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山民的遗憾

作者：徐润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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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作表现了诗人对某种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因素的思考和批判。诗中的“山民”，不是实指现实社会中某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具体的农民，而是诗人从生活中的诸种现象概括、提炼出来的一个具有极其丰厚文化含蕴的意象，一个囿于环境、封闭保守、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象征体。
　　诗歌对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消极思想所进行的深刻批判，是通过采用“新诗戏剧化”的手法来实现的。正像袁可嘉所说的：“从抒情底‘运动’到戏剧底‘行动’”，“却不是说现代诗人已不需要抒情，而是说抒情的方式，因为文化演变的压力，已必须放弃原来的直线倾泻而采取曲线的戏剧的发展。造成这个变化的因素很多(如现代文化的日趋复杂，现代人生活日趋丰富，直线的运动显然已不足应付这个奇异的现代世界)，最基本的理由之一是现代诗人新发现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热情可以借惊叹号而表现得痛快淋漓，复杂的现代经验决非捶胸顿足所能道其万一的。诗底必须戏剧化因此便成为现代诗人的课题。”¹
　　这首诗的戏剧化手法主要体现在戏剧性对白、心理剖白和戏剧性结构的运用上。首节诗作是采用戏剧性对白来表现小山民对封闭落后的生活环境的厌倦不满，和对新生活的企慕渴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失望的。“小时候，他问父亲/‘山那边是什么’/父亲说‘是山’/‘那边的那边呢’/‘山，还是山’。”听了父亲的回答，“他不做声了”，山连山，山环山，山里是山，山外还是山，“看着远处/山第一次使他这样疲倦”。从小出生在大山深处，目之所及皆山也，难道世界上只有山了吗?他禁不住向父亲打探外面的世界，然而，父亲的回答使他大为失望，外面也是重重叠叠的山，一颗充满憧憬的心顿时蒙上阴影，他的眼睛感到疲倦，更疲倦的还是他的心。
　　从诗作的第二节起，诗人采用心理剖白的手法来揭示山民的思想变化。随着小山民的成长，他也慢慢地知道：“海是有的，但十分遥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可惜“这辈子是走不出这里的群山了”，大海离深山是如此的遥远，只能活几十年的他，“没等到他走到那里/就已死在半路上了/死在山中”。
　　也许，奋斗总比坐等更有希望，只要迈开脚，终归会有一天走出大山的。“他觉得应该带着老婆一起上路/老婆会给他生个儿子/到他死的时候/儿子就长大了”，儿子接着走，儿子死了孙子接着走，山再高再大，路再远再险，总有一天会走到海边，幸福会有的，希望也会实现的。只可惜，这种拼搏的思想像电光石火，转瞬即逝。一想到子子孙孙要在路上奔波，背着行李，携家带小，不知走到何年何月，他感到茫然，惶恐。“他不再想了/儿子也使他很疲倦”。与其那样拼死拼活赶路，还不如安分守己活着，大山虽然穷困，总不至于饿死；大山虽然封闭，总归是祖宗的繁衍生息之地，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的草窝窝，干吗非要跟自己过不去。
　　话虽这样说，可眼前的日子又怎么熬得过去，左思右想不得其解，最后，“他只是遗憾/他的祖先没有像他一样想过/不然，见到大海的该是他了”。这样，他终于为自己的懦弱、畏葸找到了借口，使自己的心理暂时得到了平衡。诗作也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了对封闭、保守、愚昧、自欺欺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的批判。本来，山民的遗憾也不无道理，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人的苟安，才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生活现状的良机，造成了祖祖辈辈走不出大山，世世代代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这种命运。倘若诗中的山民能幡然醒悟，迈步上路，虽然他自己也许并不能看到大海，但毕竟为子孙谋幸福走出了第一步。然而，他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是重新回到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的生活循环圈中，心安理得地步老祖宗的后尘。可见，山民的疲倦，是井底之蛙的疲倦，是草窝之鸡的疲倦；而山民的意识，则是积淀了千百年之久的、落后保守的封建农耕文化的污垢；至于山民的遗憾，那也只是一种既不对自己负责，也愧对后人的，自欺欺人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托词。山民的可悲就在于，他没有想到，他也将会成为他的子子孙孙的祖先。他虽然一时使自己得到虚假的精神慰藉，却把自己的遗憾永远地传给了自己的后人。而这一点也正使诗作表现出鲜明的反讽特色。诗作是通过对山民的遗憾进行的客观陈述，来达到对山民的思想进行辛辣嘲讽的目的，从而表现了诗人冷峻深刻的社会批判思想的。
　　至于诗作的戏剧性结构，则主要不是表现为父子两代大小山民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的发展变化，而是客观展示了山民自身在思想意识上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从小时候向父亲探询山外的秘密，到长大了他知道“海是有的，但十分遥远”，然后是产生“带着老婆一起上路”的想法，最后是他不再想改变现状，只是为祖先感到遗憾，这一切只不过是覆辙了无数先民曾经经历过的思想轨迹。山民意识的变化，充分显示了传统思想观念强大的惰性力量，它可以熄灭任何新思维的希望的火苗，扼杀一代又一代的创新精神的萌芽。从一开始，小山民对山外世界的好奇心，就受到了父亲的打击，使他幼小的心灵感到疲倦；长大后，他懂得了很多东西，严酷的事实、改变现状的艰难使他深感灰心；后来他也曾萌发携家带小一起上路的念头，然而，这一念头瞬间就被预期的困难击得粉碎，他再次感到疲倦，而且再也不想改变现状了；最后，他为自己的祖先没有走出大山的念头而感到遗憾，心安理得地与现状妥协了。
　　诗作塑造了一个庸俗鄙琐、胸无大志、苟安存活、不思进取的小人物——山民的形象，这也是建国以来诗坛上极少出现过的人物形象，他不但与五六十年代塑造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形成极大的反差，而且也与朦胧诗中那些怀疑现实、大胆反抗专制暴政、具有崇高精神和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反英雄、反崇高的艺术倾向已表现无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作称得上是开新生代诗歌风气之先的前卫之作。
　　
　　1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论新诗现代化》，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