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谪宦极品　气韵各擅

作者：黎烈南　李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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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杰出政治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与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精品，历经时间的考验，至今传播人口，诵读不衰。细察二文的方方面面，可见其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与趣味，值得在对比中再作欣赏。
　　境遇相近，文体相同一个不大被注意的事实是，范文《岳阳楼记》与欧文《醉翁亭记》都诞生在同一年——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当时范仲淹遭贬知邓州，欧阳修降职在滁州。范仲淹积极推进庆历新政时，受到了企图废除皇帝的诬陷，因而不得不辞去参知政事之职；欧阳修则是在范仲淹被贬后极力为之辩解，而他自己竟被人污蔑与自己的甥女有私并欺诈了其财产而后被贬。看来，他们遭贬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但都与庆历革新受挫这一政治背景有最直接的关系。范文云：“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此句话，虽然是写其僚友滕子京，但其中未尝不对自己的被贬感慨系之。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虽未明言自己被贬滁州的消息，但看他画出的“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的自我形象，也未尝没有透露出自己被贬的心境。而被贬的处境妙在曲折道出，是二贤所同也。由此可见，政治遭遇相同的时间与境遇，是这两位彼此遥在异地而心灵相通的僚友创作出相互辉映的千古名篇的重要契机；另外，二贤皆采用关于楼阁亭榭的记体散文这一文体，颇值得玩味。盖此种文体，不拘一格，最易于题外发挥，亦正是宋人所长也。
　　创造佳政，同心所趋据《渑水燕谈录》所记：“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为天下第一。政成，增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滕子京能在被贬一年以后，创造出“治为天下第一”的政绩，如果没有思想高境与治理杰才，是不可想象的；范仲淹此时也为一名迁客，他一生都在渴望刷新政治，为国创最佳政绩；而滕子京的卓越表现，以及让作者为岳阳楼作记的嘱托，最让他文思泉涌，感慨万千。他在《岳阳楼记》中所写的：“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喜悦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无独有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亦是作于他所管辖的滁州年岁丰稔之余。细品他的这一段话：“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从作者对百姓的游山乐水的盛况与宾客欢宴的兴致的描写中，不难感受到作者对自己治理工作的满意之情。可以说，对创造佳政的向往，是《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创作的一大动力。
　　忧乐同趣，心灵相通在这两篇文章中，读者会不约而同地发现，范仲淹与欧阳修都表现了同一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便是：他们身处逆境，仍以天下为己任。
　　
　　范文云：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欧文云：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在政治上严重受挫之后，仍能保持先忧后乐或与民同乐的崇高境界，这就是范仲淹与欧阳修的相通之处；用高超的艺术手段把此崇高境界完美地表达出来，相互辉映于文坛，在文学史上实属难得。
　　黄仁黼在《古文笔法百篇》卷六中对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有“谪宦之极品”的评价。他说：“六一公之守滁也，尝与民乐岁物之丰，而兴幸生无事之感。故其篇中写滁人之游，则以‘前呼后应’、‘伛偻提携’为言，以视忧乐之不关心者何如也。”这就是说，欧阳修受到无端攻击而被贬后，仍在尽心为政一方，其作品是以百姓之乐为一己之欢乐的，故而为谪宦之极品；黄仁黼所言“兴幸生无事之感”，是指欧阳修在同期写的另一篇散文《丰乐亭》记中发出的感慨：“幸生无事之时也”；而这句感慨，饱含着对国家安定局面的欣慰之心与忧患之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拔绝世之句，更是非有伟人情怀者不能道出的，同样是谪宦极品。这两篇散文为了解北宋士大夫关心国事的浓郁时代气氛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成为宋代谪宦精品的典范。从艺术上看，骈散相间，如诗如赋，具有强烈的音乐感，是二者的相同之处。可以说，节奏鲜明而又语势流畅，是宋代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范、欧的这两部作品，又以卓越的艺术成就为宋人树立了榜样。
　　对比分明与涉笔成趣由于范仲淹与欧阳修二人在个性与思维创作时的差异，他们的作品呈现着不同的艺术风貌。
　　作文时采取何种结构方式，对景与情的关系怎样处理，是窥见作者艺术心灵奥秘的窗口之一。范仲淹所作之《岳阳楼记》的结构，一眼就可以看出它那强烈的对比以及情景分明的特色。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结构，则竭力追求一种随心所欲的“醉意”，追求漫游中涉笔成趣的浑成气象。
　　范文的以比手法，贯穿在全篇之中。其中有通过对不同景色产生不同情感的对比：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两种景色，或让人“感极而悲”，或让人“其喜洋洋”，景色鲜明，情感亦强烈、浓郁，于是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在此以后，作者又将古仁人之心与普通人之心作了一个对比：“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这时他寻找到了精神的落脚点：“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从而把情感推向高潮，并带来高屋建瓴般的行文气势。
　　与范文之结构相比，欧阳修之文更显得随意一些。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滁州之游的记述上。作者记叙游历，没有一定之规，而是从方位、朝暮、四季、游人、宴会、禽鸟等不同的角度来写游赏之乐的。作者的游，不是一日的游，而是朝朝暮暮的游，春夏秋冬四季的游；作者的游，是同滁州百姓与官员在一起的游；作者写他游赏之后的归去，不是某一次的“夕阳在山，人影散乱”，而是对多次夕阳人影的艺术记录。这种时空错综交织的游赏情事，给全篇带来了一种潇洒的风度，浑成的气韵。
　　欧文在处理情与景时的关系时，是随写景，随抒情，随议论。他一边走，一边感慨，一边赞叹。在写醉翁亭及周围的景色时，他这样说：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在言及山间之四时、朝暮时，他这样写：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野芳发而幽香，……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以下在谈到与民同游，与客同欢，及黄昏归去时，他都用了这种边叙事、边抒情、边议论的艺术手法。作者笔下的景色，本来就饱含着浓郁的情感；而当他写了景色之后，又以脱口而出的口吻来抒情、来评点，直给人一种意到笔随、心领神会的天趣。这样处理景与情的手法与《岳阳楼记》是大异其趣的。
　　热烈唱叹与舒缓沉吟在品味范欧两人的与国与民同休戚的情怀时，不难看到，范仲淹之全文都是以热烈的唱叹、高昂的情调来完成的。作者写作时，并未亲临岳阳楼，这反而有利于他在想象中尽抒怀抱。尤其结尾一段那“嗟夫……何哉……是……然则……其必曰……噫……吾谁与”的既曲折又流畅的抒情，一气呵成，跌宕生姿，把作者的胸襟，甚至他歌咏唱叹的形象都展现在读者面前。而欧阳修之文则夹叙夹议，用“也”字来控制情感节奏，语气始终和缓，不作跌宕起伏之状，雍容自如地把情趣、怀抱曲折含蓄地抒发出来。作者的山水之乐、与民同乐、与禽鸟共乐的情趣之间仿佛是一种平行的关系：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滁人游也。……众宾欢也。……禽鸟乐也。……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作者的几多乐趣，都在用同样轻重的语气说出，与范文之情感的不断加强，波澜的逐渐扩大相比，另有一种雍容和缓之气象。不难看出，前者极旋折跌宕之美，后者尽含蓄内敛之致。范文语脉不断，气势渐强；欧文则用了一贯到底的“也”这个语气词，把全篇的情感始终控制在一个舒缓平稳的基调上。
　　范仲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指挥者，他写起文章来，披肝沥胆，直抒胸臆，展现了坚毅的品格与雄伟的气势；欧阳修以“海内文宗”闻名北宋，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他用了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了当时如火如荼的诗文革新运动，他之为文，特别注重给读者带来联想的余地，浓厚的韵味。《岳阳楼记》以气取胜，《醇翁亭记》以韵见长，这是与二位作者的个性气质、职业生涯有深刻联系的。限于篇幅，对此就不深论了。
　　范仲淹与欧阳修为政治革新的同道，个人情谊亦甚深。他们在锐意革新时，大概没有想到小人谗害他们无耻至如此地步；也不会想到一贬邓州，一贬滁州，南北音信难通；更不会想到当自己在通过记体散文抒发怀抱理想时，挚友也正提笔构思，用同样文体抒写同样情怀的杰构。悬想二贤当读完对方的文章以后，一定会会心地掀髯一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