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探索中国特色的健康教育模式

作者：林晓茅

　　就目前国内的健康教育来说，很大程度是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西欧)为范本来“跟踪”、“引进”的。这似乎基于这样的观念：我们的健康教育是落后的，而且差距在扩大。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开始引进健康教育的学说和新的工作模式时，美国哈佛大学却资助研究中国的传统养生方法，而斯坦福大学受五角大楼的委托，已秘密研究中国养生学多年……这些都不由得促使我们思考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健康教育到底应该如何发展？
　　在本期专题中，我们请相关专家从不同角度谈对中国健康教育模式及养生学的认识，希望有助于打开人们的思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教育模式。
　　
　　健康教育学说的提出，不能说不“得益”于现代医学的局限性。建立在解剖学、实验生理学、细胞病理学等基础上的现代医学本质上是生物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物医学的进步使绝大部分传染病都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少数传染病甚至被消灭(如天花)或即将被消灭(脊髓灰质炎)。生物医学的这些巨大成就在人们心目中造成这样一个思维定势，即认为只要按这一模式走下去，任何疾病都能被战胜，甚至被消灭。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和分子生物学的进步，更强化了这种思维定势。按照生物医学的模式，任何疾病都可以在人体器官、组织、细胞乃至生物大分子等不同层次上找到可观测到的变异，弄清楚这一点，就可以寻找特定的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战而胜之，治愈疾病。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出人意料。社会竞争的加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心理负荷也越来越大，而且生活方式和行为也越来越偏离，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长期进化而形成的自然状态，人类的疾病谱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医源性、药源性疾病激增，医疗费用直线上升。据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统计表明，60%～70%的疾病系心身失调所致。一些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如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哮喘等都和心身失调有密切关系。对于这类疾病，无论是病因、病理的研究，还是疾病的防治，在生物医学模式的框架里是很难找到解决办法的。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非线性巨系统。非线性科学告诉我们：非线性系统状态的任何一种改变，都可以由多种因素之中一种，或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通过系统内部的多种途径(其中一种或多种)而促成。因此，试图在生物医学的框架里弄清这些疾病的病理机制，进而防治这些疾病，从方法论来说是错误的。
　　相比而言，中医有6400年历史，《黄帝内经》成书于2500年前。世界上曾有四大传统医药体系：中国、埃及、罗马、印度。随着历史的变迁，后三个传统医药体系均已消亡，惟有中医药体系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健康的保障。当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们尚在茹毛饮血时，中华民族已有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自我保健方法。传统养生学的形成和发展带有自己特有的社会文化印记，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重视心理因素，强调顺应自然，把人类、社会和环境联系起来，去理解和对待人体的健康和疾病。传统养生学是一门古老的交叉学科，既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又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特点，符合生理—心理—社会相结合的模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