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1期
咖啡:啜饮人生的佳饮
作者:程乃珊
真假咖啡瘾
为适应加快的城市生活节奏,一些以方便著称的如“三合一”咖啡问世。1938年雀巢速溶咖啡问世,令咖啡更加平民化。据笔者一位二战华裔美军老兵回忆,作战美军随身的给养包里,有两包加奶加糖的咖啡粉,就是现今所说的“三合一”咖啡,一块高浓度巧克力、两块压缩饼干……难怪要称为美国少爷兵,打仗也要带上咖啡。想深一层,也是一种人性化的表现吧,可见咖啡对西方人生活有多重要。所以我总认为,一个外国人或华裔或洋派老上海说,他一天不吃一杯咖啡魂就回不来,是讲的肺腑之言,因为他们的生活早在前世就已浸淫在咖啡香之中,成为一种基因注入他们血液之中。相反,有时看到一些年轻的“小资”说,一天不喝一杯咖啡就像死过去一样,我就很不屑——这是作秀,只为了要表达他们的生活层次有多么“小资”。在他们看来,咖啡不是一种文化,只是一种显示生活质量的标签。真正的咖啡瘾发作起来,根本不是说“死不死”的问题,而是如鸦片念头发作一样,总会千方百计不惜代价换来一杯咖啡。
文革中原大中华橡胶厂老板一家扫地出门在我家附近一弄堂汽车间,靠一人一月18元生活费过日子,每逢5号他们领生活费的日子,从他们汽车间就会飘出咖啡香——他们拿到生活费不是先去买米,而是先去买咖啡,这才叫瘾头发作。
听老人说,日本占据上海租界地后,上海与外界运输中断,市面上再也没有咖啡进口,全靠战前囤积的余库度日。但上海的咖啡馆仍开得鳞次栉比,其实不少咖啡是以炒焦的大麦代替。上海的咖啡老枪们心知肚明,但到时仍要啜几口所谓的“咖啡”。对真正的咖啡老枪,有没有咖啡因已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啜咖啡的整个过程、氛围和心理。与“醉翁之意不在酒”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凯司令可以讲是硕果仅存的上海老字号咖啡馆。即使在文革中,上海人但凡上点档次的,介绍对象必会约在“凯歌”(凯司令在文革中的名字)或上海咖啡馆,很少会约在“王家沙”或“绿杨村”。始终,咖啡馆三字在上海,代表一种时尚和层次。特别男方介绍人,哪怕从没进过咖啡馆,也得硬着头皮去安排一次,否则太丢男方面子了。这与有没有咖啡瘾完全没关系。
这就是咖啡在上海特定的标志,它同时也表示一种生活方式,“绿屋”主人吴同文文革中与姨太太双双携手共赴黄泉,也选择了咖啡——将咖啡送安眠药:一壶又香又浓的咖啡,是他们对人生最后的一点依恋。
因着非洲是咖啡的出产地,中非向来友好,非洲咖啡时有进口,因此,上海的咖啡文化,从整体来讲,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普及成平民饮料,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哪怕已解放了,上海仍有国营咖啡馆开出来,南京西路铜仁路转角的上海咖啡馆,是最具代表性的。当年,CPC咖啡厂就开在此,可能是外国人开的,上海咖啡厂为其门市部。老上海,一罐听头CPC咖啡,属十分上品的礼物,一般都是女婿孝敬丈人丈母娘的上好礼品。解放后仍有罐头咖啡,但销路不大好,除价格昂贵之外,当时食糖定量供应,哪还有多余吃咖啡?除非真的吃惯黑咖啡的老枪。后来为了促销,每听咖啡奉送两张糖票(约半斤),仍很少有人问津。最经济实惠的是,去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口的泰昌食品公司(现中信泰富)买现磨的咖啡豆,九角八分一两。机器一磨,整个店堂都飘香。常有那些穿一身蓝布人民装的老资产老知识分子光顾。有的人刚刚被批斗好,如我老爸,仍不忘记走过带一包咖啡回家。他的理论是:明天的事明天再讲,今天该怎么过仍怎么过。
咖啡派生品多姿多彩
英国饼干、松饼之闻名全球,就是因为英式下午茶已成品质生活的象征。
同样的道理,上海老大昌的拿破仑蛋糕、凯司令的栗子蛋糕、上海咖啡馆的鲜奶蛋糕、东海的柠檬攀之所以各成本店的招牌产品,也是因为配衬本店的咖啡而打造出来的。
咖啡衍生最绚丽的一道色彩,是温馨浪漫。难怪所有的咖啡馆,都要竭力营造这样的气氛。
老上海的咖啡馆有几种,一种是谈公事谈生意,如位于南京东路上的“东海”,四周洋行公司密集,因此“东海”多为白领聚集之地,其布置侧重敞亮方正,有点如洋行的饭厅,比较“硬”气,较男性化。南京西路上的“凯司令”,位于时尚的南京西路(原静安寺路),四周为电影院(美琪、平安、大华)、舞厅(百乐门、新仙林)、夜总会(丽都花园)包围,“凯司令”的客源多为时尚之辈,故而其布置也很有特色。内部装修,特别是楼上,是德国乡村式,古铜的吊灯、黑橡木炉壁,配着乔其纱的灯罩的壁灯……大光明隔壁的Rosemerry(后改名光明咖啡馆),更是存心让去看电影的情侣消费的。据我老妈回忆,店堂小小的,但十分温馨……可惜我生得迟一点,无缘感受老海派咖啡馆的温馨浪漫,幸而还来得及看到他们匆匆而逝的背影,比如凯司令,还有位于淮海路襄阳路上的“天鹅阁”,其老板夫妇就住在我娘家的楼下,夫妇都是沪江大学毕业,先生专长美声,太太弹得一手好钢琴。开设“天鹅阁”的原意,是喜欢朋友们有个可心的场所聚会。可以讲,“天鹅阁”是老上海装修最现代、最“酷”、最“小资”的咖啡馆:门面不大,一只玻璃嵌成的立体的展翅飞翔的天鹅,在黑大理石上熠熠闪光,成为“天鹅阁”的噱头。因为是老邻居,父母常带我去帮衬,我当然只有吃冰淇淋的份。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在8小时工作外,仍是一片风花雪月,“天鹅阁”近上海最小资的“襄阳公园”,故而也是情侣们最集中的场所。当时我就盼着快快长大,可以让男朋友带来这里喝咖啡。好容易等我长大了,“天鹅阁”却变成卖大饼油条豆腐浆了!后来索性消失了!
想来还是因为中国与非洲友好,援助他们进口了大量咖啡,而大陆只有上海才是咖啡的最大市场。可能也是为了促销咖啡,上海在解放后,仍开出不少国营咖啡馆,如近人民公园的“海鸥”,南京西路西康路拐角上的“海燕”,还有就是南京西路铜仁路拐角的“上海咖啡馆”。
上海毕竟是上海,在五六十年代左风如此猛烈之下,这些国营咖啡馆仍恪守咖啡业的游戏规则,环境相对优雅、安静、窗明几净,不像当时的饭店,乱哄哄桌面油腻腻,还泛着一股抹布臭!我跟着外公常去的上海咖啡馆,至今记得进门一只大鱼缸,养着热带鱼,顺着螺旋形楼梯上去,就是楼上雅座,灯光柔和,只是没有背景音乐,但足以过滤掉当时一些强硬的令人不安的时代背景。难怪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上海咖啡馆始终是一些老资产和老小开最喜欢去的咖啡馆。
文革结束后,上海滩第一批想钓金龟的小姑娘,都喜欢孵在“上海咖啡馆”,当时海(海外关系)陆(落实政策有钱财发还)空(有空房子)男士最抢手,在七八十年代大部分上海人仍十分穷,能在“上咖”出出入入的男士,也只有“海陆空”了。
传说有位风流老资产,专门在这里挑小姑娘。遇到中意的小姑娘,他将左手衣袖一撸,手臂上一溜带着七八只日本雷达表,然后让小姑娘拣一只,就此将小姑娘带到他摩托车后座上开走了……过不多久,这位老克勒又来了,还是带着一溜手表——当时没有商品房也没有LV、CD,老克勒那几十万一下子还真没地方用呢!
渐渐地买卖外汇券、倒卖黄金美钞外烟的,都将目光瞄准“上咖”,“上咖”的名声开始一落千丈,变得乌烟瘴气……
现今偶尔与友人晚饭后,也会去喝喝咖啡,上海现今的咖啡馆越来越多,装修也越来越美轮美奂,或者因为年龄关系,我比较喜欢在顶级会所、雍福会、波特曼的咖啡廊坐坐。最近,我也常去进贤路的Coffee 210,这里曾是张静江的后代、我女儿的婆家的私宅。2006年我姻家将整幢花园老宅出售,今年年初就开出Coffee 210,关于这幢花园洋房,又是另一个“蓝屋”的故事,以后有机会我会慢慢道来。
此外,恒隆广场大堂的咖啡廊是我去得最多的,一来因为近,二来因为它够现代,而且现代得一点也不冷峻,很有包罗万象的海派风情,各种年龄层次、各种肤色的客人都有,也很有都市风光,置身其中,有种切切实实生活在大都市的感觉。
至于星巴克,包括武康路的Coffe Tree之类,因为顾客层次太年轻,我们就不大去了。坐咖啡馆犹如穿衣打扮,其实也很讲究年龄层次,年龄成熟点的,喜欢五星级酒店咖啡廊及设在老洋房内的那种沙龙式样氛围,安静点、怀旧点。外面喝咖啡毕竟不经济,我多数还是在家里喝咖啡。
咖啡馆之梦
一直梦想开一家咖啡馆。
1982年先生家私宅落实政策还给我们时,我就有这个梦想。我们的房子位于当时仍属十分僻静的愚园路上,在张爱玲故居常德路和百乐门之间,三层小楼约400多平方米。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钻石地段,小楼前还有一个约百来平方的小花园。我当时就想在底层开个咖啡馆,外面还有个夜花园,可做露天咖啡吧。名字都想好了,叫“蓝屋咖啡”,结果家里一片反对声,我拗不过只好作罢。说真的,至今还有点遗憾。其实人生的真谛在尝试,不在能赚还是赔。我天生喜爱朋友,喜爱热闹,喜爱吃,又爱收藏,如果真的开出来,说不定也会是又一家“天鹅阁”呢!
咖啡馆开不成,只好在家过瘾。我喜欢在家里请朋友吃下午茶,或开Party,自己煮小壶咖啡自己做蛋糕(不过自制蛋糕已荒废了好几年了),做冰淇淋圣代。我家里光咖啡壶就有好几把:蒸气双球喷雾式、传统铝质的、过滤式的……其实我并不是特别会喝咖啡,但实在享受煮咖啡的过程和喝咖啡的氛围。
咖啡味道好坏与咖啡豆本身是不是蓝山咖啡或巴西山度士咖啡无太大关系,关键是你与谁一起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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