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东西方男子汉的文化意蕴

作者：刘蜀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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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美国企业》杂志七、八月合刊中，有一篇关于《今日影片中的男性角色》，表明好莱坞对寻找今日男子汉的苦恼。当年银幕上的男子汉个个都是“意志坚定、信心百倍、值得信赖、敢于保护弱者，他们有自己的荣誉准则。他们体面高贵，把原则置于个人荣誉之上”，而如今银幕上的男子形象，不是暴躁的懦弱者，就是打打杀杀的暴徒，完全没有了过去男子汉的气质和蕴涵，他们大都是一些“处境不完全、犹豫不决、忧虑重重、以自我为中心、不成熟的无能之辈”(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7月22日)。也许是时代变了，但男人还在。好莱坞的问题或许是时代问题，我们文学中的男子汉在哪里呢?
　　正好手头放着李锐的《厚土》，其中有一篇《好汉》，看后很是过瘾，我马上就想到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想，不妨把这两个文本拿来比较一番，或许能看出其中的一些门道来。
　　显然，这是两篇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写出的作品，但它们写的都是硬派男人。作者都很熟悉各自的人物及其生活环境，他们的作品都带着浓烈的生命气息，那是各自生存环境熏染的结果。两篇文章的语言都很简练，情节都很单纯，一个写的是老人出海捕鱼的故事，一个讲的是汉子率众打野猪的故事。既是英雄，都有自己的战场：老人的战场在海上，汉子的战场在山上。斗争的对象是强大的动物而不是人，就使英雄超越了人世间的善恶之道，显现的是生命力量的对抗。很悲壮，很凝重，但不是悲剧。
　　海明威将老人置于大海之上，让他在八十四天的失望后，终于在三天三夜的磨难中经历着孤独、饥饿、困乏、伤痛、死亡的考验，最后拖着那条特大的马林鱼骨架回来了，赢得了精神上的胜利。这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是个体生命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生死较量。面对浩瀚的大海和巨大的鲨鱼，人显得多么的弱小和势单力薄，他恶心呕吐、手脚不住地抽筋，拉着钓丝的手总是流血，他太饥饿了，太孤独了，太困乏了。可是，“痛苦在一个男子汉不算一回事”。“跟它们斗”，“我要跟它们斗到死!”即便拼它个鱼死网破，也要坚持最后的胜利，这体现了近代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明白他们制胜的法宝是什么，老人告诉我们：虽然大鲨鱼“既残忍、又能干，既强壮、又聪明。可我比它更聪明。也许不吧。他想，我也许只比它多了个武器吧”。所以，在与鲨鱼搏斗的过程中，老人依靠的正是一件又一件武器；鱼叉投出去，有鱼刀，鱼刀折弯了，还有“两把桨、一个舵把，还有一根短棍”。老人相信，只要拥有这些东西，“我一定要想法去揍死它们”。后来老人果然用尽了手中的武器，赶走了凶恶的鲨鱼，只是他那可供自己吃一冬的马林鱼成了“光溜溜的”鱼脊骨。老人赢得了人们的敬佩，依然做着狮子梦。它似乎对这样的结果并不甘心，如果他像狮子那样更强壮、更猛烈，如果他手中有更多、更先进的武器，他就会连鲨鱼也一同带回来。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人对自然的真正的胜利。
　　可是李锐笔下的汉子则不是这样。他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草莽英雄的气概：身材“高大壮实”，喝酒时用槽牙咬开瓶盖，“咕咚咚灌下半瓶‘高粱白’”，睡相好也是明打明。他的武器是两杆枪，一杆是花“一担麦子，五十块”从外地买来的，他用它打了不只一条野山豹，这在方圆村是“独一份”；另一条是长在裤裆里那家伙，他用它“明打明地睡女人，睡了女人还得叫她求上门来”，这在方圆村也是“独一份”。“除了这些使不完的力气，和手里的这杆好枪，剩下的他都不相信”，可别小看这个武器，多了裤裆里这杆枪，就多了一层关系。海明威的老人只有一杆枪，那枪象征着生命的外在力量，他并没充分显示生命的内在力量。或者说，老人生命的内在力量是通过他用意志战胜自己的虚弱来表现的。这一点老人也很明白，在与鲨鱼搏斗的过程中，他在孤独、苦难中体验生命和死亡。李锐的好汉比老人多了一杆枪，那杆裤裆里的枪象征着生命的内在力量。他在睡相好时得到充分的显现。这就好像中国的太极拳，内外并举、外柔内刚。即便被野猪咬伤的一瞬间，他的那杆枪还扎破裤裆硬挺挺地竖在那里，这表明了好汉生命内在力量的强大。在汉子心中，两杆枪是同样重要，甚至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他睡女人，就将枪倚在大门口，凭着这条打死过几条豹子的猎枪，“哪个杂种敢放一个屁来?”真的不敢，于是他就明打明地睡女人，而且睡得霸气，坚决不改姓、不倒插门、不为人家传宗接代，任相好的怎么求他也不行。这时候他的两杆枪是一样的硬。李锐不像海明威那样冷酷，总是让老人与冰冷的大海对峙，而是把汉子从相好的被窝里叫醒，他在品咂那“独一份儿”的美味时，醉醺醺地走上了山坡。可是到了山上，他乒乓地向野猪开枪，打死一个、打伤一个。当受伤的母猪流着血疯狂向他扑来时，他却丢了手中的枪。母猪咬住他的裤裆，将他摔得丈把远，“荆条茬刀子似的捅在他的脸上”。等他醒来后，却发现裤裆里的那杆枪不但完好无缺，而且还特别坚硬，把裤裆都扎透了。这里有个细节不要忘了，使它免遭此难的是传统，“幸亏是挽裆裤，幸亏是旧的，要不就什么都完了”。作者有意无意通过这个偶然的巧合把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有机地联系起来了。众人起哄道：“哈哈，好汉，好枪!两杆枪都好!”可是，在经历死亡的那一刹那间，好汉似乎对人生有了更深的参透和顿悟，当大家在为他这个英雄庆功的时候，他的心里“总是有点说不出的恍惚”，他第一次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山猪扑到脸前时带来的那一股充满死气的阴风，现在还在胸口上打转”。作者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表面上看，好汉的转变有些突然，其实在死亡的瞬间人都会产生直觉和顿悟。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总是用理性不断地拷问死亡，并把死亡与上帝和来世联系起来。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说：“一切故事，讲到相当长度，都是以死结束的；谁要不让你听到那里，他就算不上一个真正讲故事的人。”(陆扬著《中西死亡美学》125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人不这样，他更醉心于生。正如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他并不是在刻意回避死，而是告诉人们，应当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现实生命之上，不要分心去考虑死亡及死后世界问题。活着的时候，尽心尽力，致力于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创造，致力于对当下感性生命的快乐的追求。至于死亡，等有朝一日遇上时，无怨地接受它就是了。如今死亡让好汉遇上了，不过他不是用理性而是用原始的因果报应来解释自己所面临的灾难。他吓坏了，他想，这难道不是报应吗?要是来前听了女人的劝告，就不会有这场玄事，“这真是报应我哩。想到‘报应’，他的两只眼怔怔地僵在了眼眶里”。其实这场玄事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睡人家女人时犯了忌，这个忌讳就是对基本的人伦道德的违犯。依照因果报应，他把人事与天理联系起来了，这仿佛是天对他的报应。不过，好在还没死，这要感谢上天的保佑。他在各种偶然中寻找着生存的必然。尽管同伴依然把他当作好汉，但他似乎感到，原来贯串全身的汉子气正化成青烟犹犹豫豫地从他的身上飘走了，他在众人的哄笑中显得格外的孤独。为了慰藉内心的惶恐和不安，他一个人“急匆匆走到村口的神树下边，把两颗猪头恭恭敬敬献到石台上，三叩三拜”。直到乌鸦带着他的祈求飞走了，他才回到相好的那里。他惊魂未定，胆怯地问女人什么是报应，女人解释到：“遭报应就是不落好死。”好汉没去追问“不好死”，反而追问：“受苦人咋就算个好死?”女人的回答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一辈子吃饱，喝好，有自己的房子，有老婆孩子，栽根立后，活到了岁数。”于是，为了能有个好死，他就答应与女人结婚，生孩子过光景。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通过婚姻来冲喜。这时，好汉对自己已失去自信，他需要借这门婚事来冲去自己的晦气。在自然的因果报应面前他学乖了，成熟了，归顺于文化与自然。一个充满激情和冲动的汉子就这样变得本分起来。
　　一个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在经历死亡的考验后，终于回归到自己的文化中。他从女人的怀抱里走开，又回归到女人的怀抱。死亡过后，他更渴望生，一种更高质量的生——按“好死”的标准活着。祖祖辈辈、代代传承，他们就这样活了下来，并在这座大山上生息繁衍。
　　类似的问题，在海明威的老人那里也有过。他不是不信神，只是在紧张的斗争中没有时间去祈祷。他曾在与鲨鱼搏斗的间隙，反思过自己的行为，在“罪”与“非罪”之间徘徊不定。老人想：“把一条鱼弄死也许是一种罪过。”他很快又回避了，把这档事交给思想家去处理。他从职业的角度为自己找到了杀鱼的理由，“你生来是个打鱼的，正如鱼生来是条鱼”。可是杀鱼毕竟是个罪过，尤其是那样美丽、崇高、可爱的鱼，可当他想到鲨鱼也以吃其他鱼为生时，老人的心坦然了，因为他从生物的角度开脱了自己的罪，更勇敢地投身于这场殊死的搏斗中，绝不退缩。
　　老人和好汉是不同文化中的两种生存状态，面对这样的生存状态，一个局外人是不能随意指手画脚的。“你很难说老百姓这种生存，它是合理不合理的，是同情它，恨它，还是爱它，很难讲清楚。对那样的生命，只讲批判是没良心的，你就没有资格那样讲，你没有资格站在高处说我可以批判他们的落后性。你如果做了几年农民你就知道真的没有那个资格。面对世世代代绑在黄土地上的那些人、那些生命，你说：噢，我来居高临下地批判他一下，怜悯他一下……这没有良心，很没有人情味。(《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第23页)作家李锐道出了自己对好汉的态度。他站在一个更高的境界来看待发生在好汉身上的种种事件，这是扎根于吕梁山区的一种独特的生态学和生命哲学的统一，它的生存的合理性只能由这座大山来显示。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正是在这无语的高山中才孕育着人生的更宽广的境界。
　　我们再回头看那位出海打鱼的老人，他独身面对着大海和鲨鱼，在拖着伤痕累累的肉体和庞大的马林鱼骨架回来后，他睡着了，并在做着狮子的梦。可是，他一梦醒来后又怎么样呢?还得去打鱼，去面对大海和鲨鱼。只要他的精神不死，他就永远处在与自然的对立之中。结果或是在对立冲突中发展自己，或是与鲨鱼同归于尽。近代西方文明就是这么一种刚性的东西，他依靠科学技术制造先进的工具，再用这武器去征服、杀戮一个个动物乃至同类。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是不会让老人罢手的，他不怕死，更不怕遭自然的“报应”，他的目的就是要与鲨鱼战斗到底，哪怕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两相比较，中国的好汉在经历了莽撞和冲动之后成熟了，重新回到女人的怀抱，享受着人间的天伦之乐。西方的老人虽说积累了许多人生的经验，但他的经验只是与天地、自然斗争的经验，只是在斗争中获得更大的刺激和乐趣。“鱼啊，你要把我给弄死啦。”“我一定要把它弄死。”“管它谁弄死谁。”他在死亡和鲜血中变得那样亢奋和颟顸。其结果要么再带回一条大鱼来，以便在同伴那里炫耀；要么葬身大海，成了鲨鱼的一顿美餐。当然，如果他强大到能够消灭所有的鲨鱼的程度，他也就必然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
　　两种文化下的男人，在经历了磨难与死亡的考验后，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结局。谁比谁活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呢?看来不能这样简单地评价。应该在相互比较中各取所长、相互弥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这也正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