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田园诗意的开掘与守望

作者：柯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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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率地说，对于《上边》的作者王祥夫我所知甚少，对于“上边”一类的北方山村我也多少有些隔膜，但看过第一遍，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我很奇怪——何以如此呢?情不自禁地又看了几遍之后，我明白了，是它对于乡村生活的诗意描写、对于农人亲情的动人叙述深深地打动了我，从而将我从都市的繁忙与喧嚣之中暂时地引入了乡村的悠闲与宁静，让我得以在诗意的氛围中思考着有关“人生的意义”之类玄远的问题。
　　是的，中国加入WTO了，与世界接轨了，离“现代化”也似乎为期不远了，但这一切至少在目前还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依然是个农业大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依然是农民，而在为数不多的城市居民中，为数不少的还是刚刚从田地里才走出来的“农转非”。因此，当下中国的本质也就依然是“乡土中国”，其正在遭受侵蚀的田园诗意也依然可以孕育出颇具古意的乡土作品。在我看来，《上边》就正是田园诗意孕育出的结晶，它与古代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以及现代冯文炳、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都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但在陶渊明们“田园”的背后都或隐或显地有一个诗人曾一度陷身其中的“官场”作为其参照。诗人对田园的喜爱与对官场的厌恶有着密切的伴生关系，鲜明的情感倾向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着他们对田园诗意的深度开掘。而冯文炳与沈从文则生不逢时，要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硝烟弥漫之中发掘出田园诗意诚非易事。现实是那样的令人失望，要营造出“诗意”，他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理想”。
　　相比之下，《上边》的绝佳之处正在于它对田园诗意的本体性开掘——不借助于“理想化”，也不借助于想象力，而是通过对山西一个普通山村的一户普通人家原汤原汁的描写，从中开掘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诗句)式的“真意”。质言之，这种“真意”乃是由古老的田园生活滋生出的一种人生形式，它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融洽。为了表现这种关系，作家在人物选择上别具匠心。他没有选择将乡村视作世外桃源的仕途失意的官场中人，也没有选择将乡村视作未被文明污染的化外之境的城市中人，甚至也没有选择乡村中善良俊俏的青春少女(这在废名与沈从文的小说里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她们构成了其作品田园诗意的主体)，而是选择了衰老的毫无诗意可言的刘子瑞和他的女人。但正是这样的土生土长的山野之民才真正懂得土地，懂得田园，懂得生命。在他们眼里，土地就是土地，就是生长玉米，生长高粱，生长狗，生长鸡，生长驴，生长树，生长石头，当然也生长人，生长他们自己的地方。而这一切有生与无生相依为命，共生共荣，就组成了田园。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也将终老于斯；他们用山上的石头、地里的泥土盖房子、盖驴圈、盖鸡窝；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在地里劳作，收了地里的庄稼再用地里出产的柴火做成自己的一日三餐，喂鸡、喂狗、喂驴。在他们眼里，田园里的一草一木、一鸡一狗都与人类一样有着自己的生命，都与人类息息相关。玉米“真像是好后生，一伙一伙地站在那里炫耀他们的大玉米棒子”，高粱则“好像是姑娘……因为她们看到了玉米地那边的大棒子，害羞了，脸红了”。因此，他们善待一切有生与无生。他们不杀正在下蛋的母鸡，也不杀承担着繁殖任务的公鸡；他们担心“要是自己走了……那庄稼，那树，那鸽子该怎么办?”他们不苛求自然，因为他们欲望有限。一点玉米，几片山药，一点老腌菜丝再加一点点麻油就是他们的日常饮食，一点肉加点豆腐或粉条就是他们的美味佳肴。因此，他们也不用想方设法地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是与自然万物和平共处。的确，他们只是普通的山民，他们不懂得生态哲学，也不知道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沿袭了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但就在这浑然不觉之中，他们顺应了天之道与地之理，将自己的家园建构成了最理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图式，在其中乐天知命地体验着生而为人的快乐。可对于山外的另一些现代人类，这却是一个十分迫切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人类本是大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越来越趋于恶化，尤其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人类为满足自己那无尽的欲望而不断地“开发”自然，导致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破裂。被破坏了的大自然已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直到这时，人类才幡然悔悟，才想到了环境保护，才想起了改善生态关系，才想起了正在逝去的田园诗意的美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上边》所描绘的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无疑是令人向往并予人警示的：人类必须重新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自身生命价值的实现不应以对自然的无情掠夺作为代价。
　　《上边》的田园诗意或曰人生真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作家倾情描写的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自然环境一道遭到了破坏，虽然发达的现代通讯以及交通技术为人与人的交往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但由于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以及人们对于物质利益无休止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越来越冷漠，冲突也越来越激烈。而在王祥夫笔下的北方小山村，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却以最纯真的形式保存了令人神往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刘子瑞夫妇与儿子相隔遥远，似乎也没有任何现代通讯设备，但空间距离不仅没有隔断反而增强了他们之间的亲情。对这个“亲”字，刘子瑞的女人理解得最为透彻：“亲就是牵肠挂肚。”在儿子小的时候，一到放学她就坐不住了，就要往外走，一直走到看得见他那小小的影子。儿子大了，去太原工作了，“天下雪了，刘子瑞的女人就会想儿子那边冷不冷?刮风呢，刘子瑞女人就又会想起儿子那边是不是也在刮风”。对于这样一个山里女人，世界无疑是很小的，至多也就是厨房院落那么一块地儿，但作为一个母亲，因为对儿子的深深牵挂，她的心就可以飞到遥远的山外，遥远的太原。世界有多辽阔，她的母爱就有多深广。在表现这母爱时，小说极为出色地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儿子每直一下身，每弯一下身，刘子瑞的女人的嘴都要随着一张一合”、“儿子每一使劲儿，刘子瑞的女人便把嘴张开了，到儿子把泥铲拉回来，松了劲，她也就松了劲，嘴又合上了”、“儿子从小就喜欢喝豆粥，她在锅里下了两种豆子：小红豆和绿豆，想了想，好像觉得这还不够，又加了一些羊眼豆，想了想，又加了些小扁豆”。将这无边的母爱推向极致的是在小说结尾部分多次出现的一个细节：她儿子临走前在院子里小便时留下的“一个干干的翘起来的泥碗样的东西”。先是当时，“她把手边的一个盆子拖过来，把那地方牢牢盖住了”，然后是第二天，她“用手掀着盆子，看着被盆子扣住的地方，呜呜咽咽……”，最后是“隔了半个多月，又下过几场雨”之后，儿子的同学黄瑞泉来她家取泥铲子时“还看到了院子里地上扣的那个盆子”。正是这个细节将小说推向了情感的高潮，催人泪下。这无疑是《上边》极有创意也最为成功的地方，几乎可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相媲美。惟一的区别只在于一是写儿子临行前母亲的无穷牵挂，一是写儿子走后母亲的无尽思念。
　　对于儿子拴柱的一颗孝心，作品也同样作了真实感人的描写。适应他的情感方式，小说更多地采用了动作描写。他从太原回来还没有进家门就先上了房——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房上的塑料布子，刘子瑞早就想扯下去了，要晒晒房皮”，只是这几天收玉米累了，没来得及做。接着就是同他找来的两个同学一起给房子上泥，然后独自压房皮，压完了房顶，又去把驴圈补了补，再给鸡窝加了一层泥，最后还将厕所修了修。“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做儿子的对父母全部的爱都倾注在这些琐碎而必要的劳作之中了，他那勤劳质朴的农人本质也在这劳作之中表露无遗。他没有感人的华美语言，甚至在跟母亲说话时，“声音好像有些不满”，但这是因为“当儿子的都是这种口气，客气是对外人的，客气有时便是一种距离”。其实，拴柱的情感同样是细腻的，临走时，他知道父母心里都是“酸酸的”，所以除了“故意看着别处”，还是“故意不看他妈，看别处”。他心里何尝不是酸酸的?只是他必须得控制自己，他是男人，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又是个孝子，他不能以自己的伤感引发父母那已然含在眼眶的老泪。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小说交待了拴柱并非刘子瑞夫妇的亲生儿子，而是在他六岁时别人从镇上捡来的。这绝非闲笔，正因为超越了生物性的血缘关系，小说人物间的亲情才显得格外感人。如果说融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这部小说田园诗意的主体，那么，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则赋予了这田园诗意以灵魂；美丽的田园是一首诗，美好的人情则是其“诗眼”——人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人生的意义还在于对他人有一份牵挂。不可否认，“上边”村的田园生活是贫乏、单调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它才在我们的眼里变得丰富、生动起来。
　　但是，在致力于发掘田园诗意的时候，王祥夫并没有一味地陶醉于田园的美丽与温馨。对于工业化正在席卷全球、“现代化”已成为古老中国的惟一理想、城镇化正在偏僻的乡村风起云涌的当下背景，他并没有闭上自己的双眼，而是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很清楚，这是一个田园诗意正在急剧丧失的时代。对此，他以第一自然段的篇幅作了明白的暗示：“外边来的人，怎么说呢?都觉得上边真是个好地方，都觉得上边的人搬下去住是不可思议。”这“外边来的人”不仅在这个小山村与外面的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而且给这个小山村的田园诗意设置了一个独特的外来视角——是他们觉得村民由上边搬到下边是“不可思议”，也是他们发现了“村子破败了，味道却出来了，好像是上边的村子要是不破败倒没了味道，破败了才好看”。一句话，是这些“外边来的人”那一双双猎奇的眼睛发现了“上边”的田园诗意。因此，这田园诗意就不免显得有些可疑。而对于那些搬到下面去的土著居民，一开始因为还有自己的故居在那儿，“上边”多少还让他们有些恋恋不舍，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下边的生活。上边的房子任其倒塌，上边的土地也任其荒芜。他们搬到了更为方便更为繁华的下边，却给“上边”留下了破败、荒凉与寂寞，竟全然不顾其诗意的有无。这就更加强化了田园诗意的可疑性——若论“有用性”，诗意的田园比方便的都市肯定要逊色得多。因此，黄瑞泉他们认为“城里就是比乡下好”；因此，刘子瑞的儿子拴柱就走得更远，去了大都市太原，把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城里人，只是因为双亲还生活在“上边”，才偶尔回来走上一遭。但可以预料，“上边”不会成为他的归宿之地，至多只能作为某种记忆留存于他心灵的一隅。于是，上边就只剩下了刘子瑞这对老夫妻，因为只有他们担心这个他们住了一辈子的村庄寂寞，又担心儿子回来会失望。于是，他们厮守着“上边”，成了田园诗意惟一的守望者，似乎要执著地以他们的风烛残年为这荒凉寂寞的诗意增添一点人气。但令人担忧的是，他们还能守多久呢?
　　王祥夫从一个叫“上边”的山村里开掘出了田园诗意，但它却带有几分寂寞，几分凄凉，几分可疑。他以此预示了田园诗意走向衰亡的必然命运，因为他知道那些走向城市的人们对这正在走向衰亡的田园诗意并无留恋，他也知道走出山村，走向城市也许更有利于个人自身价值的实现。所以，面对几近荒芜的田园，他没有痛哭流涕地呼唤：田园诗意，魂兮归来!但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己任的人文知识分子，看到“现代化”对田园诗意的肆意挤压，看到现代人对田园诗意的无情放逐，他又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沉入田园，沉入刘子瑞夫妇和她儿子的心中，孜孜地发掘着田园诗意，并与他们一起守望着它。或许，他想在田园诗意消失之前，以文学的形式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一个可供想象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