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8期

主体性，有限的存在

作者：谢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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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的顿河》是前苏联时期比较有争议的作家肖洛霍夫的一部比较有争议的文学作品，但争议并没有扼杀这部作品的生命力，它高度的艺术美与丰富的意义内涵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对它进行历史性的解读。在这部作品中，充满了多元话语的撞击，真理的话语，人性的话语，乡村的话语，此消彼长，构成了互相阻抑又彼此成就的多义共生的语义场，然而最打动人的还是人性的话语，这是构成这部作品悲剧意味的主要因素。
　　古典悲剧喜欢塑造地位高贵、富有英雄主义的主角，他们为了国家、民族、家族荣誉等等宏大的意旨而辗转徘徊于生死之间，激发起为某种崇高正义而战的牺牲精神。在古典悲剧中，个体的主体性被个体的社会性、社会角色、社会义务所遮蔽。到了现代社会，由于个性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的影响，悲剧逐渐淡化英雄、崇高、正义的理想色彩与政治性，更尊重人的自然性与日常性，尊重人作为肉身的人的种种平凡欲求的合理性，更关注日常性之下的个体命运，以个体的体验、遭遇去衡量外在世界的合理性，所以现代悲剧更多地表现为“小人物”的悲剧，“无事”的悲剧，“主体性”的悲剧。主体性是现代启蒙叙事极力推崇的核心概念，表现为个体自主认知、自主选择的意志与能力。现代悲剧常常着力表现的就是主体性意志追求实现的悲剧——主体性觉醒了，却发现无路可走、无能为力，在强大的经济、政治体制内，在理性之外的人性面前，在变幻莫测的造化的手中——主体性是多么的渺小，超主体性的意志是多么的强大——哪怕为实现一个小小的人生欲求，如果天不假时，不管个体主观上如何努力，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主体性意志也仍然无法实现。在这种意义上，《静静的顿河》呈现的是现代悲剧色彩，它的人性话语的两个主要代言人葛利高里和娜塔莉亚的命运深刻地体现了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的遭遇。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缘于追求真理意志的实现，身处战争暴力之下却期望人道，身处强大的集权模式之下却寻求古典主义的田园生活；娜塔莉莎的悲剧命运缘于追求爱情意志的实现，面对丈夫的不爱追求被爱，他们不得其时的悲剧命运极其深刻地体现出现代悲剧的内涵。
　　当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当政治变革被置于包括文化变革、思想变革在内的一切变革之上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道德体系、伦理体系分崩瓦解，人们自身都很难找到行动的凭据，却“像上帝一样支配别人的性命”的时候，葛利高里体现出“良心”的判断准则，“在混乱和腐化的时代，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葛利高里身上寄托了肖洛霍夫理想的人性：善良、率真、健美、富有正义感与怀疑精神，体现了良心的基本内涵及其所具有的正义性与崇高性，以对抗那些蔑视与玩弄同类生命、否定同类生命尊严的行径，反抗战争的荒谬残暴与非理性。葛利高里的主体性意志主要表现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肖洛霍夫对葛利高里的主体性意志表现出的人道主义同情与审美偏爱是这部作品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成功之处，也是为同时代主流作家指责最多的地方，他们认为葛利高里这样一个立场不坚定并曾效力于红、白两军之间的动摇分子不配得到同情，并且以此否定作品。这种简单的以阶级属性来评价人物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政治判断置于审美判断之上，违背了审美原则。其实，正是“动摇”才展示出葛利高里独立的主体性，展现出历史中真实的灵魂及其个性魅力，体现了葛利高里追求“一种可以使一切人都能在它的覆盖之下感到温暖的真理”的超历史性所导致的悲剧性。他由蒙昧到主体性的实践不但没有改善自身的命运，反而加剧了他和现实的冲突，加剧了他命运的悲剧结局。
　　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第一次转向是在一战中的日耳曼战场上，葛利高里接受了革命理性的启蒙，认识到战争中存在着荒谬性的一面。葛利高里本是一个淳朴、快乐、善良的青年，但自从走上战场杀死第一个人的时候起，就改变了他的快乐的天性，有一种“讨厌的内心的痛苦沉重地折磨着他”，“常常看见那个被他在铁栅栏旁边砍死的奥地利人”，“良心使我非常难过……我为什么要砍死这个人呢……难道是我的错吗?”在良心的自责中体现了朦胧的主体性意识。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同伴宣传的革命理论在他身上得以爆炸性地传播开来，“渐渐地和顽强地在破坏着他以前对沙皇、祖国和他的哥萨克军人天职的全部概念”，血的事实使他从愚昧盲从的状态中醒来。“推动的力量发生了，思想觉醒了，思想使葛利高里的单纯而朴素的脑子感到很疲劳，受到了压迫。”这种觉醒行为的表征之一就是在皇族面前表现出不敬，为此而受到了惩罚。但是哥萨克在历史上形成的对皇权的尊敬与崇拜的集体无意识的力量毕竟很强大，又渐渐地把同伴在他心里播下的真理的种子给毁灭掉。他的思想上形成了两种观念的拉锯战，矛盾性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他心里一面和战争的荒谬性不肯妥协，一面又忠实地保守着哥萨克的光荣”，“一得到机会就表现出忘我的勇敢”，因此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是，“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欢笑了”。表明了真理意志确立的艰难。
　　葛利高里命运的第二次转折缘于主体性意志之下的选择。二月革命爆发，沙皇退位之后，葛利高里选择了红军，但波得捷尔珂夫残杀俘虏事件使他对布尔什维克由“向往”转为失望，“犹豫起来，心冷掉了”。他对布尔什维克失去了信任，但并没有发展为反布尔什维克，士官生政权也不合他的意，哥萨克中世纪自由和平的自治方式成为他模糊的向往，但由于思想资源的贫瘠与欠缺，主体性意志并不能赋予他实现这种日常性理想的手段与能力，他再次陷入矛盾的痛苦之中。
　　葛利高里命运的第三次转折出于无奈——被逼加入叛军，成为“反布尔什维克”分子——这导致他最终的厄运。在这一阶段，葛利高里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主体性意志，一直想辨明是非，弄清楚和谁交战，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一直企图自主地选择与良心一致的立场。在叛军中，葛利高里很迷惑，不明白为什么和红军打仗，从前“是认识敌人的面貌的”——不是侵略者就是压迫者，但现在却是在和俄罗斯的农民打仗，他只能把布尔什维克想象成生活的敌人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正义的解释。他无法为自己的生活理想找到实现的途径，降而求其次，就是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于是主动放弃阵地，对红军妥协，但得不到信任，只得再次转向叛军，然后又随整个叛军投靠到白军。无论对白军的否定还是对红军的否定，葛利高里都本着体现他主体性意志的一个标准——良心道义，他不能容忍任何滥用暴力与清算历史的行径。尽管双方都不被他认同，但在红军与白军之间，葛利高里的情感更偏向红军，因为他的农民身份与教养使他在精神与气质上都与白军上层军官格格不入。他很痛苦：“不管往哪儿看，——到处是一片荆棘。”无路可走的生存绝境迫使葛利高里这个小人物不得不放弃主体性意志的选择，在白军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再次归顺红军，以求得一条生路：“我一直要干到能把过去的罪过都赎回来才算完。”但这已无济于事。
　　葛利高里在血涡里寻找真理的同时，只接受自我的良心审判而拒绝任何视他为“他者”的政治审判与历史清算。他为杀过人而难过，但拒绝承担历史的“罪过”，认为战争中的这笔账是不能算的。但在历史事实面前，良心的辩护显得异常软弱，葛利高里对生活的结论就是：“生活上是没有一定的真理的。看来，谁要是能把谁打败，那个胜利的就可以吃掉那个被打败的……可是我却在寻找另外一种愚蠢的真理。”被“打败的”葛利高里最终放弃了所有的主体性抗争、意志与自我辩护，扔掉了所有的武器，等待生活的决定。他从觉醒到放弃的过程，就是特定历史情境中主体性寻求真理的悲剧过程。从笛卡儿以来建立在主体性认知基础上的纯粹理性意义的绝对的真理在残酷的历史境遇下是无法实现也无法存在的，它永远只是芸芸众生心灵诗意的栖居地，而葛利高里在非常的历史条件之下却执著地寻找它实现的可能，与此相伴生的主体性意志也历经劫难，最终没有逃脱被扼杀的命运。在文本中，葛利高里体现了现代社会个体存在的卑微与真理追求的艰难，娜塔莉亚则体现了现代社会爱情意志遭遇无奈的悲剧。
　　娜塔莉亚是葛利高里的妻子。嫁给葛利高里是她爱情意志的选择。葛利高里的父亲不愿意儿子和有夫之妇婀克西妮娅鬼混，逼他到娜塔莉亚家去求亲。葛利高里一下子就被娜塔莉亚的青春美丽打动，而娜塔莉亚也被葛利高里的英俊健美所吸引，不顾父亲的反对与阻拦，非葛利高里不嫁。但从结婚之日起，葛利高里就在心里一刻不停地将妻子和旧情人进行比较。比起婀克西妮娅的性感、主动、强烈的占有欲与激情似火，娜塔莉亚少女的羞涩、忠贞、端庄、自尊都使葛利高里觉得陌生，她身上被道德价值论所肯定的品质反而阻碍了她爱情意志的实现。但娜塔莉亚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爱情追求。她默默地忍受，默默地改变自己，坚定地等待丈夫的归来。竟然等到了，葛利高里由于不能接受婀克西妮娅对他的背叛，回到了娜塔莉亚身边，但依然魂牵梦系着婀克西妮娅，这为娜塔莉亚最终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娜塔莉亚代表了古典式的爱情追求，追求爱情、婚姻、性的三位一体。在这种模式中，婚姻为性提供了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维护了社会秩序与规范，并反过来对性予以一定的约束，使性生活更趋人道与稳定；爱情为性提供了情感依据，同时也为婚姻提供了合理依据。这种女性在俄罗斯文学中“可以追溯到民间文学中的聪明的瓦西里莎，《治家格言》和普希金的塔吉扬娜·拉琳娜”，她们是俄罗斯文学优美品质的有机组成部分。
　　娜塔莉亚的爱情意志伴随着坚韧的道德意志，她身上表现出严肃的道德美感。用彼得罗的话说：“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子。是个严肃的女子。她很能洁身自好。要是说到放荡或者别的什么——她根本没有这种事。”她的性忠实于自己的情感体验，从不把性当成实现情感以外的种种目的之手段。为了爱她可以去死，但对葛利高里男权式的爱——“他也可以和她们俩共同生活，因为他对她们俩的爱情是不同的”——不能苟且。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娜塔莉亚的爱情更体现出主体性人格和现代爱情的尊严。她对爱情有着深刻的感悟力。婀克西妮亚使她的整个生活都失去了光彩，面对丈夫难得的亲热，她“激动得整个内心像火烧似的，她抓住他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所以当妲丽亚怀着恶意告诉她葛利高里和婀克西妮亚再次旧情复燃的时候，她扑在泥土地上痛不欲生的那一刻，那整个心灵的深深的绝望——明白一辈子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与自我改变都不可能得到丈夫全部的爱——将她爱情的悲剧性推至极限——面对爱情的非理性她无能为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娜塔莉亚才决定放弃自己的爱情。娜塔莉亚是真善美的集合体，但面对葛利高里，她的爱情意志越强烈，她命运的悲剧意味就越浓重。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主体性意志的实现必然地要受制于外部世界的他人、历史所许可的条件，单凭纯粹的主体性，人无法到达他想往的任何地方。在和平年代，葛利高里的和平愿望都不成其为意志的体现，但在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战争使和平成为不可能的条件下，他对日常生活的执著追求才显现出与现实的强大张力，显示出作为人的主体性意志，但被历史注定了不可能实现。主体性意志再强大，也难与历史的意志相匹敌。真理意志如此遭遇，爱情意志也同样如此。在不爱面前，个体的主体性意志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所以，主体性是被历史限定的存在，如果忽视这种限定，将会造成许多人和历史的悲剧。过去以为人只要张扬了主体性就可以无往而不胜的主体性启蒙神话被现实境遇消解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性可以被替代，正如奥特加·加塞特所说：“(对于主体性)我们必须让自己置身其中，理解它而且完全统治它。否则我们甚至连试图克服它都不可能。”主体性观念是现代性的根基，假如有一种更深刻更确实的观念使它成为无效，那将意味着一种新的气候，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但在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主体性的张扬依然是人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的惟一方法，只是别忘了它的历史限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