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西摩路小菜场和外国老太太
作者：程乃珊
老街坊们对西摩路的忆旧，不大会想到何东大宅宋氏老宅包括那里的犹太会堂，但绝对怀念西摩路小菜场，民以食为天嘛。
西摩路小菜场已成这一带的地标，是街坊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地方。西摩路小菜场，大约是仅次于虹口三角地小菜场的、旧上海最大规模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多层室内菜场。上海传统街市是露天的、在居民区附近自然聚居的，室内菜场从西方传入上海。最早在19世纪末，租界当局为便利外侨采购和对中国摊贩便于管理，率先在租界地开始起造这种便于清洁又可避风雨的室内钢筋水泥小菜场，继而在上海各区推广。据悉，上海第一座全钢筋结构的两层小菜场——中国菜场在1898年元旦正式开业，位于今南京路新雅饭店后面。三角地菜场稍迟建，但同为19世纪末。西摩路小菜场则要在上世纪初才竣工，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拆除为止，全上海规模最完善、品牌最响的一座小菜场。源自这一带特别多外侨聚居，尤其是这段静安寺路以北的西摩路，故而西摩路小菜场的市场定位，一度也是以外侨为主。即使在困难时期，这里仍设有外侨供应专柜和侨汇票供应专柜，卖上海滩已属罕见的红菜头、干酪、小牛肉和芦笋等。
西摩路小菜场楼高四层，底层最大众化，楼层越高价格越贵货色越好，只是后来因为物资短缺，只开放楼上楼下两层，楼下卖计划供应的副食品，楼上卖特殊供应的或高价品（以高于市场价10倍甚至更多的价钿敞开供应的副食品，此为困难时期上海官方推行的一种合法的经济政策）。
上世纪20年代轰动上海滩的主仆相恋社会新闻的男主角、与千金小姐黄慧如相恋的包车夫陆根荣，刑满释放后就在西摩路小菜场底层入口处开了个专卖各种卤汁熟食的小店。有传言到60年代初黄慧如还从北京辗转找到西摩路小菜场他这家小店。西摩路离他们“发案地”常德路春平坊仅一箭之遥，陆根荣将店开在这里重新展开自己生命之旅，想来也是因为这一带已熟门熟路且西摩路小菜场市口好占尽风水地缘之利吧。
如今又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春平坊已拆除开成一条新路愚园东路，西摩路小菜场（后改称陕西北路菜场，简称陕北菜场）也摇身一变，矗立起一幢全上海最昂贵、最高档之一的钻石级写字楼中信泰富，但陆根荣黄慧如的主仆相恋浪漫悲剧仍在新世纪的评弹演员口中娓娓讲述，可见那发生在上海市井弄堂内的传奇小闻，仍有市场，虽听来俗不可耐，但这就是生活。有时，生活中带点市井，带点俗气，生活本身反而会因此更富有活力和魅力，一如这个已消失了的西摩路小菜场留在旧街坊们心中的记忆！
但凡某地段嵌进了一只小菜场，总有点跌身价。这一段从南京西路到南阳路口的陕西北路亦然，有点如公馆豪宅的后门下房，充满服务业的气息——杂乱喧嚣，路面成日湿漉漉黏嗒嗒的，但一日到夜永远是生生猛猛的，连带半夜时分邻近的南京西路上的霓虹灯都相继熄灭了，这里的老虎灶炉膛仍彻夜不熄，一片通红。
拂晓时分，这里小菜场一至四楼总是灯火通明，新鲜的牛肉、水产、蔬菜已源源运入；隔壁相邻的酱园，也早早下了排门板；相近的友联生煎馒头店，已把第一炉煎得透黄的生煎包开出来了，炉前挤满了上早班的市民和勤奋的学生。
这一块地或许是租界地内的西摩路最世俗市井的一段，但也是这一带老街坊最怀念的一段；从大饼店到卖丝线缝衣针的杂货店，连带刀具店、五金店、水果店、廉价理发店一样不缺，井井有条地挤在这一截不足100米的路面上，与之相邻的还有一座汽车加油站。可谓杂繁中见秩序，合理中见需要。
但凡都会再高尚再昂贵的地段，总会有一片与之相连的大墙后的市井俗浪，这种理应势不两立、尖锐相悖的两大族群却因为城市生活空间和方式的互补而得到平衡舒缓，相安无事。直到上世纪90年代超市开始在上海大面积扩展，这种高尚住宅必与大墙后面服务性的穷街陋巷相连的畸形现象才得到彻底解决。不过对这里土生土长的老街坊，仍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原环绕陕北菜场居住的老市民，因着不少人都在周边住宅区人家做保姆钟点工，很多都是几代人的雇佣交情，东家不放心请陌生的外来妹小保姆，老保姆怕动迁至他区而失去一张熟悉的人事网，不易找到合适的熟知脾性的房东家……
时代在进步，我们总不能负载太多的过去一起赶路！我们了解历史，是为了今日可以有个借鉴，少走弯路。
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这里仍会偶见个别头戴蛋壳式小圆帽还古怪地插着几根羽毛，身穿西式裙子，脚踩着后跟已歪移的高跟鞋的外国老太太。在我清晰记忆中的最后一个外国老太太，是在1967年左右文革已开始了，她还健在。这位抹着猩红的唇膏，在大冬天穿着一身驼色大衣，在寒风中勇敢地裸露出一对瘦骨嶙峋的小腿的老太太，一时成了我心目中关于“西方”的感性场景的最后一道风景。这批开放前上海最后的外侨，在上海仍基本保持他们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维持着较上海普通市井蚁民质量高几个层次的生活。然这些外侨大都已属昨日黄花，过往在旧上海自恃高人一等的傲气，早已不复存在。特别在“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处处可见的文革中，她们更是脸显谦卑之色，有点如日本旧式妇人。这里为什么要用她们而不是他们，是因为后来残余在这一带出没的外侨，似清一色都是外国老太太。是因为女人的寿命较男人长，还是因为，她们被她们的男人遗忘在异国他乡上海，守着一份无望的诺言，她们最后只能接受他乡为故乡这样一个事实？也或者她们本就是来上海谋生的外国流莺，一心想在东方巴黎活出彩虹。然现实同样残酷，她们只落得个做外室或秘密情人的下场，故而她们都是无儿无女，在故园老家没有人会想到接她们回去。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批外国老太太应该还不算太老，但平时已很难看到她们身影。在南京西路的“海燕”、“上海咖啡馆”、“凯司令”等，在当时上海属极少数的尚现几分洋派的场所，已根本见不到她们踪影。唯有在西摩路小菜场附近，仍会偶尔见到她们手提硕大购物袋沉默地独行！她们往往穿着复杂鞋饰的高跟皮鞋、肩膀处夸张地高耸起的外套和卷着面纱插着羽毛的蛋壳式的小圆帽，每每会引起我们小孩子的好奇——好像是一具会行走的老古董，令我们在好奇之余又生出些许恐怖。
60年代学校常要对我们进行“外事教育”，即不要围观外宾、对外宾要不卑不亢……似乎“外宾”的范围并不包括这批所剩无几的外国老太太。她们只是外侨不是外宾。
她们大都住在陕西北路（西摩路）太平花园，还有贴近西摩路小菜场的公寓里，她们中有可能大半是白俄或西班牙等南欧犹太人。她们会讲上海话，但她们轻易不讲。在这个她们度过大半辈子甚至生于斯长于斯多半终老于斯的东方巴黎，她们一直是持一种疏离的心态，不能或者也不屑融入上海。她们不会在南京路上荡荡看看橱窗，更不会进入与之一箭之遥的平安电影院看场苏联电影或《孤星血泪》这类英国老片子。她们与仍活跃在上海中福会翻译界的国际友人外国上海人不同，她们不会讲新式的上海话和政治新名词，她们是旧上海一度骄妄不可一世的外国冒险家的残余之渣，无名的外国小八腊子。
面对大江东去的现实，她们执着地恪守着残存的那可怜丁点儿的西方生活方式，包括那顶早已过时的插着羽毛的蛋壳小圆帽和鞋身已走形的老式高跟皮鞋，力图撑起一片与上海人不同的优越，行走在她们熟悉的街道上，但最终连这片自信都撑不起来！唯西摩路小菜场，尚留有一片她们心中仅存的绿洲，那里有特地为她们供应的，一般上海人都未见识过的洋食品——芝士、生菜、橄榄菜……上海的广博胸怀在此又可得到见证。
民以食为天，外国人也不例外，就为了一日三餐，她们也必须日日光顾西摩路小菜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带老街坊心目中，西摩路小菜场总会与一帮低头不语、蹒跚而行的外国老太太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