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人物动机、情节动力和欧　亨利式的结尾

作者：张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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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庆邦的《城市生活》，应该能够称得上是一篇比较耐读的短篇小说。说它耐读，是因为它在城市生活的一个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琐事细节中，以精巧的艺术构思、简洁的情节结构、生动的人物形象，传达出颇为耐人寻味的艺术内容。
　　
　　人物的动机和情节发展的动力
　　
　　《城市生活》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短篇小说素材，它写的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微不足道的琐屑小事：在一个普通的城市小区里住着的田志文，下班回到他所居住的楼下，发现存放自行车的车架上，已经放满了自行车，他的自行车没法放上去了。这时候，他看到有一辆破烂不堪的自行车，连车座都已经没有了，还要占据一个存车的位置，于是就把那辆破车扔到旁边的一堆破烂的自行车里去了。不料第二天下班回来，却看到那辆破车已经又放回到架子当中了。此后，他便开始了不屈不挠的努力，第二次，把破车扔得更远了一些，可是过了三天，破车又回到了架子上。第三次，他把破车扔得更远了，一直扔到了小区门外的一家饭店的门口，可谁知道，就在他夜里辛辛苦苦地把破车搬到小区的外面，到他下班回来时，已经在架子上又看到了那辆破车。最后，田志文只得放弃了努力，但只是因为他猜想这辆破车的主人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突然有一天，她遇到了车祸，或者是在网吧里遇上了大火，她死了以后，她的母亲把这辆自行车当做女儿的遗物，看得那么紧，看到车子就好像看到女儿一样。这样一来，那辆破车就有了神圣的色彩，他再也不会轻易去动那辆车了。或者是那辆车子的主人也是个闲得无聊的人，在拿车子和他在捉迷藏呢。想到这里，他又觉得索然无味，懊悔不已。
　　现在，我们就根据短篇小说的一般艺术特征，来探究作者对小说情节所进行的艺术构思。
　　什么是情节?按照高尔基的权威定义，就是“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这当然只是一件生活琐事，对短篇小说来说，在大多情况下只能构建起一条单纯的情节线索，作家需要设计出一条主线，力求紧扣住这条主线来展示人物之间的关系。但是，从《城市生活》情节的发展看，主人公田志文的对手却一直隐藏在暗处，同时也在与他一样不屈不挠地“耗”着，好像与他在比拼着耐心：“看谁耗得过谁?”这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看来这并不是作家所关心的事。但正因为这个暗中的对手始终没有露面，小说的情节就不可能由主人公与他(她?)发生面对面的冲突或较量。所以，我们只能说，《城市生活》里写的只是田志文自己的心灵世界的历程，或者说是他的一个心理过程。另外，我们又必须看到，《城市生活》毕竟不是那种心理小说，它的情节的发展也就不能没有必要的人物行动，而人物的行动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总是需要有一个可信的动机，正是在这个动机的推动下，人物才能产生相应的行动。这样一来，在这篇小说里，田志文的内心活动和他的外部行动就形成了并行不悖的两条线索——内在的心理线索和外在的行动线索，这两条线索在情节的进展中形成了互相推动、互为因果的关系。
　　最初，田志文的动机只不过是想给自己的自行车找到一个存放的位置，因为没有位置，自行车就容易挨踹，受欺负。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又是因为他在报社里“负责报纸付印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总是不能按时下班”，他的自行车也就总是抢不上槽。而且，有一次因为他的自行车放在了路边上，结果被人推倒了，还被人把车子的链条弄掉，卡在链轮里，为了把链条装上，差点误了上班，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是因为他看到一辆破烂的自行车占据了一个位置，而那辆破车已经没了车座，前轮后轮都没了气，车胎的胎皮瘪得贴着地皮，显然好久没人骑了，也没法骑了。在这种情况下，把那辆自行车扔掉就是可以原谅的了。
　　但是，他的这一动机却又是处于变化的状态，那就是因为，他发现被他扔掉的破车，在第二天他下班回来时，又已经回到了架子上，而且“被放在整溜架子的中间，比原来的位置更好”，这就使他不仅是不平，简直有些气恼了。这就说明，他这时候再想把破车扔掉的动机便已经变化了，变成了意气用事——“犟脾气上来了”——决心再次把这辆破车清理出自行车的队伍。这一次，他把破车扔得远了一些，他就是为了让破车的主人找不到他的车。他甚至为此而产生了快乐，这种快乐“是从心底涌出的快乐，是真实的快乐，他好久没有这般快乐了”。由气恼而到快乐，虽然很简单，但对田志文来说，这样廉价的快乐却又是很难得的，所以也一样让我们感到可以理解。
　　结果，过了三天，田志文发现那辆破车又回到了架子上。于是，他感到了惊奇：“他把车推到那么远的地方，车的主人是怎么找到的呢?”这样一来，他便产生了要和破车的主人较量一下的念头：“你既然愿意跟我打拉锯战，咱们比比究竟谁拉得过谁!”于是他便要和破车的主人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式的较量，把与那辆破车的斗争转化成为与破车主人的斗乐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田志文的内在动机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他的外在行动都只不过是要把破车扔掉，但动机却与他的最初的想法不同了，从为了给自己的自行车找到一个存放的位置，到气恼和不平，再到借此取乐(不但与破车的主人斗乐，还能给饭店老板添堵)了。他扔车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从下午下班以后，到吃过晚饭再下楼，再到夜深人静，连电梯都停了自己从十二层楼上走下来，行动也就越来越隐蔽。对田志文来说，他的动机已经不是仅仅为了把破车扔掉，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增添了小说情节的喜剧色彩。这一动机的变化，使小说的基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田志文的这一行动似乎也就有点儿令人哂笑的滑稽了。
　　
　　“欧·亨利式的结尾”
　　
　　但是，如果把破车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搬下去，小说自然也就令人乏味了。小说在结尾处突然产生了一个出乎读者意料的转折。他把破车扔到小区外面的一家饭店的门前，企图借助饭店老板之手，把破车“砸成一堆垃圾，跟鸡毛、鱼鳞一块儿扔掉”，这样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了。可是，那破车到了第二天他下班的时候，已经又回到车架子上。这就使田志文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对手，难道他的对手是搞侦察工作的，或者是个退休的人，他仍然不甘心他的失败，于是就想干脆把那破车扔进垃圾车里拉走倒掉，这就可以叫那辆死车彻底消失了。
　　但是就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实施这一计划的时候，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他的最初的动机也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他以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想象出了一个故事：那原来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的车子，女孩子有一天遇到车祸，或者是在网吧里遭遇一场大火，她死了，她的母亲就把这辆车当成了自己的安慰，看到这辆车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女儿一样。想到这里，田志文再看到那辆破车，便“不再觉得别扭，反而感到有些神圣”，从此再也不会轻易动那辆车了。此后，他又想象出了另外一些可能，比如说，破车的主人“成天价也很无聊，也很想找点乐子”，于是正好和他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于是他顿时感觉到了自己的这些举动“索然无味，懊悔不已”，小说也就在“那辆车还赫然在架子上存在着”这句话上戛然而止了。
　　这当然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但又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结果。田志文费尽心机，不辞辛苦，翻来覆去地把一辆破车搬过来搬过去，最终还是容忍了那辆破车还在占据着存车的位置，这可以说是一种所谓喜剧性“反讽”，即作家在描述人物自以为神圣或者高尚的动机与行动的同时，又对这种动机和行动给以贬低或否定。看起来，人物的行动具有相互矛盾和对立的两种因素，两个截然相反的动机和行为，不需要借肋于外在的力量，却在一瞬间被主人公自己抵消了。
　　在《城市生活》中，这种反讽虽然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但并不等同于讽刺，相反，倒能够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田志文最初要把别人的一辆破车扔掉，当然不乏自私的动机，此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那辆破车搬来搬去，又有点自己作践自己的意味了，连他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我这是图啥呢?”是啊，他在图啥呢?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消解自己的寂寞和空虚，给乏味的生活增添一点连自己都不明白的刺激。所以，当他想象出了一个女孩子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倒又觉得这个看来是没事找事、自寻烦恼的小人物，他的身上也有着一点可爱之处。他毕竟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城市里专门惹是生非的“痞子族”，而是一个童心未泯的闲人，在他的心里，多少还保留了一些善良与诚实，你看他在最后像是自我解嘲似的责备自己：“为了使自己的车能有一个位置，他多次恶作剧般把人家的车扔掉，真是太自私了，太没人性了。”那种对自己的可笑的行为不无真诚的反省，确实也是人物性格真实性的表现。
　　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与人物当初的心理和行动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使小说在情节的发展中，把最初的动机完全否定了，这样的结尾，就有了一点欧·亨利小说的意味。欧·亨利就经常在小说结尾的地方运用所谓“突转”的手法，让人物性格产生急剧的改变，也使小说情节在一瞬间产生“突转”，让读者感到意外或震惊。这并不只是为了造成一种奇特的阅读效果，而是在小说的结尾揭示人物内心世界里美好的一面，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
　　在《城市生活》中，以这样一个结尾来收束全篇，也让读者进一步思考：我们能不能用更多的善良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不仅善待与宽容了别人，同时也解脱了自己，因为我们一旦能够反思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动机，我们就能够发现，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是自己在困顿自扰，喜剧性的行为就包含着悲剧性的内涵。而拯救的方法只是需要自己恍然大悟!
　　
　　环境的烘托作用
　　
　　短篇小说以其短小的篇幅，包容着巨大的生活内容，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它使我们能够从这样一个琐碎的生活小事中，认识生活的某种本质的意义，产生许多发人深思的联想。
　　但是，这个短篇小说以“城市生活”作为题目，也提示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能仅仅把它当做一个可笑的故事。田志文仅仅是这个城市里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小人物，而在这个城市里还生活着许许多多他不认识而且也一样默默无闻的人：他女儿同学欣欣家与他同住一个单元，她爷爷死了他都不知道，死得竟然无声无息，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个破车的主人恐怕更是这样，连面都不照，谁也不知道他(她?)是谁，对自己的一辆破车却是那样地操心。至于城市的底层，更生活着各种各样身份不明的人：捡垃圾的老头和胖老太太，面目暧昧的青年女子，洗浴中心里男服务生和做按摩的小姐，歌厅门前打扮妖艳的女子，还有那些住在地下室里的人更是五花八门，有的“西装革履，出来进去夹着老板包，耳朵上捂着手机，像是做生意的人。当然，也许是骗子”，至于那些“三三两两的女孩子，染着红头发，黄头发，脚上穿着厚底鞋，谁也不知道她们干的是什么营生”。他们好像生活在城市的深部，也是城市的隐秘部位，更使我们借此看到当今社会的多姿多彩。
　　在小说里有这么一段话：
　　
　　有一天他在楼下的小花园里走动，对住宅楼上看了一会儿，产生了一个奇思妙想。他想，如果把人们隔离起来的不是水泥板，而是透明的玻璃板，那么就会看到人头上面还有人，一共有二十五层人在空中叠加，活动。那些男男女女，剥去了伪装，像小动物一样在玻璃罩子里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一定比较好看，好玩儿。如果抽去玻璃的隔层，让上面的人往下面跌落，将不知怎样混乱和可怕呢。
　　
　　这可以说是一个象征，一个城市生活的缩影。一个城市也就是一座放大了的大楼，一座大楼也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城市。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在各自独立的小天地里生活，他们可以卸下伪装，恢复自己的本真面貌，可是一旦搅和到了一起，就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产生激烈的冲突与争斗，即使捡垃圾这样的事也充满着竞争。
　　城市里还有一些可笑的现象。自行车比人的配偶还多，换下来的自行车不一定能得到及时处理，就在住宅区的楼下胡乱扔着，堆着，每个住宅区的角落都能看到自行车的残骸；中学生骑的都是好车，不是跑车，就是山地，丢了也不会乱找，让父母亲掏钱再买一辆；田志文所在那家报纸，“说是登新闻，其实登的东西都跟表扬稿差不多，没一点趣味”，尽管如此，田志文每天都得去干这份早就厌倦了的工作，因为报纸等于是他的饭碗。
　　田志文把一辆破自行车搬来搬去的故事，就镶嵌在这样一个多姿多彩而又可笑可疑的社会背景上，作为一个小人物，他和城市里其他人一样，都是为着生存而辛勤奔忙的人，他们可能都不愿意这么做，却又不能不这么做，都得压抑着自己的真实的愿望，在适应着社会的同时也产生诸多怨恨，在假面的掩盖下挣扎着生存。正因为如此，田志文——破车的主人也一样——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打发与消磨无聊的时光。
　　有了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背景，《城市生活》也就丰满了，立体化了，并具有了更多的艺术内涵和艺术魅力。所以，我们不能把《城市生活》仅仅当成一个故事来阅读、来理解，而应当把它当成是当今社会的一幅城市生活的风景画和风俗画来阅读与欣赏，从中体会在城市里生存的人们那份艰难与苦涩、无聊与寂寞、乐趣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