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0期
秋之颂
作者：李元洛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抗日战争中尚在孩提时代的我，随父母流亡湘西，乘船出长沙经湘江溯沅水而上，路经唐代的朗州今日的常德，只记得一旁碧水把我们抱住，竟不知正和唐代流放于此的诗人刘禹锡擦肩而过，当然更懵然不晓我们的一叶船帆，是在他豪唱入云的《秋词》二首的韵律里穿行。及至故地重来，于秋日寻访他的旧迹遗踪，已是数十年后的人在中年了。
一年之中，有春发夏繁秋肃冬凋的不同，一个人的生命与心理，也往往有春夏秋冬之别。金黄的“秋”，本来是收获的季节，禾苗经过阳光之火的照耀已经成熟，等待收割，这大约是我们的祖先仓颉造字时的本意吧?然而，肃杀的“秋”也是令人感伤的季节。“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慧心的古代词人早就有这样的绝妙好辞了，秋所引发的众生心中的忧伤，就成了挥之不去的“愁”。在中国，秋天特别是深秋的萧条肃杀，总是引起芸芸众生的愁苦之情，而中国文人不仅多愁善感，而且很多人往往命运坎坷，于是，“悲秋”便成了中国古代诗文的一个母题，也成了中国文人诗歌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远古的宋玉的《九辩》，是他自伤并伤其前辈屈原之作，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诗文的悲秋之祖。其实，他戴上这一顶冠冕实在属于时空错位，他自己也该会敬谢不敏，因为远在他之前的《诗经·小雅·四月》篇里，那位无名氏早就唱叹过“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了，而遭逢不幸的屈原，他的《九章》中至少有三处肃杀的秋风起于纸上：“黦秋冬之绪风”，“悲秋风之动容兮”，“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且不说他在《九歌·湘夫人》之中，就低吟过“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辞，上引《九章》三句，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叹秋之可“悲”了。屈原，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具名而且是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悲秋之祖”的牌位，应该供奉在他的灵前，而不应去宋玉那里上错了香火。
自屈原之后，中国文人的咏秋之作，无不感喟自然荣华之不可久留，生命短促之不可久驻，如果个人生不逢时有志难申，更是会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杂诗》)，贵为帝王的曹丕，也无法摆脱秋日伤情这种宇宙性的悲哀，何况是一般文人和草民百姓?魏晋是战乱频仍人命危殆的乱世，张载的《七哀诗》开篇就哀声满纸：“秋风吹商气，萧瑟扫前林。阳鸟收和响，寒蝉无余音。”结尾也是一片凄凉与忧伤：“忧来令发白，谁云愁可任?徘徊向长风，泪下沾衣襟。”至于潘岳的《秋兴赋》，虽然开创了诗歌创作中以“秋兴”为题的先河，但宋玉早在他的《九辩》中抒写过“四感”——远行、送将归、临川叹逝以及老之将至四种悲情，潘岳也仍然只能是推动前浪的后浪：“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涂而难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时至清代后期，诗人黄仲则也仍然叹息说“花月即兮犹是梦，江山从古不宜秋”(《金陵杂感》)，他似乎有意对“悲秋”作一番历史性的总结。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如日之方中的黄金时代，唐代许多诗人感应着时代的脉跳，大都意气风发，特别在盛唐之时。但他们一碰到秋天，还是少不了老调重弹。在《全唐诗》中，直接以“伤秋”“悲秋”为题的就有多首，而杜甫老夫子一生忧国忧民，坎坷困顿，作风严肃，照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没有怎么好好“享受生活”，令人颇为同情。“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他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然是悲秋，“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秋兴》八首从头至尾吹奏的都是悲秋的主旋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垂暮之年漂泊在昔日的夔州今日的奉节，其写于秋日的《登高》更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直接拈出了“悲秋”二字。而白居易呢?“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他的《南浦别》可能还不为人所熟知，《琵琶行》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每一个多情的读者吟诵之时，都不免会黯然神伤的了。那位平生不识愁滋味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李白，更是一位除了写过《上韩荆州书》之外对谁也不肯低首下心的角色，即使在上述书信中，他也仍然目空一切得可以。对自然规律之“秋”，他开始也不肯低眉折腰，《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是他的早期作品，一开篇就与“悲秋”唱反调：“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然而，即使是这位心高气傲白眼王侯的大诗人，到历经磨难之后，也不免笔下顿生衰飒的秋意了。天宝十三载，他到了唐代池州今日安徽省的贵池县，作了《秋浦歌》十七首，第一首就叹息说：“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客愁不可渡，行上东大楼。”第十五首更为有名：“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世人但知他对愁情的夸张之妙，却无人指出这一作品是悲秋传统的变奏。可见即使是李白这样特立独行又“酷”又“傲”的大诗人，他也很难走出前人“悲秋”的巨大而浓重的阴影。
然而，一部咏秋的中国专题诗史，总不能老是这样舆论一律天下一统地悲悲切切下去，总得有人出来抬杠，众士诺诺，一士谔谔。这位抬杠者就是中唐的刘禹锡。
刘禹锡，籍贯河南洛阳而生长于南方。“安史之乱”中，中原地区大批诗礼簪缨之族迁居江南，任职江南的官员，大都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并热心文化事业。刘禹锡并没有名门望族的背景，却有家学的渊源，名师的指点，在动乱的时代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准备，并具有忧国忧民改革时政的襟抱。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前后，年方弱冠的刘禹锡来到长安，如一叶征帆驶向海洋，如一只鹰隼振羽长天，两年之后就联登进士与宏辞两科，旋又通过吏部取士科的考试，踏上了仕途。贞元二十年正月，顺宗李诵即位，时号“永贞”，在他的主持下，以王叔文、王黨、刘禹锡、柳宗元为核心的革新集团，时号“二王、刘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但长天风云变幻，海洋波涛凶险，这次政治革新历时不到半年即宣告失败，原因是遭到宦官、藩镇与腐朽官僚的强烈反对。中风病重的顺宗被迫内禅，为前者所拥戴的太子李纯即皇帝位，称为宪宗。此人上台时仅三日，对革新派的打击即如雷电骤至：王叔文被贬为渝州(今四川省重庆市)司户，次年被赐死，王黨被贬为开州(今四川省开县)司马，不久病死于贬所。革新集团的骨干分子无一幸免，均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韩泰为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省波阳县)司马，凌准为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省郴县)司马，韦执谊为崖州(今广东省琼山县)司马，而位于湖南之北洞庭湖之西昔日的朗州今日的常德市呢，则有幸迎候了刚过而立之年的不幸的朗州司马刘禹锡的光临，朗州的山水，也有幸陪伴了不幸的他整整十年艰难岁月。
今日的常德市，已然是一个现代化的都会。市内大道纵横，车水马龙，高楼摩天，浓荫匝地，傍城而过的沅水之旁，有凭堤而建闻名于世长达六华里的中国常德诗墙，远郊则有机场栖息和起落现代的铁鸟。它的前身唐代的朗州呢?《旧唐书》说它“地处西南夷，土风僻陋”只是一个隶属武陵、龙阳两县的人口稀少的下州，而中唐时期的“司马”，多用来安置被贬谪的官吏，有职而无权。刘禹锡和他的同道的抱负与才能，堪称“黄金的一代”，命运之神本来给了他的黄金的机会，但转瞬之间却又翻脸，将他们当成烂铁破铜，他们精神上的苦闷可想而知。在《楚望赋》中，刘禹锡就曾哀叹“眸子不运，坐陵虚无。岁更周流，时极惨舒”，多年后在扬州与白居易初逢，他在和诗中也曾怆然回首：“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是待罪的流人，与他相伴十年的是南荒之地的穷山恶水，然而，在这里他却创作了二百多首诗词，占他一生作品的四分之一，而最为后人艳称也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秋词》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自古以来，士大夫受到打击之后都是以悲秋来宣泄自己的愁苦失意之情，而刘禹锡唱的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反调。第一首诗中，“自古”与“我言”对举成文，相反见意，是中国古典诗论中所谓的矛盾逆折，而西方现代文论中所说的“矛盾法”、“抵触法”或“反证法”，在这首古远的中国诗歌中，也能找到证明。秋日如何胜于春朝呢?诗人以大小结合的手法，特写了万里晴空和一只冲霄而上的白鹤，境界阔大，意绪昂扬，一扫前人那些悲悲切切的陈腔旧调。第一首写秋日晴空，第二首状秋日山野，空间由天上而地下，焦点由白鹤而红叶，凌空的白鹤与匝地的红叶两相对照，色彩明艳热烈，进一步表现了秋日之胜于春朝之处，既在于秋日之高远，也在于秋日之澄清。第一首的结尾以景色来表现，不是出之以议论而是出之以极为爽健开阔的意象，第二首的结尾则偏于理念的说明，春色引人游乐，甚至使人沉醉冥迷，而秋色秋光则令人骨峻神清，具有凌凡傲俗的操守和品格。《秋词》二首，表现了刘禹锡乐观顽强的生命品格，也显示了他倔强的永不向恶势力屈服的人格力量。千年后我每回捧读，都不禁要悠然遐想：这两首诗是诗人的自白自励，不也是对他的敌人的示傲示威吗?
人到中年之后，我多次去过常德，而且好几次正是秋晴之日。一九九九年中秋，我陪同访湘的台湾名诗人余光中一游常德，白天参观沅水岸边的常德诗墙，其上就有刘禹锡《秋词》二首的碑刻。长堤谁与上?长记秋晴望。我仰望长天，秋空如洗，没有一片漂泊的云，侧耳倾听，再也听不到刘禹锡诗中的那一声鹤唳，只有流不尽的沅江的千古涛声。晚上，常德文联的朋友在柳叶湖边举行中秋联欢晚会，余光中吟诵了铭刻在诗墙上的他的名篇《乡愁》，我则背诵了刘禹锡的大作。月光斟满了我们的杯盏，诗情激荡在我们的胸怀，斯时斯地，我当然不免想入非非：余光中已经渡一弯浅浅的海峡而至，昔日的朗州司马能不能从唐朝远来，和当代的名诗人和我们杯酒言欢并一尽地主之谊呢?
中秋晚会宾主尽欢，直至曲终人散，始终不见刘禹锡的踪影。翻开泛黄的史册，其上的记载告诉我，刘禹锡贬居朗州近十年之后，终于得到了朝廷召回他和柳宗元等人的诏书，元和九年(814)十二月他从朗州启程北上，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元和十年三月，他和柳宗元等人去玄都观观赏桃花，写下了著名的《元和十年，从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都是刘郎去后栽。”刘禹锡识的时务是应节而开的桃花，不识和不愿识的时务是凶险莫测的政治，此诗明显地表现了对“永贞革新”失败后当数的朝中新贵的轻蔑，也含蓄地讥讽了以逼宫方式登上皇位并害死父亲的宪宗。于是更行更远，被召回的数人复被贬为远州刺史，而“首恶”刘禹锡则被贬于远中之远的播州，即当时州民不足五百户的今日贵州遵义地区，柳宗元本来被贬于次中较好的柳州，他出于真情挚谊以刘母年高为由愿与刘禹锡互换，于是刘禹锡改贬连州(今广东省连县)，五年之后为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刺史，两年多以后又调任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刺史，继朗州之后，又在荒州僻郡度过了十多年如同流放的岁月。大和三年(828)三月，闲居洛阳的刘禹锡因宰相裴度等人的荐举，调回长安任主客郎中，十四年后的他再游玄都观，皇帝已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个，政局却仍换汤不换药，人非物亦非，观内的桃花已不知去向，种桃道士也渺矣无寻，庭院荒芜冷落，他回首前尘，写了诗前另有小序的《再游玄都观》诗：“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时，刘禹锡已是五十六岁的向老之年，生命已经进入了一般人叹老嗟卑的秋天，但他的生命之树上并没有黄叶飘零，如同一株经霜愈烈的枫树，燃烧的是熊熊的火焰，如同一只凌空而舞的白鹤，唱的是唳于九霄的排云之歌，好友白居易称之为“诗豪”，确实当之无愧。
生命是美好的，顽强的生命力，永不言败的意志更值得赞美。在过去历经政治运动的风刀霜剑中，不少精英人物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使人扼腕叹息，少数历经磨难而威武不能屈者如马寅初笑到了最后，令人肃然起敬。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卒，武宗即位，次年改年号为“会昌”。几度起落的李德裕再次入相，他在《秋声赋》的序言中，感叹“况余百年过半，承明三入；发已皓白，清秋可悲”，此时，老病相侵闲废孤居洛阳的刘禹锡年近七十，两年之后去世，坎坷不遇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但他仍然与之唱和写了一篇“以寄孤愤”的《秋声赋》：“嗟乎!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黣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眄天籁而神惊。力将黡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是伏枥的老马，却仍然想奋蹄千里，虽是被束缚的苍鹰，却依然盼振翅高飞。谁说剑老无鶤人老无刚呢?刘禹锡在即将挥手告别人间之际，他高歌一曲的，仍然是奋迅昂扬的秋歌。
我早已跨进秋天的门坎，借用刘禹锡晚年一首咏秋之作的题目，已是“始闻秋风”之年了，然而，无论是我伫立在常德城郊的德山抬头仰望，还是夜深时在书房中绕室徘徊低声长吟，刘禹锡诗中的那一只白鹤呵，仍然高翔在碧霄之上和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