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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沁园春 雪》词一个顺解
作者：罗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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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被柳亚子先生定评为“看千古词人共折腰”后，在气度、韵致、境界上的认同几无异辞，但就词的表达倾向和字句解读方面，长期以来却存在一定分歧。《名作欣赏》杂志二三年第六期刊出的广西大学教授唐韧先生的《一“惜”应重千钧——新读〈沁园春·雪〉兼谈两种误读》一文，就声言要在所谓“外语境”(唐教授指“时代背景”或文章上下文语境等)的传统分析之外，运用语用学(一九七七年才在世界获资格的新学科)的新“语境理论”，对《雪》词进行“文化语境”(唐教授定义为：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与性格等)和“语体语境”(唐教授指口语与书面语的不同类别)的检讨，以期达于“理解的细致和准确”。这种努力的价值与意义毋庸费言，但唐教授由“语境”分析所强调的“两种误读”却非但没有使理解趋于“细致与准确”，反而使理解变得更粗糙与模糊了。当我们沿着唐教授的“文化语境”、“语体语境”的基本要求分析《雪》词时，“误读”《雪》词的又似乎正是唐教授自己了。
一、从“文化语境”谈《沁园春·雪》有无“帝王霸气”
唐教授从“诞生语境”角度提出《雪》词的“误读一：封建帝王的‘霸气’”，意思是一九四九年十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吟《雪》词，说有“帝王霸气”尚可，而在一九三六年红军最困难无立足时，竟“‘惜’中国历史上五位最著名的开国君主!更是一怪”，若有“帝王霸气”便属“不自量力”云云。但随着毛泽东时代渐去渐远，我们有了更客观一些而非“避伟人讳”式的，认识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条件了。所以若从“文化语境”角度谈毛泽东诗词有无“帝王霸气”问题，其观察点，恰恰不应孤立在唐教授所强调的一九三六年二月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而应把眼光放到一九三六年之前，毛泽东的基本理念、性格的形成之初，因为《沁园春·雪》是典型的史论词，与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类似，不可能一夜挥就，而须是长期思考与积淀的产物。
从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与性格角度讲，孔老夫子一方面教会中国人“学而优则仕”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用世理想，一方面又告诫中国人要坚守“仁义礼智信”、要保持“克己复礼”的安分态度，所以在我国文学传统中，想追慕古代的治世贤臣而有所作为，大家拍手称快，而妄图有“帝王”的非分之想，则人人瞠目，所以毛泽东有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从屈原的“路漫漫而上下求索”，到李白的“海县清一，寰区大定”、杜甫的“致君尧舜，再醇风俗”，以及苏轼的“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都是传统意识笼罩下的国人最大气的文学表达了，至于陈涉耕田而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黄巢落第而誓“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及《水浒》宋江被囚而题“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则明显有大逆不道之味，所以司马迁激情地“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到韩愈即变成“物不平则鸣”的物类相推的静心解说了。所谓“帝王”之心，在传统中国是文人所不可奢望亦不能奢望的，但随着溥仪的退位、袁世凯的破灭，到了“辛亥”“五四”前后皇帝实际的不存，个人主宰一切的呼声便日益高涨起来，陈独秀提出“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指责“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鲁迅更是冷静地拈出中国人的劣根在“想做奴隶和做稳奴隶”等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毛泽东的表达更是充分，他在一九一三年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记有“人之为人，以圣贤为祈响”、“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的语录，并放言“个人有无上之价值，个人有百般之价值”，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他致信肖子升说：“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之人附属品矣。”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日致信黎锦熙：“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把孔孟奉为“圣人”而对“四书五经”微言大义的封建士大夫何敢出此言论?这些观念转化成文学诗语，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和一九二五年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等“帝王气”或说得雅一点是“雄视天下气”十足的名句，“帝王霸气”不是指一种身份，而是指一种气质、气息，毛泽东若始终没有这气质，那“韶山冲不会走出这个大人物”了。这就无怪乎据说《西江月·井冈山》是鲁迅先生读过的惟一的毛词，读后先生认为毛泽东“有山大王气”；柳亚子先生一九二六年仅见毛泽东一面，一九二九年就作诗言：“人间毁誉元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自注：“支那两列宁，指孙中山、毛润之!”唐韧教授断言：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在陕北的雪野荒山中，“‘惜’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五位皇帝是自不量力”，认为这时说毛泽东有“帝王霸气”很不公平，其认识显然是忘记了“文化语境”的幼稚结论。其实文学的“帝王气”，是一种超越传统文人文化的“贤臣”意识的大气，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又是唐韧教授等面对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所难以接受的，为帝王避讳和为伟人避讳，是不同时代的普通中国文人的一种意味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传统文人们欣赏柳永那针对皇帝嘲弄而回敬一句“奉旨填词柳三变”式的奴性下的傲气，而对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就感到意难所及了，由此认识《沁园春·雪》词时拘谨的“小家子气”便不能不使其露出捉襟见肘的内囊来。
《沁园春·雪》词无可回避的是有“王者气派”的，但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的“封建帝王的霸气”，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要求自己“学文要古，谈理要新”、“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治学理念，和“圣贤百代之帝王”的追求意识，使毛泽东重视发挥“个人价值”的“霸气”，在观念上是远远超越了词中的秦皇等五人的，非“封建”两字或东西文化的简单对立所能涵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先生在《我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文中说：“毛泽东是天然的现代型，是最时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创造，都是往前看的。”陈晋得出几条结论说：毛泽东追求民主、平等；在最深刻地接触儒学之后才反儒的；要做圣贤而对豪杰不以为然；不喜欢中国人的调和、中庸，而喜欢鲜明表达和挑战；他的思维方法是中西合璧的。由此《沁园春·雪》才显示出毛泽东因认识的超前而展示为表达的自信，否则便不能不有唐韧教授的“偏安穷山沟”却还“惜五君”的“怪”疑了，当然唐教授不知道毛泽东早年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的话后批下“至彻之言、至真之语”的眉白!
关于《沁园春·雪》词的气派的认识，我们今天许多人的理解确实不及柳亚子先生，所以唐韧教授有“封建帝王霸气的误读”的观点是可以原谅的。一九四五年柳亚子先生向毛泽东索要《长征》诗，毛泽东却意外地送他一首《沁园春·雪》词，柳先生读后惊叹为“大作大作”，即落言定评曰：“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未能抗手”，并急切拿到当时住重庆的《新华日报》编辑部要求发表，但《新华日报》的态度让柳先生极为不满，他后来记到：“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原因是“词因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可见不要说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就是所谓“中共诸子”亦读出了类似“帝王”的口吻的弦外音，唐韧教授却偏要辩明“帝王霸气”为“误读”!更让人感到大胆的是唐韧教授的“误读二”，竟然指出的是“蒋介石的误读”，唐韧教授的意思是蒋介石读出毛泽东野心勃勃要夺天下和毛泽东看不起我蒋某，这是蒋介石的误读。作为毛泽东的直接对手，恐怕没有人比蒋介石更了解毛泽东了，五次“围剿”都围不死毛泽东，简直让蒋介石寝食不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又让他被迫抗日，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也没安排毛泽东发表诗词，但《雪》词却轰传山城，词的政治意义在当时远大于文学意义，而唐教授却还要蒋介石不要误读出毛泽东词对“江山”“天下”的认识，这是不是有些太不人道了?唐教授言下要求蒋介石冷静下来，从文学角度欣赏一下《沁园春·雪》词，这恐怕真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了!所谓“蒋介石的误读”的滑稽性倒让我们读出唐教授文气十足的可爱。柳亚子先生对“帝王口吻”的认同是比“中共诸子”更接近毛泽东的，亚子先生说：“实则小节出入，何妨日月之明”，并揣测毛泽东的心思：“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谦，否则又何必写与于我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郐以下之讥欤。”在一九四五年周恩来等尚怕毛泽东词会被人“误读”“攻讦”，况他人乎?但柳亚子在“豪杰不拘小节”的落拓气方面更理解了毛泽东，所以他执意要发表《雪》词，以至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共和国刚刚建立之际，便急于把柳亚子先生引为诗人同道而进行诗词唱和。
有“帝王口吻”本无损于毛泽东的形象，这一点柳亚子先生也认识得非常豁达，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王若飞收集了当时正反两方面的和词，寄给毛泽东，毛看后转给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并附信言：“若飞寄来报载诸件附上一阅，阅后乞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毛泽东式的“轻蔑口吻”让蒋介石无论怎么读《沁园春·雪》词都是吃不消、兜不住的，他岂敢有半点“误读”的机会和条件?除非他不是与毛泽东做对手的蒋某人。在诗人的精神和气质上，与毛泽东接近的恰恰不是周恩来、陈毅、臧克家等，而是柳亚子、郭沫若，但郭解毛词太政治了，柳则更民间、更客观些，且个性也更轻狂无忌，他以“无冕皇帝”的文人姿态，欣赏毛泽东的洒脱的“帝王气派”，他曾对毛泽东诗言：“瑜亮同时君与我，中山卡尔愿略同。”柳亚子自比孙中山，但无人理会，因为他是纯诗人，而毛泽东只稍稍“惜”了“惜”五位帝王，却轰然作鸣，因为毛兼政治家。
二、从“外语境”谈毛泽东《沁园春·雪》词的自注
有了对《沁园春·雪》词的“帝王口吻”或说超越“封建帝王霸气”的认识基础，我们回到一九三六年二月去理解《雪》词的写作，才显得顺理成章，而不会有“陕北小山沟，望不见长城、黄河”就不能想到、不能写到长城、黄河的困惑。诗词常常是诗人自我抒情的载体，尽管有“诗言志”的古训，但在写作时未必会有许多如“封建主义”“无产阶级”等等概念化的东西，可能就是某个佳句或某种思绪激发起创作，但写完之后或修改完善之中，则可能会有许多回味填补进诗词，所以《沁园春·雪》词的“外语境”(唐教授所谓“时代背景”或文章上下文语境)解析，恐怕不仅要关注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还更要关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自注《雪》词这个时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准备东征入晋扩大队伍之时，毛泽东到陕北清涧县高杰公社袁家沟看见了南方人极少见过的大雪，因而赋得《沁园春·雪》词。词非常有气魄，但没有像稍前所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文那样，用于发表以鼓舞士气，毛泽东在此文中精彩而富有诗意地表述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他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其激昂之情绝不亚于《雪》词，其表达的因取得了“三皇五帝”都没经历过的“长征”的胜利的无比自豪，与“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之句如出一辙，但《雪》词始终没有示人，说明这时毛泽东是把词作为个体抒情的工具而非宣传机器加以珍藏的。所以一九三六年写《雪》词的毛泽东是一个政余从文的诗人，《雪》词仅是毛泽东的心声的个性化表达。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之余，借“南社”盟主柳亚子之手而抛出《沁园春·雪》词，是一次经过了仔细掂量的浪漫神奇之举，这从毛柳间的关于索诗、写诗的反复致信中可以看出。在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回想最多的还是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红军进行艰难抉择的时期，十月七日他亲自抄录一九三六年二月写的《雪》词给柳亚子；回到延安后，十月十七日作报告《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指出：“纸上的东西(指《双十协定》)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了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他说：“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现在“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就是毛泽东式的幽默，轻松随意而又果断斩截。当年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于是有《雪》词的“惜秦皇汉武”等，“识得弯弓”而不知“文采风骚”的感叹，这是早年毛泽东就有的崇“圣贤”轻“帝王”观念的延伸，毛泽东喜欢运筹帷幄而决胜未来，他的名言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所以“惜秦皇汉武”是就战略而言的，果然《雪》词创作的十个月后“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捉蒋放蒋”的大问题上，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中说：“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这里对“夙敌”的“捉放”，不是欲逞一时之快而是运用大智慧、大气量和平解决，充分展示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宏大气魄，“西安事变”解决了，“新局面”正如毛泽东所料想的那样开始了；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戏剧性地与“西安事变”做了一次主角的置换，这次“单刀赴会”的是毛泽东，而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一完结，新局面又将开始，毛泽东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尽管一九四五年还没有多少人能看到共产党会战胜国民党，但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一切宛如一九三六年红军战胜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一样必会到来。所以一九四五年《雪》词的面世流传，是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战略的需要，他不动声色地在精神上摧垮了国民党的战争防线，由是《雪》词对毛泽东来说又赢得了巨大的政治价值和精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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