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亲情与诗意的交汇
作者：甘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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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讲述一个民族性的故事和意欲传承民族传统，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以全球化为徽证的现代化社会，是以拆除民族性壁垒，走入“地球村”为号召的。而全球化的标尺，似乎是来自于西方。西方的生活，西方的文化，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已成为西方神话，被第三世界人们奉为现代化的圭臬。民族性和民族传统被强大的西方霸权话语描述为土著，成为落后、愚昧的落伍者的代称，在现实存在中只能尴尬于两种命运：要么为现代精英们不屑一顾，被尘封在无人理睬的一隅；要么被精英们居高临下地审视，戏谑，嘲讽，批判，“恨铁不成钢”似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书写以西方为样板的生活与情感，效颦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似乎才是中国文学别无选择的出路。
王祥夫偏偏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讲了一个充满民族性的故事。故事的本事是很难入上述精英们的法眼的：一个普普通通还极贫穷的山村，一户在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家庭，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连缀成一个普遍家常的故事。故事的惟一特异之处，是母子之间的关系——他们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这使这个平凡的故事具有了演绎传奇的可能性。但是，作家并没有把这种可能性衍化为现实的小说文本，而是继续用平凡性和普通性遮蔽了这些许的传奇色彩。而且对于有中国生活经验的读者来说，这种并非血缘的母子关系也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小说故事本事的平凡性显然不是作家率性而为，而是着意渲染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的故事内涵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把这篇小说仅仅看做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关于中国人和中国家庭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题是亲情。亲情，是人类情感中最古老、最基本、也是人类最珍视的感情，尤其在中国这个传统上重情感的国度，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人在传统教育中是把家国并重的，个体的宇宙观是要先“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不过，中国人的亲情传统又明显存在着伦理化的倾向，讲究“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这就有置亲情于异化甚至于畸形化境地的危险。在当下的商品化社会中，由于金钱物欲占据了人类生活的主体，曾经被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亲情传统又面临着被金钱物欲阻隔、疏远的危险。王祥夫就在这种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刻意渲染了一个朴素的亲情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题目《上边》，就不仅仅意指一个村名，一个小说人物活动的地理环境，这个形而下的名字实际上有一定的寓意色彩，它寓旨中国人在传统上重亲情的道德传统，这种亲情传统正是王祥夫想在目前全球化的商业化语境中张扬的。居于故事中心的刘子瑞的女人，把这种人类最动人的感情张扬到了极致。她对儿子的爱是不能用宠爱、溺爱、“心肝肉”之类的词句表达完全的。儿子上学，是她颠着小脚，在山上把儿子背上背下背了三年，不管刮风下雨，不分寒冬酷暑，直到她不再能够背动儿子为止。被喻为世界上最伟大情感的母爱被王祥夫描述为最普通的字眼——牵肠挂肚。小说文本关于刘子瑞女人对儿子的“牵肠挂肚”有这样的描写：
一到拴柱下学的时候，刘子瑞的女人就坐不住了，要到院子外去等，等过了时候，她便会朝外走，走到村巷外边去，再走，走到下边的那棵大树那边。再走，就走到村外了。那小小的影子呢，便也在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点一点大起来也就走近了。日子呢，也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又过来。
刘子瑞的女人就像着了魔一样，对儿子的感情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魂魄。食指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描述了类似的亲情，诗中写到：“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食指把母子分离牵肠挂肚的情感外化为慈母手中的针线和一只风筝，儿女尽管如风筝般远走天涯，但是亲情就如母亲手中的针线永远维系着母子深情。《上边》中描述的刘子瑞的女人与儿子的感情就是这种诗情的现实再现。女人的魂魄一直维系在儿子身上，随着儿子，女人被一步一步牵到村外，牵着在房前屋后忙乱地奔走，牵着颠着小脚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儿子的归来，给本已荒凉孤寂的上边村和刘家小院带来了“某种欢快的气氛”，刘子瑞的女人也似乎“一下子变得年轻”。儿子即将远行，刘子瑞的女人再次六神无主，“她慌慌张张去了东屋，去了西屋，又忘了自己要做什么?”儿子远行后，她独自一人悄悄哭泣，把儿子的尿迹用盆子扣住，防止鸡们把尿迹爬掉。在我们看来，这些乖张的行为似乎有点滑稽可笑，甚至是畸形与变态，但是这种不正常的行为把刘子瑞的女人对儿子深沉的爱恋表达到了极致。
这种深沉的亲情不仅仅表现在母对子，还表现在父对子，子对父母的感情中。小说文本虽然没有过多渲染刘子瑞对儿子的感情，但是却用两个细节显示出他对儿子的爱丝毫不亚于自己的女儿：一是刘子瑞一听说儿子回来后，就立即高高兴兴到下边的村子去买鸡，路上一心盘算给儿子买什么东西，直到走到半路感到石子扎脚，才醒悟到兴奋中忘了穿鞋；另一个是刘子瑞送儿子的细节，本来儿子完全不用父亲送他下去了，但是“刘子瑞要送一送儿子，好像是，习惯了，儿子每次回来他都要送一送，送到下边站上去”。这种深沉的亲情也表现在儿子身上。尽管王祥夫没有探窥刘拴柱的内心，只是写了刘拴柱回家来的四天生活，不管这四天的时间是他从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如何挤出，但是可以说明，现代都市的尘毒并没有侵蚀刘拴柱的灵魂，远在城市，他依然牵挂着家中年迈的双亲。面对铺天盖地的母爱，刘拴柱的声音中好像有些不满，有点厌烦，事实上，他有着与父母一样深厚的亲情，他的深沉的亲情就凝注在收玉米、压房顶、补驴圈、修厕所等等琐碎素朴的家常行为中。小说中刘家两代亲情就是在这些琐碎家常的行为中彰显得如此的平凡，也如此的伟大。
这种种伟大的亲情，是在普普通通的村子、普普通通的人物和普普通通的日常行为中演绎出来的。这种在普通平凡中彰显伟大的技巧是通过作家赋平凡普通以诗意的艺术手段完成的。诗意化是文学变普通生活为艺术生活的常用方法，它意味着把审美客体主观化和情感对象化。在《上边》中，使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主观化、情感化和诗意化的过程，是有层次性的。王祥夫首先诗化的是人物生活的环境。就人物生活的真实环境来看，应该是一个已经荒凉破败的山村，从生活的便利和现代性眼光来看，年迈的刘子瑞夫妇的生活应该充满了不便，刘子瑞夫妇宁愿生活于其中也未免显得保守和不合流俗。但是，诗意味着浪漫，意味着抒情，意味着漠视现实，沉湎于幻象，意味着从普通生活中升华出诗情。王祥夫写道：
村子破败了，味道却出来了，好像是，上边的村子要是不破败倒没了味道，破败了才好看，而这好看的破败和荒凉之中却让人意外地发现还有户人家在这里生活着，却又是两个老人。这就让上边的村子有了一种神秘感，好像是，老刘家真是与众不同了。
刘子瑞夫妇就居住在这个群山环抱的用白石头砌屋、白石头铺路的白石山上，就像民间故事经常津津乐道的画中仙人一样，勾起我们许多想象、联想和向往，而联想和想象正是诗的表征。接着王祥夫写上边村绿得发黑的玉米、刘家的嘴永远不停地动的驴、给铁链子拴住不停地叫的狗和莫名其妙刨坑的鸡，使我们仿佛误入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尤其是两只难看的脱毛的鸡，被王祥夫写得饶有趣味，且富有人性气息，进一步增强了人物生活环境的诗性色彩。
接着作家开始把人物诗意化，这集中体现在对刘子瑞的女人的刻画上。而人物诗意化的完成主要是借助于个性化的诗性语言。这篇小说有很强的情感容量和张力，语言叙述就如人物的情绪在流动，随着刘子瑞女人的思绪纤动而自然流动，比如：
天下雪了，刘子瑞女人就会想儿子那边冷不冷?刮风呢，刘子瑞女人就又会想儿子那边是不是也在刮风。儿子上中学时的笔记本子，现在还在柜顶上放着。柜顶上还有一个铁壳子闹钟，现在已经不走了，闹钟是儿子上学时买的，闹钟上边是两个镜框，里边是照片，儿子从小到大的笑都收在那里边。镜框里边还有，儿子同学的照片。还有，儿子老师的照片。还有，儿子搞过的一个对象，后来吹了，那照片却还在那里。
诗的语言是不遵行普通的语法逻辑的，它循着情绪的变化而安排自己的结构。这段语言实际上是刘子瑞女人的意识流。或许有人认为此种语言有点粗砺，有失简洁，譬如完全可以把上引的最后一句改为“镜框子里还有儿子的同学、老师和搞过对象的一个女子的照片”，但是这种简洁不但无法传达一个年迈的母亲在孤寂的心境中对远方儿子绵延无尽的想念与关爱，而且平铺直叙的叙述完全失去了原作的韵味，根本无法产生诗性色彩。
这篇小说语言对人物的诗意化还体现在语言的节奏上，比如：
是谁?谁上了房，刘子瑞的女人不是用眼，凭感觉，感觉到房上是谁了。是不是拴柱?刘子瑞的女人问了一声，声音不大，像是怕把谁吓着。……是不是拴柱?刘子瑞的女人知道是谁了，但她还是又问了一句，声音，紧张，好像是，怕吓着谁了。……刘子瑞女人绕到房后边去了，心是那样的跳，刘子瑞的女人绕到房后去了，好像是，这又是一个梦……
这段话同样粗砺，而且多是重复，但是这些重复却形成了鲜明的节奏，细腻地传达了刘子瑞的女人在极度思念儿子却在儿子已经回来的事实面前不敢相信的复杂心理。小说中有多处这样的情节和细节上的重复，如刘子瑞女人看儿子干活时的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问儿子喝不喝水。细节上的重复形成了语言上的节奏，非常细腻传神地描写了刘子瑞女人的恋子心理，塑造了刘子瑞女人的典型形象。同时，这些富有节奏的重复非常真实地再现了人物的日常生活，把这些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再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惊讶，唤起了我们许多关于家庭、关于母爱的记忆和联想。这样，小说文本中刘子瑞的女人及其行为，就不仅仅是一个农村母亲的个人行为，已经衍化为情感和情绪的审美对象，在作家与读者关于家庭关于母爱的双向回忆中被诗化了。
通过对人物生活环境和人物自身的诗化，王祥夫就完成了对亲情的诗化。他把我们本已司空见惯也似乎麻木了的亲情，置于文学的神圣殿堂上，一点一点放大，罩上了神奇的光晕，使我们这些沉迷金钱物欲的庸常惭愧不已，使我们所仰慕的全球化时代相形见绌。
而且，发生在刘子瑞夫妇与刘拴柱之间并无血缘联系的亲情，再次验证了我们民族的先哲孟子所做的“人性本善”的论断。同时，王祥夫在对亲情诗意化书写中，又剔除了中国传统中一味以“父父”“子子”伦理秩序淹没亲情的劣根性，还原了人类感情中最纯真的亲情的本相和本质，使被传统伦理等级秩序掩饰的亲情在现代语境中更富人性光辉，更具鲜活的生命力。伴随着对亲情本相和本质的还原，刘子瑞一家人的亲情故事的内涵不仅不是关涉一个人、一个家庭，而是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具有了世界性和人类性。这让我们完全可以把鲁迅的那句名言“只有地域的才是民族的”推衍成“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判断。到此时我们似乎理解了王祥夫写作《上边》的终极目标——他试图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中为我们创造一个处理民族性与现代性关系的范本，为我们新世纪的民族文化建设探寻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