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意象的组合与张力

作者:魏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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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呵!
  
  我是贫困,
  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呵,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祖国呵!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呵!
  
  我是你的十万万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呵!
  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在歌唱祖国的浩瀚诗篇中,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是一篇构思独特、涵义深邃、发人深思的优秀作品。
  古往今来,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诗篇可谓多矣,歌颂我们伟大祖国的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繁荣昌盛,是一般诗人在构思时很容易想到的固定的套路,诗人们往往在铺张而华丽的描述中,寄寓着对祖国的辉煌的往昔、灿烂的今天和美好的未来的深情赞颂。因此,我们一看到歌唱祖国的诗题,便可能会很自然地联想起那些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从长城内外到珠江两岸……”这样一些气势磅礴的诗句,或者在耳边响起那首女高音歌唱家反复吟唱着的“我爱你,中国……”的嘹亮歌声。
  舒婷的这首《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却一反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构思的套路,把历史、现实和未来,囊括在一首诗里,而且不回避对祖国历史的消极面的表现与思考,从而使全诗弥漫着浓厚的理性色彩,在注重感性化色彩和个人化体验为表现特征的朦胧诗里,这首诗就具有了不同一般的韵味。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思想解放的春风正在神州大地到处吹拂,群情踊跃,百废待兴,诗坛上的几代诗人都正以高亢而深情的歌喉,放声歌唱阔步迈向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祖国的又一个春天。当人们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的时候,当时还是青年诗人的舒婷,以诗人的敏锐和过人的胆识,向诗坛奉献出了这首不同凡响的诗作《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这是一首有别于传统表现方法的现代诗歌,诗人并不重在描述祖国的客观状态,而是重在写出自己内心世界里对祖国的真切感受,全诗就具有极为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欣赏这首诗的时候,就不能按照传统诗歌艺术的表现形式,拘泥于字面上的意义,去理解这首诗的内涵,而应当从诗人的主观抒情的角度,去品味诗人如何把对客观世界的描述转化为自己内心的感悟。
  要准确地把握住这首诗的主观抒情色彩,最重要的是需要准确理解贯穿全诗的这个“我”字。这里的“我”不能按照传统诗歌的表现形式,机械地理解为诗人自己,把它当作诗人这个抒情主体的自称,如果这样来理解“我”,像“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我是贫困”、“我是悲哀”这样的诗句就无法解释了。我以为,诗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的“我”,只是诗人所采取的一个抒情视角,直到第四节,才恢复诗人抒情主体自身的“我”,这样一来,全诗便找到了一个统一而恰当的抒情角度和抒情线索,用一个“我”来把全诗散乱的意象组合成为一个严密的有机的整体,使诗歌显得十分紧凑。至于前三节里的“我”,如果一定要给以准确的解释,我以为应该理解为:“在我的眼(心)里”,或者说:“在我看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全诗作相对合理的解释了。
  这首只有三十四行的短诗,共分为四个段落,始终围绕着诗人对祖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来逐层展开。
  诗的第一、第二两节,是对祖国的历史的理性的思索。在诗人的眼里,我们的祖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落后、贫困、发展缓慢的,诗人用自己特有的细腻的感受与联想,选择了“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和“淤滩上的驳船”这一组意象,写出了祖国的历史在诗人心里所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在意象的选择上,诗人从感性特点出发,着意选取了那些能够给我们造成鲜明的视觉感受的事物作为“替代物”,借助于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表现着落后、贫困、迟缓乃至凝滞的事物,作为自己的抒情意象,以唤起读者的深刻的印象与感受。那就是我们的祖国的过去,是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便长期所面对的现实。到了第二节的开头,诗人用“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来对第一节的一组意象做了总括性的抒情,以表达对祖国历史上的贫困所产生的悲哀之情,接着便又转入写人们对祖国富强的渴望与期待:“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诗人以“‘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这一极具视觉观赏性的意象,来比喻我们的祖先曾经怀抱着的“痛苦的希望”,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祖国虽然贫困、落后,但人们从来没有丧失过对美好未来的企盼。那停留在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形象,那永远停留在画面上的花朵,正是人们期盼美好未来的一个最贴切的象征。
  到了诗的第三节,转为写祖国的今天,诗人的情绪也开始转向激烈而昂扬。这是我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代背景下,开始新的历史腾飞的时代情绪的表达。思想解放的洪流,推动了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中国迎来了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诗人采用了一系列鲜明美丽的事物作为抒情意象:“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涡”、“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国在为实现祖祖辈辈没有实现的理想时,所迸发出来的蓬勃生机和无限活力,唤起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充分信心。与第一节所取的意象比较起来,这里的意象色彩鲜丽(“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动感强烈(“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雪被下古莲的胚芽”、“笑涡”、“起跑线”、“喷薄”),极具鼓舞人心的力量。
  至此,诗人面对祖国灿烂的今天,已经压抑不住自己激越的情感,在第四节里便转换了一个抒情视角,由前面三节里的虚拟的“我”转而为真实的“我”——作为抒情主体的诗人。但这里的“我”也并不是诗人这个个体的形象,而是作为一代青年的整体形象出现的。诗的表现手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由借助于意象来抒情转而为直接的抒情。在获得了新生的祖国面前,每一个青年都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祖国的美好未来,就系于青年一身。每一个青年都是祖国的十亿人口中的一员,祖国的辽阔幅员“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那庞大而沉重的数字“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就压在青年的双肩之上。既然祖国以她那“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青年一代,那么这一代青年就没有理由不从“迷惘”中觉醒,在“深思”后挺进,因自觉而“沸腾”,为祖国献出自己的“血肉之躯”,把曾经是贫穷、落后、保守、封闭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富饶”、“荣光”和“自由”的新中国。
  从全诗的这一抒情结构看,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了诗人情绪变化的轨迹。诗人不是停留在某一种情绪上,而是注意恰当地安排情绪的转换,在诗的第一节中,诗人以低沉、迟缓的调子开始,在句式上也比较注意用长句型,以造成情绪上的低回与沉重,表现出了对祖国历史的深沉的悲叹。到了第二节,句式开始转向明快,诗人用了两个短句开始,一下子就让读者感受到了那种不甘于永远停留在落后、贫困状态下的涌动的激情。到第三节情绪再次转向昂扬与振奋,以密集的句式表达出了新时代到来时的欢快与跳荡的兴奋与激动。最后一节则把自己融入了时代的大潮之中,以高度昂奋的情绪,表达出了献身祖国、献身时代的坚毅与果断的决心。诗的最后两句,也由前面三个小节最后的“祖国呵”的感叹变化为“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使感情的表达强化了一个层面,在全诗的结尾把感情表达得更为深切悠扬,给读者留下无穷的回味。
  现代诗歌在抒情方式上不同于传统诗歌,现代诗人注重选择一些“替代物”来构成诗歌的抒情意象,即在那个被选择的事物里寄寓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与理解,把“意”(思想、感情)与“象”(具体事物)紧密结合在一起,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与理解。这种意象,是诗人的主观情绪外射于客观事物即具体物象上的结晶,是诗人的思想感情与客观事物的复合体,或者说是客观事物的心灵化,也可以说是抒情主体情感的对象化。所以,黑格尔说,意象就是“心意通过想象而获得的一种具象表现”(《美学》),康德说:“审美意象是一种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显现。它从属于某一概念,但由于想象力的自由运用,它又丰富多彩,很难找出它所表现的是某一确定的概念。”(《判断力批判》)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上,诗人也以独具的慧眼,选取那些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事物作抒情意象,使诗的意象新颖而别致。而且这种意象还常常具有鲜明的色彩、音响,诉诸读者的感觉,以真切动人的视觉感受与听觉感受来唤起读者的真实体验。在这首诗里,像“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额上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涡”、“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这些都是很少为诗人所用的事物,拿来作为歌颂祖国这一伟大而深刻主题的“替代物”,也表现出了诗人的独具匠心。
  对于这一现象,黑格尔也有很好的解释,他认为,诗人“为着避免平凡,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之中找出相关联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美学》)。我国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则把这种手法称之为“远取譬”,他认为这是象征诗派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手段:“象征诗派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们的生命,但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所谓远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指比喻的方法;他们能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新诗的进步》)从舒婷的这首《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看出,她所采用的就是这种“远取譬”的意象选择方式,诗人也正是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了那些五光十色的事物里所寓含着的比喻或象征意义,为祖国这一抽象事物找到了一种最恰当的“替代物”,作为抒情的素材,让读者在阅读时有耳目一新之感,让读者回味无穷。
  而且,在意象组合的方式上,这首诗也是别具一格的。由于诗人想象力的丰富,她还采用了传统修辞方法里的博喻的技巧,使意象的组合十分密集。最明显的是诗的第一和第三两节,都连续地用了五个比喻来集中地表达诗人对祖国贫穷落后的往昔历史和崛起奋进的灿烂今天的多重的理解,每一个比喻都寓含着诗人对生活的丰富的感觉,“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几乎可以说,诗人在进行每个意象的选择时,也都同时伴随着对生活的某一方面特征的独特发现,使我们对祖国的历史与今天的理解更开阔,更广泛,更深刻。而且,由于博喻所表现出的比喻的密集,还增强了诗歌情绪表达上的磅礴气势和感情的强度,尤其适合于朗诵。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对意象进行组合的时候,还运用“最经济的”手段把许多不相关的词语做最简洁的连接,造成了言语表达的变异。从传统语言学的观点看,这首诗里的有些句子显然在语法上是“不通”的,如“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就令人费解,接着“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更可以说是“动词与宾语配搭不当”。其他如“我是贫困”、“我是悲哀”,这种句子也都很勉强。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诗人“发现事物的新关系,并且用最经济的方法将这关系组织成诗。所谓‘最经济的’就是将一些联络的字句省掉,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桥来。没有看惯的只觉得一盘散沙,但实在不是沙,是有机体”(《新诗的进步》)。我们以这首诗的第一句为例来加以分析,“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水车”已如前说,是诗人所取的特殊的抒情视角,这里的“我是”即应理解为“在我的眼里”或“在我看来”;下面的“你河边上的老水车”,则应理解为“你就像那河边上的老水车”;而“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则要复杂一些了,以“纺”与“歌”相配搭,显然就属于一种言语变异,因为通常我们只说“纺”的是“纱”,而从来不会说“纺”的是“歌”。那么这一句就应该这样来理解:“在我的眼里,祖国(你)就像那座破旧的老水车一样,整天都像纺车那样在吱呀吱呀地转着转着,就好像一个疲惫的人在唱着悲哀的歌。”经过这么一转述,意思倒是很明白了,但诗味也就全消失了。而原诗句“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虽然费解,但却简洁。诗人把我、你、河边、破旧、老水车、纺、疲惫、歌这些意象性的词语,组织在一个似通非通的句子里,就是为了让自己在瞬间的思考中得到的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以“最经济的”言语形式表达得更加紧凑。现代诗人把这种言语形式称之为“意象叠加”,即把两个以上的意象“强行”地组合在一起,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就是违反了语言表达的常规了。我们如果用一首流行歌曲《父老乡亲》里的一句歌词来做比较:“我生长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胡子里长满故事……”胡子里怎么会长故事呢?这也是运用了意象叠加的表现手段的结果,即把胡子、长满、故事这三个意象进行了叠加。这样的言语表达形式,也可以用所谓“格式塔心理学”来解释。“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艺术作品中的诸多要素,只有被结合在一个有机整体中,经过有序的排列,才能产生相互之间整合或完形的关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同其他要素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格式塔心理学”就把这样的整合或完形称之为“格式塔结构”。这种“格式塔结构”,由各个要素整合而成一个整体,但又不等于它们的相加之和,也就是说,在“格式塔结构”中,每一个要素都可能与另外的要素产生相互之间的张力,从而形成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结果。而经过这样的完形与整合,每一个要素在整体结构中便获得了一种新的质:“格式塔质”。意象的叠加正是这种完形与整合的过程,必须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每一个意象本身的原本的意义,作机械的排列与组合。懂得了这一道理,这首诗,乃至许多现代诗歌里的那些看上去比较费解的句子便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因此,像这首诗里面的“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我是贫困,我是悲哀”等等句子,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格式塔结构”,意象之间都具有张力,且需要发挥读者自身的想象力,去填补其中的空白。而这样一来,也就充分调动起了读者阅读时的想象力,增加了读者在阅读中可供咀嚼的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