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走近凯尔泰斯
作者：仵从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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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二OO二年十月十日十三点(北京时间当日十九点)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让全世界的关注者都傻了眼：“凯尔泰斯·伊姆雷是谁?”
在最为广大的英语世界里，全球惟有美国的西北大学出版社曾在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七年分别翻译出版了凯尔泰斯的长篇小说《没有命运》(1975)和《为未出生的孩子祈祷》(1990)，因为译本销量太小——前者十年间仅售出三千五百册、后者五年间仅售出一千六百册——原拟继续出版的《惨败》(1998)便悄然作罢(这是三部曲式的作品)。在人数至多的汉语世界，关于凯尔泰斯，没有相关资料，没有作品中译，连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研究室在一九九六年也随最后的几位专家年老退休而“摘牌关门”(这是小国家、小民族、小语种意味深长的世界性命运)。一个更为生动的证明是：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专家为主体的各语种一百七十余名专家集体编写、译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出版、共一千零九十页三百三十二万字的大型权威辞书《新编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辞典》，收入匈牙利作家二百二十二人，其中却找不到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名姓。即使在定夺诺贝尔奖的瑞典，凯尔泰斯遭遇依然：瑞典一家大报在获奖消息发布后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是百分之九十六点四的人根本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虽然此前瑞典已有作家的四部作品的译本出版。但也有例外。在德国(包括德语国家)，人们熟悉、欣赏、推崇凯尔泰斯：德国人视他为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全部作品已有德文本；他拥有广泛的读者且不断获奖——二OO二年十月九日晚(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夜)获德国的汉斯－萨尔文学奖、二OOO年获德国“《世界周刊》文学奖”、一九九七年获“莱比锡促进欧洲和解图书奖”、一九九五年获德国布兰登堡文学奖、一九九二年获索罗斯基金会艺术奖。在他的祖国匈牙利，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七年，他也至少获得过九个文学艺术奖项。但无论如何，德国与匈牙利对世界而言，毕竟是一个太小的范围。
知也罢，不知也罢，瑞典文学院如今借传媒无处不及的能力让七十三岁的匈牙利人凯尔泰斯站在了世界面前。他的轮廓也以简单明晰的线条展示开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生于布达佩斯，犹太人；一九四四年(十五岁)被纳粹关进奥斯维辛，后又被转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至一九四五年获救；一九四八年起在布达佩斯一家报社工作，一九五一年后成独立撰稿人，写音乐剧、喜剧，从事德语翻译与小说创作至今。这是一个从形式上看并不复杂的历史。再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凯尔泰斯并非多产作家，四十余年创作生涯仅有十余部苦水磨剑式的作品，其中被人们看重的是所谓“大屠杀三部曲”：《没有命运》(1975)、《惨败》(1988)、《为未出生的孩子祈祷》(1990)和随笔集《苦役日记》(1992)等。
一个创作数量不多、世界影响很小、知名度极低的匈牙利作家何以被瑞典文学院欣赏而为之加冕?莫非是文学院的“夫子们”年老目眩走了眼不成?
尽管已有一百零二年历史的诺贝尔文学奖年年都会有或大或小的争议，中国古人也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说，但客观地看：没有得奖的确有该得的，已得奖的却没有不该得的。眼前的凯尔泰斯可以是一个实例。他的故事又一次证明了锥处囊中必有脱颖之时的道理。
自然，在没有读到凯尔泰斯的完整作品时说如上的话可能是不审慎的。但瑞典文学院的信誉与威望、有关凯尔泰斯已经获知的信息已足以让我们抱有自信。
比如关于凯尔泰斯的经历与他从中获取的“经验”。他作为一个犹太少年在奥斯维辛的经验对于一个命定将成为作家的人是意味深长的。并不是人人都有缘这样的“幸福”(他确实在自己的小说中以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主人公的感受与意识描述了奥斯维辛，甚至谈到了其中的“幸福”)。事实上，“奥斯维辛”已是作家的一个“情结”(他说：“每次构思新小说，我总会想到奥斯维辛。”)；“大屠杀”也成为他笔下的一个基本主题。何况，他还经历了拉科西的极权政治和由苏军坦克担任角色横行街头的“布达佩斯1956”(那时他是血气方刚的二十七岁)，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东欧(相映成趣的是：与他争雄诺贝尔的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也生于一九二九年，也来自同样背景的东欧，但昆德拉没有纳粹集中营的经验)。这些特异、尖锐、深刻、沉重的经验会“逼迫”作家成为一个严肃的“思想者”。轻薄的“戏说”、肉麻的“粉饰”、无聊的“调侃”与从苦难中走来的他(们)无关。
比如关于凯尔泰斯的思想谱系与文学谱系。我们极有必要注意到作为翻译家的凯尔泰斯在一九七六年(成熟的四十七岁)之后为时不短、成就不俗的德语翻译活动。一般说来，一个不是或不只是为稻粱谋的翻译者对被译者的选择是认真的。他译他(它)，是因为他理解他(它)、喜欢他(它)、认同他(它)、甚至推崇他(它)。凯尔泰斯用了相当的时间与心力把尼采(1844—1900)、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施尼茨勒(1862—1931)、弗洛依德(1856—1939)、维特根斯坦(1889—1951)、卡内蒂(1905—1984)等德语思想家或文学家译入了匈牙利。尼采，哲学家中的诗人，诗人中的哲学家。一个杀死了上帝并宣告新时代到来的伟人。一个强调健全的生命本能、主张超越的精神追求并开拓、影响了存在主义哲学及其一系列后来者的先驱。他也是一位影响了十九与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潮、文艺思潮和社会思潮三域的思想界巨子。霍夫曼斯塔尔，奥地利诗人、剧作家。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对人生的深度关注与艺术上的典雅新奇使他成为现代主义的主要弄潮儿之一。施尼茨勒，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在戏剧中对腐败现实的尖锐揭露与在小说中对人性与心理的出色分析使他享有“近代奥地利文学之父”的地位。他与心理学家弗洛依德属同一时代、处同一城市且尔汝相称，惺惺相惜。作品中深入的心理分析使他赢得了“弗洛依德的酷似者”的特别称誉。至于弗洛依德，更是大名鼎鼎。这是一个以自己独创性的思想与理论而影响科学与文学两域的大人物。他曾不无根据地把自己的“革命”与哥白尼与达尔文并提。西方思想界亦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比弗洛依德的思想对二十世纪思想界的影响更大”([美]《二十世纪思想家辞典》，1983)。而他的“潜意识说”、“三重人格说”、“白日梦说”对文学的影响可谓是对文学传统的致命性颠覆。维特根斯坦，英籍奥地利哲学家，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早期的《逻辑哲学论》(1922)与后期的《哲学研究》(1953)乃是二十世纪哲学、逻辑学的经典。他的名言“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清楚；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得保持沉默……不可说的东西显示自身”频频为人引述，可谓流泽不绝。卡内蒂，生于保加利亚、有英国国籍、用德语写作、在瑞士安家、自称“流亡的世界主义作家”，是一九八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个体受到强大的群体暴行威胁的时代”，被认为“是德国古典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这个以二十世纪重量级人物构成的巨人群于翻译家的凯尔泰斯所包含的重要信息是：他们是他的“思想营养库”；凯尔泰斯精神行进的轨迹；伟大的灵魂与同样伟大的灵魂的灵犀相通。
我们还可从凯尔泰斯在瑞典文学院的答谢演讲、获奖后的访谈及此前的《苦役日记》、作家对谈中，发现他文学谱系中的另外几位文学巨人。他谈到了二十世纪几乎无人不知的萨特。谈到萨特的话题：“为谁写作”、“我们为什么写作”。关于文学及其功能，萨特是主张对社会与生活的主动“介入”的。这种“介入”使他的哲学、文学以至整个人生充满了现实的、行动的精神。凯尔泰斯的回答是：“写作是为抵制从众的诱惑”，写作是“抵制专制和独裁的工具”。他还谈到了卡夫卡——现代主义公认的文学宗师。卡夫卡的主题乃是强大无比的现代官僚机器对个体的统治与人的生存境况。凯尔泰斯的小说、散文中闪烁着同样质地的光色。他也提到奥威尔(1903—1950)——以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庄园》(1945)、《一九八四》(1948)而蜚声世界的英国小说家——凯尔泰斯一定在斯大林主义的背景中体认了这位现代寓言小说家的敏感与睿智，也无疑深化了个人的独特经验。当他说“如果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我也许就不会写《没有命运》这样的小说”这句话时，我想他纷纭、起伏的内心一定晃过了奥威尔的身影。他也曾谈及康德、克尔恺郭尔、陀斯妥耶夫斯基、魏尔伦、普鲁斯特、阿多诺、托因比(甚至中国的老子)等这些文学领域或思想领域的非凡角色。而瑞典文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诺贝尔奖评审委员、有一票大权的马悦然在台湾接受关于凯尔泰斯的采访时还谈到：“读他的作品，会联想到卡夫卡与贝克特。”马悦然为作家的文学谱系又添上了一九六九年诺贝尔奖得主贝克特(1906—1980)，而贝克特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本身就意味存在主义哲学对世界的否定意识与“荒诞”哲学观的形象化诠释。
对凯尔泰斯经验的关注、思想与文学谱系的梳理，我想，关于构成这位作家思想与作品的质地已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即：一位有存在主义哲学意识的、关注现实并积极介入的、严肃的、质询性的、思想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当代作家。这无疑是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得者的应有品位。瑞典文学院给凯尔泰斯的授奖辞的核心字句乃是：“(他的)作品弘扬了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历史上各种野蛮强权时的经验。他的作品中，经常在回忆他人生经历中的重大事件。他本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日子，对他而言，这并非是一次特殊的遭遇，而是现代人生活经验中关于人性堕落的最终真相的描写。”
我们以凯尔泰斯的作品《没有命运》为例来感知作家的文学“道行”(很遗憾，现在所见只是梗概与节译，姑且先窥一斑，待后再见全豹吧)。
这部小说处理的是“大屠杀”的主题：十五岁的犹太少年科维斯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小说最令人吃惊的是主人公“我”的叙述语调。与人们习见的“控诉”式的叙述语调或情感反应大异，《没有命运》中“我”的叙述有一种“局外人”式的平静、朴素与漠然。主人公进入集中营初始的紧张惊惧迅速转化为适应后的自然与平静。“我”甚至在字句中还表述了一种所谓的“集中营的幸福”。这种处理令人惊悚。因为从“辛德勒的名单”式的叙述中引起的是读者的直接宣泄，《没有命运》引起的却是读者的惊诧：集中营的幸福?不可思议的反应!但惊诧之后我们明白：这是一个集中营里的孩子的反应。他没有其他的生活。他除了这个“世界”之外没有别的世界。对他而言，生活就是如此。他没有选择。他也没有选择的意识。他在不自觉与动物性的生存适应本能中适应了它。他甚至感到了(某种)“幸福”。他的“平静”与“幸福”令我们更为恐惧。对这种在地狱中于恐怖习焉不察积非成是的麻木(这在许多关于“集中营”的纪实性著述中、在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甚至在中国“文革”的“牛棚”、“五七干校”、“乡野流放”中都有同性质的表现)的揭橥震撼人心也足可震撼世界。凯尔泰斯面对人们就此“幸福”而生的困惑的回答是：“幸福的时刻，那是事实。但那个幸福是残酷的。”这种“残酷的幸福”的揭示其内在力量极为强大：纳粹集中营对人的毁灭(生命之屠杀有如挥镰割草一般简单、日常)、人对极端环境伟大而可怕的适应(人的承受与堕落是一致的)、“奥斯维辛”再现的可能性(既然人的“适应”是如此无限，而“适应”即意味着对包括奥斯维辛式的残暴再一次可能的“接纳”)——凯尔泰斯说：“我从不将大屠杀这个复杂的问题仅仅看做是德国和犹太民族不可避免的冲突……也从不将它看做是一时的失常……我在奥斯维辛发现的是人类的境遇……奥斯维辛的真正问题是它曾经存在过，这是不容改变的，糟糕的是它还将存在这个世界上……我坚信奥斯维辛的意义在将来而不是过去。”瑞典文学院的先生们理解了他：授奖辞中“奥斯维辛并不是游离于正常西欧历史之外的一个特殊事件，而是有关现代社会中人性堕落的最终真相”一句即是智慧的和声或回应。无疑，凯尔泰斯的视角是超越性的、世界性的、人类的，同时又是现代的、当代的。支配他的与他支配的是二十世纪人类成熟后的现代理念。他面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也是介入性的、个人化的(他以绝对个人化的方式对世界作出自己的反应)。
如果说我们从《没有命运》中感受的是关于“大屠杀”的极为特殊的文学式揭示的话，凯尔泰斯的《苦役日记》则是他作为“思想者”关于文学、艺术、人生、信仰、真理、历史、幸福、自由、必然、偶然等深入的思考与明晰、尖锐的表达。这是一部日记体的随笔集。他以片断的形式记录了作家从一九六一至一九九一三十年间的内心感受与思考。这是作家三十年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不夸张地说，从这些内容广泛、思考深刻、表达犀利、富于睿智的文字里，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思想的深广、人格与精神的巨大力量。其中不时有令人眼睛一亮的句子，不时有令人击节的见解，不时有令人陷入沉思的文字，不时有令人浮想联翩的段落。如果说《没有命运》使我们领略凯尔泰斯作为小说家的才华，那么，《苦役日记》则使我们认识他作为思想者广阔的心灵世界与丰饶的智慧。二者的结合使我们更加走近一个完整的凯尔泰斯。我们会因此而服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
对获奖最高兴的当然是凯尔泰斯自己。从媒体我们已多次看到他高举双手欣喜万分的样子。高兴的当然也有出版商，他们又有了一棵“摇钱树”：《没有命运》英文精装本的售价如今是令人尊敬的六十八美元。同样高兴的还有匈牙利人：在一百零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台上，这是第一位站上去的“自己人”。连匈牙利现任总理彼得·迈杰希也在凯尔泰斯获奖的第二天表示：为了表彰本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准备修改税法——依现行税法，凯尔泰斯应从大约一百一十万美元奖金中交纳四十余万美元所得税。声称“要毫不犹豫干脆利落地把它们花光”的凯尔泰斯可以再笑一次了。
凯尔泰斯曾说：“有这么一个读者，他在灯光下欣赏着我的文章，这就是我想要的。”凯尔泰斯，我们已点亮了蜡烛，准备迎接你，你这位在裴多菲之后进入中国文学世界的又一位匈牙利人。
作者附注：本文参考了多种报刊以及网站关于凯尔泰斯的消息、报导、介绍等，恕不一一注出，在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