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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中的阴影原型

作者：姜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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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世才女张爱玲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她曾一夜之间红遍上海滩，又一度在国内正统立论里黯淡失色；她曾只在海外史家的笔下光鲜无比，又一次次掀起两岸学界研究的热潮，而几乎每一次都以《金锁记》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傅雷率先称它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一九七九年，海外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它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一九八四年，《收获》杂志重登《金锁记》，促使大陆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环节的认识发生巨变，从而重新奠定了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
　　在自己最喜欢的这部小说中，张爱玲讲述的是非常老套的故事：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儿，高攀名门望族，为金钱和地位嫁给了残废的少爷。千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婆，再回过头来折磨自己的儿媳，甚至儿子、女儿。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张爱玲善于描摹变态人性与病态人格，主人公曹七巧是被金钱欲扭曲的疯子。对此，笔者并无多大异议，只是想从人类经验的更深处来分析反省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并认为当我们直面复杂善变的人性时，最好不要轻言“变态”与“异化”。如果将原型研究运用于此，会更好地证明这一点。
　　
　　一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认为，每个人的人格中都具有以下四种原型：人格面具、阿尼玛和阿尼玛斯、阴影、自身。其中“阴影”(shadow)是指心灵中最黑暗、最深入的部分，是集体无意识中由人类祖先遗传而来的，包括动物所有本能的部分。它使人具有激情、攻击和狂烈的倾向。过分压抑阴影，将削弱人的强烈的情感和深邃的直觉。同时也可以说阴影原型使一个人的人格具有整体性和丰满性。这些本能使人富有活力、富有朝气、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排斥和压制阴影会使一个人的人格变得平庸苍白¹。很显然，“阴影原型”在荣格那里处于人性最深处的沉积层，它由非理性、原始性、动物性因素组成，决定着人性中一切难以摆脱的障碍和局限。作为原型的阴影投射到人身上，很容易使旁观者看到扭曲、变态的一面，它像幽灵一样徘徊在个人命运的上空，即便已被察觉，亦常常挥之不去。原型理论所努力探讨的正是这种人性存在模式及其历史生成。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谈及其创作根由，她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望未来要更明晰，亲切。”²那么，在对古老回忆的追溯中，张爱玲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生命只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谁能料想这种神谕似的箴言竟出自一位花样年华的少女之口。联想到张爱玲独特的家庭生活，联想到其在对人性有巨大考验的战争乱世中的成长经历，我们不难体察作者试图接近全人类生活经验的努力。可以说，“集体无意识”作为人类精神领域中最深层、普遍、相通的“集体”性质，使张爱玲不自觉地回应着阴影原型的召唤，使她能够睥睨人类，通过消解神性、透视原始性达到对人性高屋建瓴的审视。而在荣格眼中，写作正是这样一种过程：作家首先被原型所俘获，就像基督教预言家们受到上帝的召唤一样；然后才是遣词造句，把这种原型付诸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那么，《金锁记》又是如何成就张爱玲的呢?
　　首先，文本呈现出这样一种人性世界：鄙夷、取笑、挑拨是非；嫉妒、占有、恃强凌弱；复仇、控制、探听隐私。人性中最动人的情感，诸如关怀、自我牺牲等等是不存在的。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是利益冲突或家族矛盾造成了正常亲情的异化，七巧以及所有环境中人的行为源于畸形社会的病态发展。这种观点看似在努力为文本悲剧寻找合理的发展逻辑，内理却仍源于二元割裂的思维方式。其实，人类根性本身就是复杂的，高度集中体现在曹七巧身上这些看似变态的东西都有着无法回避的深层心理根由。它们完全出自人性的内因，人类必须要有勇气面对这一本来面目。其次，文本给出了这样的生存状态：理性与非理性无休止的相互抗衡。理性告诉年轻时代的曹七巧必须抓住金钱，这是她用青春和生命付出的所有代价，是一个寡妇与两个孩子生存的首要条件。然而，情欲爆发的非理性时刻像猫爪一样抓挠着七巧的心，“当初她为什么要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七巧难道不是和任何一个平常的女人一样渴望得到爱的滋润，有着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浪漫幻想吗?然而，“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对非理性的压抑给七巧带来了无尽的矛盾和痛苦。本能的激情无处宣泄势必要寻求其他突破口。如果说排斥和压制阴影会使一个人的人格变得平庸苍白，那么放纵阴影则会造成激情的错位，攻击的偏执和狂烈的泛滥。于是，我们看到，情欲爆发的非理性被无情压下去之后，七巧对金钱的欲望一下子由理性占有转为非理性狂热，她疯狂地举起沉重的黄金枷狠狠劈杀这个世界。
　　巧妙的是，张爱玲并没有通过七巧刻意抽象出所谓的人性弱点来进行文学还原，更没有将其当作民族劣根性来揭露和批判，而一直是在清醒地展示人性原貌。在写到世舫与长安解除婚约后，在七巧家中独酌，感到异常委顿时，作者有如下描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就是他所怀念着的古中国……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是怎样一幅光怪陆离的文化图景。反帝反封建正是那个时代的民族性文化母题，然而《金锁记》没有依附再现其观念，而是打破了这一共同语境中文学表现的沉闷与单调，不但超越了同时期类型化的革命写作模式，也超越了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的文化学传统。她以独到的个体美学眼光，表达出对人性冷静、超然的理解。人性在张爱玲笔下因呈现出复杂、无奈的意味而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可以说，时代要求所不能解释的地方正是《金锁记》获得巨大成功的地方。阴影原型凭借魔力召唤那个时代最缺乏的形式，并通过《金锁记》这一文本载体得以审美再现。
　　
　　二
　　
　　要想知道张爱玲是如何把阴影原型付诸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本的，就必须在文本中找到带有普遍性并反复出现的原型因素，而弗莱“退后一步”的批评方法对此具有非常的启发意义。他说，我们在批评一部作品时，“就像欣赏一幅油画，应退后一步去观察整个构图，忽略笔刷的细工”³。这里，我们不妨如此打量《金锁记》，你会发现眼前出现了阴晴圆缺的月亮、忽明忽暗的镜子、掀起放下的帘子、掷来投去的扇子、影影绰绰的人……荣格认为，原型的内部有其独特的结构，其中“意象”是处于“中间”位置的重要概念，它一方面通向形而上的“理念”、“道”、集体无意识，一方面通向形而下的感觉、体验等现象。远景视野中的《金锁记》终于现出庐山真面目，它晃动着与阴影原型相沟通的一个个“意象”，起舞幻化出诡秘、压抑、阴沉的美学氛围。
　　关于《金锁记》中的“月亮”前人已有精彩评说。在文本故事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人物命运发生变化的时候，月亮意象都会出现。我们知道，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月亮”经常用来象征爱情、友谊和一切美好的东西。而《金锁记》中的“月亮”却具有除此之外的多重意味，它不但是叙述的线索，是所有悲剧的见证者，更是人性的永恒象征。小说开篇对三十年前月亮的叙述为文本定下了凄凉的基调，一下子将历史距离引入对人性的追溯式观照。当叙述人暂时隐退，恢复全知叙述视角后，月光便一直照耀着文中所有女子的命运。
　　首先是主人公曹七巧。读者是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听姜公馆三奶奶与二奶奶的使唤丫头凤箫与小双的窃窃私语，开始了解曹七巧的悲惨命运的。按照严家炎的说法，这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弃妇的命运——七巧被娘家抛弃几近于被卖到大户人家做姨太太；被丈夫抛弃，守着僵尸般的人过日子，无异于守活寡；被亲人抛弃，分家后独门独户不相往来；被“情人”抛弃，小叔子“爱”的表白完全是为了她用半生换来的金钱；最后，她又被儿女们抛弃，没有不恨她的人。人性美的三大感情模式——亲情、友情、爱情在曹七巧的生存中都是不存在的⁴。这样一个旧时代随处可见的倍受压迫的弃妇，本来可以有着多重的命运——如果与小叔子偷情成功，她可以做个性解放的典范；如果与所爱的人私奔，她甚至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如果看破红尘，吃斋念佛，了却残生，也是可以树牌坊的传统守节烈妇。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早已充满这样的文学形象。张爱玲与众不同，她不给曹七巧任何机会，既然金钱是她出场的惟一理由，就让她死死抓住这棵救命稻草，一点一点地枯萎死掉。这朵风干的罂粟花曾经绽放得愈艳丽，枯萎得愈缓慢，悲剧意味便愈是震撼人心。
　　如果说太阳象征了一切权威，象征着男权社会的至高无上，那么《金锁记》中作为女人的月亮，只能靠反射太阳的光芒而显示意义，曹七巧这个“陈旧而迷糊”的月亮，用黄金的枷锁反射着阳光，反抗着不公的命运，同时又将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当作战场，破坏别人的命运。
　　长安是七巧的女儿，也是她第一个牺牲品，她在压抑的环境中畸形残缺地成长为一个脸色惨白、靠抽鸦片支撑生命的老姑娘。她求学、恋爱等的理想无一不被七巧摧残，最后也变成“活脱一个七巧”。“缺月”正是长安非健全人性和悲剧命运的写照。在无奈退学的前一夜，长安爬下床来，半蹲半坐在地上，偷偷摸摸，竭力按捺着吹起口琴……这时候“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阴森苍凉的世界吞噬了曾经斑斓的少女梦幻。剩下的一半又怎能抗拒苟延残喘?
　　七巧对儿媳妇芝寿的折磨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她让儿子长白整夜给自己烧鸦片，不让他和芝寿同房。半夜三更的烟榻上，母子对抽鸦片，讨论另一个女人的秘密。此刻，“隔着窗玻璃望出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阴影原型终于浮出海面，显现人性狰狞的一面。月亮成了使人汗毛凛凛的白太阳，照耀着底下看似空前反常的人。月光甚至是可以杀人的，芝寿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人性中残忍的一面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其实，《金锁记》在很多地方结束，都有着浓重的悲剧意味，然而，张爱玲遵循了古典文学的传统手法，最后仍然归结到月亮上。小说的结尾，七巧死了，长安和长白仍然带着七巧的影子浑浑噩噩地活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月亮底下上演的悲剧在无边无际地蔓延，似乎要蔓延到历史的尽头，蔓延到人性恶被遏止的境地，而这又是不可能有尽头的。张爱玲就这样让她的小说触角大大地超越了现实时空，伸向无限的未来。
　　与上文中的“月亮”相比，评论界鲜有对“帘子”和“帐子”意象的关注。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意味深远。如果你注意，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帘子”始终是“掀”开或“打起”的，这就是说，七巧彼时的心是敞开的，她时刻准备着接纳什么。我们知道，七巧是出身于麻油店的女儿，自小几乎未受任何封建礼教的束缚，浑身充满野性生命力的张扬——“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绸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当被变相卖到姜家做媳妇后，七巧无意中便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闯入者，尽管这种“闯入”也许是被动的。从七巧接待娘家客一节，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七巧的悲惨命运也是没有预料到。七巧之所以没有以死反抗哥嫂对自己婚配的安排，不能说她对名门望族没有一丝幻想，毕竟富贵较之贫贱更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精神文明。然而，彼时的“现代文明”是什么样子的呢?骨痨、鸦片、窑子、姨太太、半新不旧的留学生……这一切对在麻油店做姑娘时有着丰盈激情的七巧是多么大的反讽啊!即使当七巧明白了命运对她的捉弄后，她还是于绝望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追求自己想要的。对小叔子季泽的挑逗就是她试图一次次掀起“帘子”、敞开心扉的努力。然而，七巧永远是个被抛弃者，她对“现代文明的闯入”注定只能是对“金枷”的自投。所以，小说文本的风景变了——
　　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七巧的“帘子”从此关闭了，她不再对情欲寄予希望，她要抓住的只有金钱，只有金钱才能体现她活着的价值。尤其当季泽再一次主动出现，企图重续旧情来算计七巧的金钱时，七巧像一头母豹一样被激怒了，调情的“扇子”变成了武器，凶狠地向旧情人的头上掷去。当季泽走后，她又留恋了，“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最后一次目送她的浪漫梦境远去。“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来，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窗子”终于遮蔽了七巧整个生命，接下来只有等待枯萎风干的命运继续。此后，七巧经常拉上丝绒窗帘，斜在烟榻上抽鸦片，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然而，当她让长白陪自己整夜烧烟时，她反而不再掩藏自己，“起坐间的帘子撤下送去洗濯了”。她让月光彻底照耀着这人世间不堪的一幕。终于，在一般人眼中七巧是完全变态疯狂了。
　　和七巧的“帘子”相比，芝寿昏暗的“帐子”更是像坟墓一样埋葬了她的青春和生命。在独守空房的漫漫长夜，“芝寿待要挂起帐子来，伸手去摸索帐钩，一只手臂吊在那铜钩上，脸偎住了肩膀，不由得就抽噎起来。帐子自动地放了下来。昏暗的帐子里除了她之外没有别人，然而她还是吃了一惊，仓皇地再度挂起了帐子。”这不但是令人恐惧窒息的封建牢笼，更是难以突破的人性魔障，芝寿惟一能做的就是在这无边的黑暗中绝望地倾听自己被吞噬的咀嚼声。
　　就这样，张爱玲没有让她的“帘子”、“帐子”、“镜子”、“扇子”仅仅作为道具出现，而是构成流动的意象，相互映衬，共同营造出阴沉的闺房坟墓，并通过“遮蔽”、“掩盖”和“暗影”的审美手段突出阴影原型的具象形式，使人在意识到封建礼教吃人的同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人性中的永恒隔绝。
　　
　　1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1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7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弗莱：《批评的解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4严家炎、范智红：《小说艺术的多样开拓与探索——1937－1949年中短篇小说阅读琐记》，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