帖了，身份显著提高了，村里人和村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多了。于是他感到无比的自豪。在短时间里，陈奂生的心理从自卑变成了自豪，这一点确实有点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的味道。
　　
　　二
　　
　　《陈奂生上城》发表以后，《人民文学》编辑部转来了读者的来信，信中提到的问题是关于陈奂生的，于是，作家高晓声谈了自己对塑造陈奂生这一形象的看法。
　　当作者谈到他写《陈奂生上城》时的心情时，他说：“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或我自己，却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他还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面对着人的灵魂，面对作者自己的灵魂。我认为我的工作，无论如何只能是人类灵魂的工作；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的灵魂塑造得更美丽。当然，表现人的灵魂的美丽，并不是脱离了实际去加以美化。人的灵魂扎根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它受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制约，但又无时无刻不想突破这种制约前进。不反映出灵魂所受的制约，也就反映不出灵魂突破制约的意义，也就无从知道什么叫真、善、美。”
　　以上作者对写作《陈奂生上城》一文的这段告白，可以说是他写作本文的动机。由他的写作动机可知：他是扎根于历史和社会的现实中，反映出陈奂生灵魂深处所受的制约，即文中所反映的他在改革开放后灵魂深处所存在的狭隘、自私、麻木、“阿Q精神胜利法”等弱点。通过反映这些性格特点，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他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使人的灵魂更加美丽。所以本文的主题定为：“塑造更美丽的灵魂”更为确切些。
　　根据以上笔者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持“批判阿Q精神”这一主题的人，只看到文章的第三部分写陈奂生交了五元钱住宿费之后的报复心理以及他在回家途中的自我满足心理和到家后人们对他态度的改变的几段描写。持“反映城乡差别”这一主题的人只看到文章第三部分当陈奂生睁开眼后，看到招待所各种各样的家具、摆设、住宿条件、装饰所产生的自卑心理这一点，由此得出陈奂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孤陋寡闻，没有见过世面，面对县委招待所的一切感到手足无措，受宠若惊。以上这两种主题持有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了文章的局部，而没有从文章的总体去把握。我们试想：如果看到陈奂生住进招待所有自卑心理，好奇心理，就认为该文的主题是“反映城乡差别”，看到陈奂生交了五元钱的住宿费之后，再次回到房里取回他提包时的报复心理，以及回家途中的自我满足心理和他到家后人们对他态度的改变，就认为该文的主题是“批判阿Q精神”，那么在同一文章里不是出现了多主题吗?高晓声作为当代文坛上高明的作家，决不会去干一篇小说多主题的傻事。至于持“讽刺官僚主义”这一主题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官僚主义是指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关心群众利益，只知道发号施令而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而文中除陈奂生这个人物外，还有县委书记吴楚，招待所收费的姑娘。吴楚是一个党的好干部的形象。小说交代他曾经去过陈奂生所在的大队蹲点，对老百姓问寒问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当陈奂生患病之际，他又主动把他送往医院治疗，安排到县委招待所住宿，显然不能说是官僚主义。文中的收费姑娘，尽管对陈奂生的态度前后不一样，充其量也只是趋炎附势，也不能说是官僚主义。至于持“鼓励农民摆脱重负，继续前进”这一主题的说法，笔者认为有点模糊不清，这里说的“摆脱重负”指的是什么?如果这里的“重负”是指“心灵上的重负”，如文中所揭示的陈奂生以及大多数农民身上存在的“麻木、狭隘、自私、精神胜利法”等，这就和笔者所持的“旨在塑造更美丽的灵魂”这一主题接近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归纳文章的主题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考虑主题所具有的客观性，因为它是全部材料思想意义的集中概括，其次考虑文章主题又具有的主观性，因为作者的思想和世界观对主题的提炼有着重要的“烛照”作用，准确地说，主题是现实生活和作者心灵相撞击的产物，是客观事物和作者思想相感应的产物。从这篇小说的全部材料来看，本文写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以陈奂生为代表的农民灵魂深处所具有的局限性，从作者主观写作动机：“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的灵魂塑造得更美丽”来看，这篇小说：暴露是前提，塑造是目的。因此主题确立为“旨在塑造更美丽的灵魂”更为确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