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的发展,实在出人意表。第一、常州在李鸿章部下郭松林、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李鸿章及常胜军戈登合力猛攻之下,于四月初六十复;接着久守镇江的冯子材进克丹阳。大家都以为这两支军队会师以后,一定乘胜西趋,直扑金陵,为曾国荃助攻。哪知李鸿章尽管朝旨催促,却以伤亡过重,亟须整补为名,按兵不动。这是为左宗棠、胡雪岩所预料到的,李鸿章不愿分曾国荃一心想独到的大功,有意作态。
第二、是“天王”洪秀全忽然下了一道有如梦呓的“诏令”,说“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过了两天,“天王”服毒自尽,实现了他“上天堂”的诺言。接位的是洪秀全的十六岁儿,名叫“洪天贵福”;称号唤做“幼天王”。
消息外传,都知道曾国荃成大功在即,颇有人高吟杜少陵的“青春作伴好还乡”,作乱后重整家园之计。而京里重臣、京外督抚,有良心,肯做事的,亦都在默默打算,曾国荃一下金陵,太平天国十余年的积聚,尽萃于“天王府”,足可用来裁遣将士,恢复地方;固然,金陵所得,必是用于江南及湘军,但应解的协饷,可以不解,就等于增加了本地的收入。象左宗棠就是打着一把如意算盘,认为曾国荃一克金陵,广东便将复成浙江的饷源。他曾跟胡雪岩谈过,到那时候,要专折奏,派他到广东去会办厘捐。胡雪岩口头一诺无辞,其实不当它一回事;在他看来,此事渺茫得很,只是不便扫左宗棠的兴,所以只是唯唯敷衍而已。
在李鸿章所拨借的炮队协攻之下,曾国荃所部在五月底攻占了“龙膊子”,其地在江宁城外东北的钟山之巅,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此地一失,“忠王”李秀成束手无策了。曾国荃用兵,独得一“韧”字;苦苦围困到这般地步,要韧出头了,更不肯丝毫怠慢,下令各营,由四面收束,直往里逼,逼近城下,昼夜猛攻。而真正的作用是,借无时或已的炮声,遮掩他掘地道的声响。
金陵围了两年,曾国荃从朝阳门到钟阜门,挖过三下多处地道,有时是“落磐”,挖地道的士兵随死随埋,丛葬其中;有时是为长毛所发觉,烟熏水浇,死者论百计。有一次快成功了,地道内的士兵,忽然发现一枝长矛刺了下来;其实是长毛行军休息,随意将矛一插,而官军轻躁没脑筋,使劲将那枝矛往下拉,长毛始而大骇,继而大喜,掘地痛击,功败垂成,死了四百人之多;都是朱洪章的部下。
朱洪章是贵州人,也是曾国荃部下高级将领中,唯一的非湖南人。因为孤立其间,不能不格外卖力,免得遭受排挤。曾国荃亦很看重他,一直保到提督衔记名总兵,派他经理营务处。此时再挖地道,由他与记名提督河南归德镇总兵李臣典共同负责。
从六月初八开始,日夜不停,挖了七天才挖成,填塞炸药,可以作最后的攻击了。曾国荃问部下诸将:哪一营“头敌”;哪一营“二敌”? www.163164.com
诸将默无一言。便按官职大小,个别征询。官阶最高的是萧孚泗,已经补上福建陆路提督,他依旧沉默;便只好问李臣典了。
李臣典倒愿打头阵,但要朱洪章拨一两千精兵给他。朱洪章表示:“既然如此,不如我来当头。”事情便这样定局,还立了军令状,畏缩不前者斩!
六月十六日正午,由朱洪章下令施放炸药。地道中的炸药有三万斤之多,进口之处用巨石封固;另外以极粗的毛竹伸入地道,内用粗布包炸药填塞,作为引线;引线点燃以后,但闻地底隐隐如雷声,却不爆发,天空中的骄阳,流水烁金一般,炸药决无不燃之理;万千将士挥汗屏息,等得焦灼不堪。这样过了一个钟头之久,地底连那隐隐雷声都消失了。
过去亦常有不能引发炸药的事情;这一次看起来又是陡劳无功。各营将士,无不失望,正准备先撤退一批部队,分班休息时;突然间,霹雳之声大作,仿佛天崩地裂似的。太平门的一段城墙,约有二十多丈长,随烟直上,耸得老高,成为闻所未闻的奇观。
这有个说法。明太祖建都南京,洪武二年始建都城,征发大量民夫,花了四年功夫,方始完工,周围六十一里,不但比北平城周四十余里、西安城周二十四里都大;而且亦是世界第一大城。
南京城不但大,而且高,平均都在四十尺以上。大与高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坚,城以花岗石为基,特为烧制的巨砖为墙;砖与砖之间,用石灰泡糯米浆水砌合。全城告成,再以石灰泡糯米浆水涂敷,所以在城外随便指一处敲击,都会显出白印。五百年来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城墙,毕竟还敌不过西洋的炸药;只是被炸以后,砖砖相砌,过于坚牢,所以才会造成二十余丈长的整段城墙,飞入空中的奇观。后来知道,这段城墙飞出一里多外,裂成数段落地,打死了数百人之多。
在当时,朱洪章奋身向前,左手执旗,右手操刀,大呼上城。于是九门皆破,有所谓“先登九将”,除朱洪章、李臣典、萧孚泗以外,还有记名总兵武明良、熊登、伍维寿、提督张诗日、记名按察使刘连捷、记名道员彭毓橘。捷报到京,自然要大赏功臣。据说文宗在日,曾有诺言:平洪杨者封王。但清朝自三藩之后,异姓不王;甚至封公爵的亦没有。因此,亲贵中颇有人反对实现文宗的诺言;形成难题。最后是慈安太后出了个主意,将一个王爵,析而为四,曾国藩功劳最大,封侯;其是曾国荃,封伯;接下来是一个子爵、一个男爵,封了李臣典和萧孚泗。
朝旨一下,朱洪章大为不服。论破城当日之功。他实在应该第一,首先登城,生擒伪勇王洪仁达,占领“天王府”。而曾国荃奏报叙功时,却以李臣典居首;据说,当朱洪章占领“天王府”,看守到黄昏时分,李臣典领兵驰到,自道“奏九帅之命接防”。于是“天王府”归李臣典的控制,看守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光天化日之下,“天王府”无缘无故起火,烧得精光。事后曾国荃奏报,搜索“天王府”,除了一颗伪玺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李臣典叙功居首的奥妙是如此!朱洪章在“先登九将”中甚至不如孚泗还落得一个五等爵末位的“一等男”;他所得的恩典,是“无论提督总兵缺出,尽先提奏;并赏穿黄马褂,赏给骑都尉世职”,虽亦不薄,但名列第三,太受委屈。
一口气咽不下,朱洪章去找“九帅”理论。曾国荃大概早有防备,应付之道甚绝,他说:“我亦认为你应居首功。但叙功的奏折,是由我老兄拜发;听说是他的幕友李某捣鬼。”说着,从靴页子里拔出一把雪亮的雪子,倒持着递向朱洪章,“你去宰了那个姓李的。”
朱洪章为之啼笑皆非。但李臣典亦如黄梁一梦,锡爵之恩;黄马褂、双眼花翎之荣,竟不克亲承宠命;恩旨到时,已经一命呜呼。据曾国荃奏报,说他攻城时,“伤及腰穴,气脉阻滞”,因而于七月初二日不治出缺。却又有人说,李臣典死在“牡丹花下”——破城之日,玉帛子女,任所取携;李臣典一夜之间,御十数女子,溽暑不谨,得了“夹阴伤寒”,一命呜呼!当然,这是私下的传说;反正死因如出于床第之间,真相是再也不能水落石出的。
萧孚泗的封男爵,亦有一段故事。
当城破无可为计时,李秀成在乱军中带着一个亲信书僮,出通济门往东南方向逃走;目的是越过茅山,经溧阳、长兴到湖州,与由杭州遁走的长毛会合。
走到一处叫方山的地方,撞见八个樵夫,其中有人认识他,却确不定,便冒叫一声:“忠王!”
李秀成一看行藏被人识破,便长跪相求:“哪位领路带我到湖州,我送三万银子酬谢。”
说着,他与他的书僮都将袖子抹了上去;但见四条手臂上,戴满了金镯子;另外有一匹马,驮着一只箱子,看上去并不大,可是压得马的腰都弯了,可以想见其中装的是金银珠宝。这八个樵夫见此光景,大起贪心,一方面想侵吞李秀成的钱财,一方面还想报功领赏。于是这八个人将李秀成主仆骗入山下的“涧西村”,公推一个姓陶的去向官军报信;目的地是驻扎太平门外的李臣典营中,因为姓陶的有个同族弟兄是李臣典的部下,托他转报,比较妥当。
姓陶的经过钟山,又饥又渴;想起这里是萧孚泗的防区,营中有个伙夫,因为供应柴草的关系而熟识,不妨到他那里歇脚求食。
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闲谈之间,透露了生擒李秀成的经过。这个伙夫便转告亲兵;亲兵转报萧孚泗,姓陶的便注定要做枉死鬼了。
一番密密嘱咐,将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萧孚泗自携亲兵二十多人,烈日下疾驰到涧西村,将李秀成手到擒来;价值十余万银子的金银珠宝,亦归掌握。姓陶的被一刀斩讫,借以灭口;不过萧孚泗总算还有良心,没有杀那个伙夫,给了他五颗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马,暗示他连夜“开小差”,走得越远越好。
萧孚泗的得封男爵,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曾国荃到后来才知道真相,吩咐赏那八家樵夫,每家一百两银子。结果为亲兵吞没大半,只拿出去一个“大元宝”——五十两银子,由八家均分。
如果李秀成真是为萧孚泗凭一己之力所生擒,这份功劳,就真值得一个男爵了。因为“天京”虽破,“幼天王”未获,只说已死在乱军之中,对朝廷似难交代。幸好有个李秀成,论实际,其人之重要又过于“幼天王”,足可弥补元凶下落不明之失。
其时曾国藩已由安庆专船到江宁,抚循将士,赈济百姓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处置李秀成,委派道员庞际云、知府李鸿裔会审,这李鸿裔,就是曾国荃向朱洪章所说“捣鬼”的“李某”。
从六月廿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功夫,审问的时间少,李秀成在囚笼写“亲供”的时候多;每天约写七千字,总计约七、八万言。却为曾国藩大删大改、所存不过三分之一;方始奏报。其中谈到城破后,洪秀全两个儿子的下落,说是“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骑坐。”“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所过营塞,叠叠层层、壕满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个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
这段供词,与曾国藩奏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之中”,有桴鼓相应之妙;不道弄巧成拙,反显删改之迹——“幼天王”未死,逃到湖州了。
在曾国藩封侯的同时,又有恩旨赏赉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加赏一贝勒;湖广总督官文,赐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浙江提督鲍超,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富明阿、广西提督冯子材、均赏给骑都尉世职。
东南大员,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上谕中特为交代:“俟浙赣肃清后再行加恩。”这虽是激励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难堪;尤其是李鸿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气。往深一层去想,曾国藩节制五省军务,江西、浙江亦在其列;这两省既未肃清,就是曾国藩责任未了,何以独蒙上赏?
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气恼的是,江宁溃败的长毛,只有往东南一路可逃;因而湖州一带,本来打得很顺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如果事先密商,曾国荃定于何时破城,进兵围剿的策略如何?都能让左宗宗知道,先期派兵填塞缺口,伏路拦截,又何致于让溃败的长毛,如山倒堤崩般涌过来?然则曾军只顾自己争功,竟是“以邻为壑”了!
朝中当国的恭王,以及上获信任,下受尊重,确能公忠体国,为旗中贤者的军机大臣文祥,却不知东南将帅之间,存着如此深刻的矛盾;紧接着大赏功臣的恩诏之下,又有一道督责极严的上谕,让左宗棠看了,更不舒服。
上谕中说:“江宁克复,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这几句话,便使左宗棠疑心,曾氏弟兄奏报克复江宁的战功,不知如何铺张扬厉,夸大其词?因此对于后面:“着李鸿章将王永胜等军,调长兴,协防湖郡;左宗棠当督率各军,会合苏师,迅将湖州、安吉之贼,全行殄灭,克复坚城,勿令一贼上窜”的要求,越起反感。
“你看,”他对胡雪岩说:“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还断了别人的建功之路。照字里看,大功已经告成,浙江可以指日肃清;湖州长毛如毛,攻起来格外吃力,即使拼命拿下来,也讨不了好。因为有曾氏兄弟先人之言,说江宁的‘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朝廷一定以为我们虚报军功。你想,可恨不可恨?”
胡雪岩当然只有劝慰,但泛泛其词,不能发生作用;而谍报一个接一个,尽是长毛的某“王”、某“王”,由皖南广德,窜入浙江境界,越过天目山,直奔湖州的消息。最后来了一个消息,是难民之中传出来的;飞报到杭州,左宗棠一看,兴奋非凡。
这个报告中说:“幼天王”洪福真,在江宁城破以后,由“干王”洪仁干、“养王”吉庆元、“誉王”李瑞生、“扬王”李明成“保驾”,六月廿一那天,到达广德;然后由守湖州的“堵王”黄文金,在五天以后亲迎入湖州城内,并且已得知“忠王”李秀成为官军所获的消息,所以改封洪仁干为“正军师”。
这一下,左宗棠认为可以要曾氏弟兄的好看了;当即嘱咐幕友草拟奏稿,打算飞骑入奏,拆穿曾国藩所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中的谎言。而正当意气洋洋,解颜大笑之际;胡雪岩正好到达行辕,听得这个消息,不能不扫左宗棠的兴,劝他一劝。
“大人,这个奏折,是不是可以缓一缓?”
“何缓之有?元凶行藏已露,何敢匿而不报?”左宗棠振振有词地说。
胡雪岩知道用将帅互讦,非国家之福的话相劝,是他听不入耳的,因而动以利害,“我们杭州人有句俗语,叫做‘自扳石头自压脚’,大人,你这块石头扳不得!”他说,“扳得不好,会打破头。”
“这是怎么说?”
“大人请想,这样一奏,朝廷当然高兴,说是‘很好!你务必拿幼逆抓来;无论如何,不准漏网。抓到了,封你的侯。’大人抓不到呢?”
“啊,啊!”左宗棠恍然大悟,“抓不到,变成元凶从我手中漏网了!”
胡雪岩是有意不再往下说。象左宗棠这样的聪明人,固然一点就透,无烦词费;最主要的,还是他另有一种看法使然。
他这一次上海之行,听到许多有关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近况,皆由曾、李的幕友或亲信所透露。有许多札中的话,照常理而论,是不容第三人入耳的,而居然亦外泄了!这当然是曾李本人毫无顾忌,说与左右,深沉的只为知者道:浅薄的自诩接近大僚,消息灵通,加枝添叶,说得活龙活现,无端生出多少是非,也没来由地伤害了好些人的关系,因为如此,胡雪岩对左宗棠便有了戒心。
他在想,这位“大人”的大没遮拦,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自己为他设计,离间曾李之间的感情;说不定有一天,左宗棠会亲口告诉别人如何如何。这岂非“治一经、损一经”;无缘无故得罪了曾、李,就太犯不着了!
而左宗棠有他这句话,已经足够。当时很高兴地,一叠连声地说:“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这样的回答,在胡雪岩却又不甚满意;他希望左宗棠有个具体的打算说出来,才好秉承宗旨,襄助办事。因而追问一句:“大人是不是觉得愚见还有可采之处?”“什么愚见?你的见解太高明了!”左宗棠沉吟着说道:“不过,在我到底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而况李少荃一向为我——。”
他也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知道他平日言论的人,都能猜想得到,李鸿章一向为他所藐视。如今与他修好,仿佛有求于人似的,未免心有不甘。胡雪岩认为从正面设词规劝,与在私底下说人短处不同,即令密语外泄,亦是“台面上”摆得出去的话,并无碍于自己的名声,因而决定下一番说词,促成左、李的合作。
“大人,”他有意问道:“如今唯一的急务是什么?”“你是指公事,还是指我自己的事?”
“公事也是如此,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一而二,二而一,无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
“自在是肃清全浙。”
“是,肃清全浙只剩一处障碍;就是湖州。拿湖州攻了下来,就可奏报肃清。那时候,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拜相还早,封侯亦不足为奇。果然膺此分茅之赏,我是要力辞的。”
胡雪岩不知道他这话是有感而发,还是故作矫情,反正不必与他争辩,惟有顺着他的语气想话来说,才能打动他的心。
“大人这一首高!”他着大拇指说:“封侯不希罕,见得富贵于我如浮云,比曾相、李中丞都高一等了。不过,朝廷如无恩命,大人又怎能显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这话倒也是。”左宗棠深深点头。
左宗棠终于松了口,胡雪岩也就松了口气。至于如何与李鸿章合作?就不用他费心了;一切形势,左宗棠看得很清楚,而且谈用兵,亦不是他所能置喙的。他只提醒左宗棠一点,会攻江宁,李鸿章忤了朝旨;目前急图补救,所以即使左宗棠不愿与他合作,他自己亦会派兵进窥湖州,表示遵从朝廷所一再揭示的,“疆臣办贼,决不可有轸域之分”的要求。左宗棠亦实在需要李鸿章的支援。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为东南长毛的逋光薮,残兵败将交集结在一起,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而且逼得急,会作困兽之斗,决不可轻视。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纵横,处处可以设仗邀击,本是易守难攻之地;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因势制宜,将地形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如今长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洪福真的名号以行,指挥容易。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据报可以支持一年,这又比赵景贤当时的处境好得多了。
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而亦惟有李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论兵力,有苏军的协力,才可以完成对湖州的包围——当然不是象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围。如果采取这样的方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亦是不智之举;从古以来,围城往往网开一面,因为不放敌人一条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斗,就算能够尽歼敌人,自己这方面的伤亡,亦一定是惨重无比。反过来看,留下一个纵敌的缺口,正可以激起敌军的恋生之念,瓦解他的斗志。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敌人逃生路上,可以处处设伏,反为得计。
论地形,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当年赵景贤雪夜失大钱,导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视昔,情势不殊,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而夺大钱,苏军渡太湖南下,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时最大的关键是,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苏军之所长。
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尽力有所作为,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亦以无负锡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光复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余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与曾国藩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朱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方面象押宝似的,希望能俘获“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
在湖州的长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夫役,总数亦在十万以上。彼此旗鼓相当,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但胜负已如前定,而且长毛败退的情况,大致亦在估计之中。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进取的方向,只能顺势而行。左宗棠所部由湖州东南、西南两方面进逼;苏军则由东北、西北分攻,并从正北进扼大钱口,以防长毛窜入太湖。湖州的东面,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有重兵防守,而且东到海滨,并无出路;在湖州的长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能冲过广德,则江西有李世贤、汪海洋,都是长毛中有名的悍将,能会合在一起,或者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
战场如棋局,不但敌我之间,尔虞我诈;就是联手的一方,亦在钩心斗角——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将刘铭传的二十营,陆续拔队,指向浙皖之交;名为进攻广德,断贼归路,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俘“幼逆”,夺辎重。
湖州终于在七月二十六克复了。
如事先所估计的,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遁走。大队长毛分三路西窜,到了广德,又分两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逆”,由宁国过西天目山,经开化、玉山窜入江西境内。刘铭传穷追不舍;其他各军为了争功,亦无不奋勇当先,连追五日五夜,长毛溃不成军,黄文金死在乱军之中了。
但是洪福真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窜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窜来窜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忧之事。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促住“幼逆”,置之于法,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福真未获,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辨明了“十万”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语晚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衍尤。”这段话是所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
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俟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迟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愉:“朝廷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潘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深了。
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而又象在夹缝中受挤,又象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
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失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按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
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高;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巡,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却又能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地穴于湖州克复、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篆,饬令曾国荃到任。
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处置,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洪杨所蹂躏的各省,浙江被祸最惨;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为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大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洪杨平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回,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荷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
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来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消息,“幼逆”洪福真终于落网了。
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叛乱是:第一、南窜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乱。
幸好人才旺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
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藏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
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流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大为猖獗。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分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静,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旅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国,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逼朝廷委任。”话说得很诚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即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其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末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
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西沈葆桢,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饷,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和广东了。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荃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默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画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
胡雪岩一向言词爽利,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一诺无辞;象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可说绝无仅有。左宗棠微感诧异,不免追问缘故。
“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得少了不够用;筹得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土,我不大好做人。”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现在换了马中丞,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善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何况其他?”
他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做个“稍安毋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汇到,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雪翁,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
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一事:“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
“你看呢?”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一万八千,不过筹饷要宽,照两万三千人算。”
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马草,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五两银子;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
这笔巨数,由浙江独力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地说道:“闽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三百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浙江支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入,事情就好办了。”
成语是量入为出,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含笑问道:“何以谓之量出为入?倒要请教。”
“譬如一碗汤,你也舀,他也舀,到嘴都有限……。”“啊!”左宗棠抢着说道:“我懂了!我亦本有此意,第一,陕甘的协饷,决不能答应;第二,广东解浙江的协饷,有名无实,我要奏请停拨。”说到这里,他眼珠打转,慢慢地笑了,笑得极其诡秘。
这一笑,大有文章。胡雪岩觉得非搞明白不可;便有意套问一句:“广东的协饷是个画饼,虽不能充饥,看看也是好的。”
“不然!奏请停拨,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这是个画饼。雪翁,”左宗棠突然兴奋了,“你看老夫的手段!画饼要把它变成个又大又厚,足供一饱的大麦饼。你信不信?”“怎么不信?”胡雪岩紧接着问,“大人变这套戏法,可要我做下手?”
“当然!少了你,我这套平地抠饼,外带大锯活人的戏法就变不成了。”
“大锯活人”四字,虽是戏言,却也刺耳,胡雪岩便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问道:“大人,你要锯哪一个?”“哪一个?”左宗棠有种狞笑的神色,“锯我那位亲家。”胡雪岩骇然。他早知左宗棠跟郭嵩焘有心病,而此心病,不但未能由时光来冲淡,反有与日俱深之势;但何致于说出“大锯活人”的这样的话来?因此一时楞在那里作声不得。
左宗棠的脸上,也收起嬉笑之态,变得相当认真,眼睁得好在,嘴闭得好紧;但眼神闪烁,嘴唇翕动,竟似心湖中起了极大的波澜似的。这就使得胡雪岩越发贯注全神,要听他如何“大锯活人”了。
“雪岩!”左宗棠第一次改口,以别字相呼,表示对胡雪岩以密友看待,“你的书读得不多,我是知道的;不过‘世事洞明皆学问’,照这一层来说,我佩服你。”
“不敢当。”胡雪岩有些局促,但也很率直,“大人有什么话要说,尽管吩咐;拿顶‘高帽子’套在我头上,就有点吃不消了。”
“你我之间,何用要什么送高帽子的手段?我的意思是,我的为人,我的处世,只有你能明白五分;还有五分,你不但不明白,或许还会大不以为然。这就因为你少读书;如果你也多读过一点书,就会明白我那另外五分,而且谅解我不得不然;势所必然!”
原来如此,胡雪岩倒有些受宠若惊了,“大人”他说:“你老跟我谈‘大家之道,在明明德’,我是不懂的。”“我不跟你谈经,我跟你谈史。雪岩,我先请问你两句成语,‘大义灭亲’、‘公而忘私’怎么讲?”
胡雪岩无以为答;觉得也不必答,老实回复:“大人不要考我了。就从这两句成语上头,谈你老的打算。”“我不是考你,我的意思是,我的行事,照世俗之见,或许会大大地骂我。不过,我的行事,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这都非世俗之见所能谅解,而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在心里说一声:左某人命世之英,不得不然。”这段话很掉了几句文,不过胡雪岩也大致还能听得懂;而且听出意思,他对郭嵩焘要下辣手了!所想不通的是,他有何辣手可对郭嵩焘?
他的疑问,立刻得到了解答;左宗棠起身坐在书桌前面,伸毫铺纸,很快地画成一幅地图,在那些曲线、圆点之中,写上地名;胡雪岩看出是一幅闽粤交界的形势图。“李世贤在漳州。漳州是九月十四沦陷的,总兵禄魁阵亡;汀漳龙道徐晓峰殉难。李世贤大概有八千多人,不可轻敌。”左宗棠又指着长汀、连城、上杭这三角地带说:“汪海洋在这一带;照我的看法,他比李世贤更凶悍。然而,不足为虑,贼不足平!雪岩,你这几年总也懂得一点兵法了!你看李、汪二贼的出路在哪里?”
这一下好象考倒了胡雪岩。他仔细看了半天,方始答说“他们是由西面江西逃过来的;往东是出海,有好长一段路,再说没有船也出不了海。北面呢,大人带兵压了下来,啊,”胡雪岩恍然大悟,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长毛的出路,只有南面的广东,嘉应州首当其冲!”
左宗棠深深点头,拈髭微笑,“对,”他说,“嘉应州首当其冲!到了那时候充饥的就不是画饼了!”
语中有深意。左宗棠没有说下去;胡雪岩不便回——怕自己猜错了,冒昧一关,是大大的失言。
谁知左宗棠毫不忌讳,真的拿胡雪岩当可共极端机密的心腹看待,“郭筠仙一直担心曾涤生‘驱寇入粤’,他没有想到‘驱寇入粤’的是他的亲家。”他说:“雪岩,到那时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
胡雪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觉得左宗棠的手段真是太辣了些!虽然,这正是他所猜想到的,但测度是测度,听别人亲口证实,感觉又自不同。
“雪岩,”左宗棠问道:“你倒说说看到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番局面?”
“是。”胡雪岩想了想说,“到那时候,朝廷当然借重大人的威望,拜钦差大臣,节制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军务。郭中丞——。”他没有再说下去;意思是郭嵩焘在左宗棠“大锯活人”的摆布之下,非吃足苦头不可。
“不错,此亦是势所必然之事。到那时候,雪岩,我不会再累浙江了,不怕郭筠仙不乖乖替我筹饷。不过,”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也说不定!郭筠仙愚而好自用;怕他仍旧执迷不悟。”
“果然如此,大人又怎么办?”
“那就不能怪我了!可惜!”
前后两句话不接气,胡雪岩再机敏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只以此事于减轻浙江的负担关系甚大,不能不追问:“大人,可惜些什么?”
“可惜,我夹袋里没有可以当巡抚的人物。”
这是说,如果将来郭嵩焘不能替左宗棠筹得足够的饷;他不惜攻倒他派人取而代之。这样做法,却真是“公而忘私”、“大义灭亲”了。
“到时候看吧!言之过早。”左宗棠对着他手绘的地图凝视了好一会,突然拍案而起,“对,就是这么办!”
接着,左宗棠谈了他的突如其来的灵感。他指着地图为胡雪岩解释,自己的兵力还不够;倘或想用三面包抄的办法,将长毛向广东方面挤,相当吃力。万一有个漏洞填塞不住,长毛一出了海,不管在福建或浙江的海面,自己都脱不了干系,岂不是弄巧成拙?
因此,左宗棠想请李鸿章的淮军助以一臂。克复湖州之役,彼此合作得还满意;如今再申前请,想来李鸿章不致于拒绝。
“不过,这话我不便开口。”左宗棠说,“如果是我出面相邀,就得替客军筹饷;譬如他派一万人,一个月起码就得五六五银子,再加上开拔的盘缠,第一笔就非拨十万银子不可,实在力有未逮。倘或朝廷有旨意,让淮军自备粮饷,来闽助剿;我们至多备五万银子作犒赏,面子上也就把好看了。雪岩,你说,我这把如意算盘如何?”
“是好算盘。不过淮军自备粮饷,恐怕李中丞不肯。他出饷,我们出粮;李中丞就没话好说了,因为他的军队闲摆在那里,一样也是要发饷的。至于请朝廷降旨,只有请福建的京官在京里活动。”
“那怕不行。”左宗棠摇摇头,“福建京官,目前没有身居高位的,说话不大有力量。闽浙唇齿相依。浙江在京的大老,雪岩你倒想想看,有什么人可托?”
“浙江在京的大老,自然要数许大人;不过,他的吏部尚书交卸了。倒是他的大少爷,在南书房很红;还有他一位侄少爷,是小军机,专管军务——。”
“对!对!”不等胡雪岩说完,左宗棠便抢着说,“这条路子再好都没有,请你替我进行。许家杭州望族,你总有熟人吧?”
“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痊;不过象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
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就是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如今逃难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因为闹长毛不能南归;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乡”。而且科名前辈,久掌文衡,京中大老,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于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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