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对历史回声的沉思、质疑和祭奠

作者:吴小姜 冯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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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审美的祭奠
  
  从整体上说《死亡游戏》,的确是对历史回声的沉思、质疑与祭奠。悲剧的历史和作者写作的年代拉开了几十年,人物、事件、悲剧实质已为作家充分咀嚼、提炼、熔铸,最后以一种审美的祭奠为历史和时代奉上了一份答卷。
  比起《大墙下的红玉兰》来,《死亡游戏》是一份更具审美超越性的答卷。两部小说无疑都是悲剧,但前者的悲剧性在于“正义者死于非正义者的枪弹下”,虽然是那个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时代悲剧,但悲剧意蕴更多体现在政治层面。小说结尾处作家设计的路威出逃,以及最后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快亮了,快亮了……”给悲剧增添了希望的亮色,也表达了作家对党中央斩妖除魔、拨乱反正的信心。小说的风格基调整体上是悲壮激越的。文中那北风、白雪、红马、灰衣……的衬托,同时又引发了读者对“垃圾箱里,既有狗粪,也有真金”的审美遐想。《死亡游戏》则将悲剧的发生定位在几个知识分子身上,用他们的生命哲学和道德准则所营造起的特殊的精神联系,演绎着故事的悲情。作家对其中几个重要人物基本上是保持着等距离,让其中的三个敲钟人都以敲钟人的角色走向所谓的“自由天国”,“游戏”死亡;而围绕在他们身边没名没姓的囚徒,颇似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和铁屋中从昏睡走向死亡的庸众,集体无意识的生存状态陪衬着几个主要的祭品,构成了对历史回声的祭奠。由此而带来的悲剧意蕴所接触到的人的生命和精神层面,比《大墙下的红玉兰》更感惊心动魄,小说的审美风格自然趋向冷峻和悲凉,又在冷峻悲凉中夹杂着似乎因太看透“造化的把戏”而流泻出的睿智和调侃,给读者留下更深广的思考空间,这和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
  《死亡游戏》和《大墙下的红玉兰》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前者较多地运用了象征和隐喻的表现方法,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审美祭奠主旨的。小说的标题本身就是复杂深刻而怪异的象征。文中共出现了五种“游戏”方式:其一,陆淼、王德龙和一些劳改犯玩的“盲棋”是一种高智商的游戏,而人生有时不正如一盘棋?!有人能走完,有人却被迫中局退出。其二,王德龙的“健忘症”和“哑症”,其实在帮助他分辨人与鬼,保留心灵的自由和气节,从特定角度看,这本不符合他性格特征的表现也是一种“游戏”,而且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咏叹。其三,通过玩“文字游戏”(标点游戏),巧妙地表达了对政治的见解。其四,“猜谜游戏”。陆、王二人遗留下的神秘符号和曲线,后来被刘松、陈半仙发现,解谜的过程不但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且表达了死者自戕行为警世醒世的含义。其五,“死亡游戏”。三个敲钟人的自杀,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及精密计算的。从他们的主观意愿看,确有“游戏”死亡、昭示生者的深意,而且消解了自身对死亡的恐惧,客观上也阐明了他们的“游戏”是勇敢者的行为。这五种游戏本身形成了一种哲学的表现方式,一种智者反逻辑思维的方式,所以小说始终贯穿充满睿智、决不枯燥的推理、分析和辩论,并让主要人物的生命与精神借助参与游戏的方法完成了“进化”。象征与隐喻的表现手法,使文本作为一份审美的祭奠没有停留于再现外部世界的层面,作家的笔触尖锐地直指历史的深层和人的精神领域的细部,包括知识分子脆弱的内心。在这个意义上说,从维熙直接继承了鲁迅思想的精髓,拒绝遗忘,排斥瞒骗,粉碎麻木,直面人生,这就是作家对历史回声的审美祭奠。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死亡游戏》的语言特色。在《大墙下的红玉兰》中,从维熙疾恶如仇、从善如流的主体情感非常鲜明,语言满含激愤,义正词严,褒贬分明。对犯人班长、杀人不眨眼的还乡团马玉麟,作家精雕细刻着他“月牙形的扫帚眉,包围着一对不大的眼睛”,“活像古玩店的老寿星”,至于灵魂就比容貌更丑陋得多,“在专政的大墙下,慑于专政的威力”,“它就像蚂蟥一样地蜷缩起来,把它吸血的吸盘藏在腹下,一旦外力消失,它立刻像蛇蟒一样伸直了腰腿,亮出尖尖的吸盘……”作家的主观色彩流露无遗。《死亡游戏》的语言则趋向于客观、理性,冷峻、睿智中隐藏着拷问,平直中不乏美文,读着看着,你会感到随时可能“于无声处听惊雷”,你会准备让一把不知道怎样的利斧砍向你心头,你不知下一个游戏将如何更冷静、平淡、却又更坚毅地发生。包括小说中对酷烈的饥饿的描写,刘松不止一次“我饿”的撕裂人心的呼号,他的吃棉絮,和陈半仙一起生吃小老鼠……使人不由得想起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的小说语言,使人和主人公一起随时准备接受死神通知书。其实,作家的叙事是平淡的:“此时正逢全国大饥荒年代,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苦役犯,许多人先是瘦得如同人灯,后又浮肿得如同打足了气的气球。”语气还不乏调侃,调侃中必定夹杂着幽默、机智、生动。描绘陈半仙时就很出彩:他那干柴般的眼睛里,“总是闪出一线流星般的亮光”,“干瘪脸上一道一道皱纹堆在了一块儿,像是被风吹破的蜘蛛网”。但在写到几个敲钟人的“死亡游戏”、特别是刘松捉迷藏般的“游戏”方式,以坐禅的姿态自埋进雪堆时,作家先是精心地进行铺垫,合情合理地陈述了天气的“大暖后必有大寒”,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生活恰像那雪天一般冷峻无情。刘松彻悟了自己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很自然地选择了将自己还原为一个“人”的最好时机,“他的家族既孕生于雪国,又是在雪国沉默的”,于是从容地完成了自己生命中最后的绝响。刘松钻进自设的雪堆,“这个白白的馒头,将会在今夜变成一个有馅的包子!”回放《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白玉兰被葛翎的鲜血染红的特写,对比刘松白色的人肉包子,再看《死亡游戏》的结尾:“大概一直到了‘七九河开’时节,最后那个冰堆才开始流泪。待它泪落成泥时,才有人在融雪中,发现身着内衣、状若坐禅的敲钟人……”谁又能言表这是一份怎样的“奠基”呢?!在强烈的窒息感中,作为读者和评论者,我们企盼人类都来珍惜生命,让勇于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成为新时代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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