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回　大冲突北上起内讧　徐向前一言避火并

９月１０日拂晓。 　　啾啾虫鸣中，不远处传来阵阵嘈杂声。 　　夜幕还没有完全从大地上拉开。徐向前睁开双眼准备起床，他盘算着：“今天应该向张国焘继续申明南下的弊端，求得一个两全之策才好。” 　　忽然，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坐着担架进了院子，他是在懋功战斗中负的伤，过草地后伤口复发，腿瘸得厉害。他下了担架，拄着拐杖，手中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走进房间，向陈昌浩报告说：“政委，中央他们单独向北跑了！把我们红军大学的人也带走了！” 　　“中央？” 　　院外传来急促的跑步声，转眼间就见副总指挥王树声喘着粗气跑进了屋：“总指挥，叶剑英跑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 　　“什么？谁跑了，值得这样大惊小怪？”陈昌浩一只脚在床上，一只脚刚刚落地，急忙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徐向前闻言，折身起床下地。 　　“他跑了，叶剑英。”王树声指着叶剑英的床铺说。 　　陈昌浩望了望叶剑英整齐的床铺，一切都和平常没有两样，只是床上的确不见了叶剑英。 　　“他昨晚上说今天出去打粮，可能去检查部队。”徐向前解释说。 　　“不是，那完全是借口，他们真的逃跑了，把指挥部的那张挂在墙上的甘肃地图也带走了。李特已经骑马去追，现在不知追上没有。”王树声说。 　　陈昌浩趿拉着鞋，一边扣着衣扣一边站立起来。何畏等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他们的新发现。 　　电话中传来急促的声音：“他们利用我们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了。１、３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走了，使四方面军的一些阵地完全暴露，极易受敌攻击。” 　　房间内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大家都感到吃惊。 　　紧促的电话铃声，猛然间像是炸雷轰鸣而响，陈昌浩抓过话筒：“对，我是陈政委。” 　　话筒里的声音全屋都能听得到：“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前边部队打来的电话。出了件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 　　陈昌浩面向坐在床沿上的徐向前说道。 　　这时，几个军长也跑进来，他们肯定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有的部队行动，他们还以为整个右路军都要出发，所以一进门就问：“总指挥和政委起床都这么早，是不是有命令让现在就开拔？我们的前卫部队……” 　　陈昌浩正在火头上，冲着几个军长说：“向哪里开拔？我们没有下开拔的命令！简直都乱套了！你，你，还有你，赶紧叫他们回来！” 　　几个军长退了出去。 　　这时，一些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打电话请示徐向前，有人还表示决心：“只要用１个团就可以把他们追回，给１个班就可以追几个戴眼镜的下来。” 　　有人问：“他们走了，还对我们警戒，这分明是对我们采取敌视态度嘛！我们拦截不拦截，打不打？” 　　一直愣在床沿上的徐向前在这时脑袋似乎是被谁猛击了一下，有点发怔，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他心中在剧烈翻滚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他们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真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陈昌浩坐在电话机旁，接着一个又一个的电话，并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准备去追。 　　红４军军长许世友奉命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受令，等候在门外。陈昌浩准备让许世友带领该军的第２８团去追回中央，对红１、红３军团进行拦截。 　　陈昌浩按着电话筒，对徐向前说：“怎么办？下追击命令吧！”在军事指挥上，陈昌浩还是要听徐向前的。 　　半天无语的徐向前一按床沿，忽地站立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陈昌浩一愣。徐向前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在怒吼：“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向前的这几句话可说对中国革命起了关键性作用。 　　陈昌浩见徐向前突然间发这么大的火，愣怔了一下，又坐回到电话机旁。 　　红军内部在军政主官分工上有一条规则，权衡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不是在军事指挥员的手中，而是在政治委员的手中。也就是说，对北进的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是否追，是否打，眼下还要看作为政委的陈昌浩的最后意见。 　　徐向前扫视了陈昌浩一眼，陈昌浩正在盯着徐向前。两个人的目光刚好对视，都显得非常冷峻。这时，如果陈昌浩感情用事，对着话筒就说那么几个对方希望听到的汉字，一场红军内部的内讧火并就在眼前。 　　陈昌浩对着话筒的嘴张了张，又停住了。他面容上的每块肌肉都在运动，骤然间不动了，他深深地从胸中提了口气，用力吞咽下去的是一团唾液。 　　“对，都是红军，怎么能一家人打起来，让蒋介石看笑话。事态不能再恶化！”陈昌浩对徐向前的决定表示同意，他对着话筒命令道：“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有人接着说：“既然不能动武器，那就用喊的办法，喊他们回来。” 　　有些人便站到高地上，按照张国焘的口径向着北方大声喊道：“北上死路一条！南下吃大米！” 　　康先海等几个警卫员不明真相，也站在一边跟着别人起哄。徐向前很生气地喝斥道：“你们吃多了！”又说：“让他们先走，我们随后也要去的。”这些话对于那些政治头脑还简单的警卫员们来说，在当时显然是难以理解的。 　　“追，要追他们回来！”几个团长刚听说这一消息，又跑进司令部吵嚷：“打，打！” 　　“打什么？鬼东西！”徐向前开始骂人了。在往常，他如果在着急时，骂人最多的话就是这个“鬼东西”。 　　有个团长一时愣在那里，张口结舌地说：“打……打……小脑壳……”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他看到徐向前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都快扭曲地变了形。 　　“谁再敢说打，我就枪毙了他！”徐向前的火气冲了上来，他把手枪“啪”的一下甩在木桌上：“绝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去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 　　陈昌浩呆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说道：“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真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整个房间站满了人，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陈昌浩坐在那里，用手指敲打着电话机，气呼呼地不再言语。 　　王树声向众人使着眼色，许多人陆续退了出去。 　　身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在这时显然是站在张国焘一边。他写了一封给红１、红３军团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的信，明令林彪、彭德怀和红军指战员要认清“敌我”，反对逃跑的中央。 　　许世友的第２８团在徐向前等人的阻挡下没有派出，但陈昌浩还是又派出两个骑兵连去追中央，进行劝说。 　　“把这封致１军、３军的信分别交给林彪和彭德怀。一定要追上叶剑英，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他竟敢当大偷，偷我们的地图。”陈昌浩说。 　　信送出后，陈昌浩立即召集前敌指挥部和红四方面军在本地的高级干部开会。 　　会说开就开，因为许多干部早就围在指挥部周围，探听消息和听候指示。 　　陈昌浩在会上通报情况，说：“毛、张、周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他们私自带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投敌了。可恨有这几个人作恶，分散了革命力量，只能有益于敌人。中央在毛、张、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但同志们不要惊慌，我们有张总政委在。张总政委在红军中久经战斗，他挥臂一呼，已揭此黑幕。现在，他要求我们立即率队返回阿坝。” 　　这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像炸了锅，乱哄哄的。徐向前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上头，不想说一句话，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接连几天，徐向前彻夜难眠。 　　午饭后，前敌指挥部驻地又吵闹成一片。 　　“怎么回事？那个女的是谁？”陈昌浩听到嘈杂声中有女声，问刚进来的副参谋长李特。 　　“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的老婆正好从这里路过，被扣留。是她在大吵大闹。” 　　“是那个会跳舞的李伯钊？” 　　“就是她。还能有第二个李伯钊能这样大吵大闹。” 　　“还有谁在那里？” 　　“还有刘志坚等人，好像都是总政治部搞宣传的。我看到杨尚昆已经跟随毛泽东他们逃跑了，怎么这个女人还在这里？” 　　陈昌浩正在火头上，挥了挥手下达命令：“先关起来再说！” 　　门外传来李伯钊等人更加强烈的抗议声。 　　李伯钊近日是被派到前敌指挥部政治部帮助工作的，昨天到红４军去培训宣传队员。今日凌晨毛泽东等人仓促离开阿西时，杨尚昆急忙派警卫员张秀夫去找李伯钊。张秀夫骑上杨尚昆的骡子紧赶快跑到了红４军，把杨尚昆的那封信交到李伯钊的手中。 　　李伯钊拆信一看，只有几个字：速回总政治部。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秀夫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毛泽东等人带领中央机关昨天深夜就单独北上了。李伯钊只好决定立即赶回总政治部。途中遇到了刘志坚，他是带２０多个宣传队员到红３０军慰问的，现在也是赶回总政治部的。当李伯钊和刘志坚等人赶到前敌指挥部巴西时，方看到情况有些异样，穿灰布军装的红一方面军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村庄中全是穿黑色军装的红四方面军部队。 　　当李伯钊这些穿灰布军装的２０多个人刚进村庄，就被１个多连的人包围起来，刚才陈昌浩听到的吵嚷声音就是因为李伯钊等人拒绝缴枪的喝斥声。 　　“凭什么缴我们的枪，难道我们是敌人？”李伯钊和刘志坚等人抗争，但他们的声音很快被众多的喊叫声淹没。 　　“中央向北逃跑了，一方面军也单独逃跑了！不抓你们抓谁！” 　　“这个女的就是杨尚昆的婆娘。杨尚昆逃跑了，他的婆娘来到这里肯定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反革命勾当！” 　　“统统关起来审讯！”李特走出前敌指挥部，他秉承陈昌浩的旨意传达命令。 　　李伯钊、刘志坚等人被缴枪后，关在一所藏式木楼上。用一段圆木砍出锯齿状作为上楼工具的独脚梯被抽走，楼下四周站满哨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几乎每个人都在问，但所有的人都不能解答。回不了原单位，又不能逃走追赶北去的部队。 　　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 　　李伯钊和刘志坚商量后，决定先见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傅钟和副主任李卓然。 　　次日下午，李伯钊和刘志坚两人见到傅钟和李卓然，提出：“我们要求回原部队。” 　　“北去的部队已经走了两天了，你们不容易找到。”傅钟说。 　　“沿途又有藏族反动武装，他们的冷枪打得很厉害，有危险，你们还是留下吧。”李卓然也劝阻。 　　“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一定会赶上部队的！”李伯钊和刘志坚异口同声表示坚决北上的态度。 　　傅钟感到有些为难，最后表示自己的意见，说：“如果你们坚持要回原部队，这要请示陈昌浩政委。你们的事由他亲自管。” 　　李卓然要通了陈昌浩的电话。陈昌浩在电话中怒气冲冲地说：“让他们来吧，我要好好地教育他们迷途知返！” 　　几个小时后，李伯钊和刘志坚见到了陈昌浩，再次提出北上赶回原单位的要求。 　　陈昌浩是真的发火了，他拍着桌子叫喊道：“我是好心挽留你们，留在这里有什么不好？你们不要执迷不悟！” 　　“我们必须赶回去，跟中央一道走。” 　　“什么中央，假中央！中央没有开会，毛泽东、周恩来就带着一方面军逃跑了，杨尚昆和叶剑英也逃跑了，投降蒋介石去了！” 　　“投降蒋介石？这不可能吧。”李伯钊对陈昌浩的话表示不可理解。 　　“我们最好还是立即赶上部队，再耽误，我们就会真的追不上了。”刘志坚也仍是坚持回原部队。 　　陈昌浩大发脾气地说：“走吧！反正警戒是布置了的，出了事情不要怪我事先没有告诉你们。”他的意思到此已经很明显，李伯钊等人追赶部队是绝对不允许的。 　　李伯钊和刘志坚等人就这样被迫留在红四方面军，回头南下二过草地。李伯钊的党籍很快就宣布被开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杨尚昆的老婆。 　　在批斗会上，有人指着李伯钊的鼻子喝斥：“李伯钊，你说说你来我们前敌司令部的目的？我看你是一方面军派来搞阴谋诡计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侦探。” 　　会场上响起“打倒反革命侦探！”的口号声，气氛紧张起来。 　　有人阴阳怪气地挖苦和讽刺：“我看你这个李伯钊真不简单哩！又是留苏学生，一方面军派你来，还有一个武装警卫员保卫着，要暗算杀人吗？” 　　有人的拳头随着舌头冲到了张秀夫面前，有人呼喊：“他还带着驳壳枪呢，打死这个奸细！” 　　“啪！啪！”张秀夫被人打了两个重重的耳光。 　　“我是红军战士，不是奸细。你们凭什么打人？”张秀夫的声音在乱哄哄的会场上显得很微弱。 　　“不许打人！有再大的错误由我顶着。”李伯钊大声疾呼。 　　“你们这些反革命侦探，到四方面军来的目的就是破坏红军，我们不打你们又打谁！”接着，又是一顿噼哩啪啦的拳打脚踢。 　　李伯钊强忍着心中的愤恨，带着千万个不理解，忍受着侮辱，盼望着有一天能有机会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见到自己的丈夫和面孔熟悉的战友们。她在盘算着，一定要去请教一下同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朱总司令总是有办法的。 　　前敌指挥部一片嘈杂声和混乱，陈昌浩似乎有些稳不住阵脚，他很希望徐向前在这个时候能站出来帮他说话，可徐向前一直是愁眉苦脸，他在得知毛泽东等人北去并捎话回来后，更是一言不发。 　　“通知各部队师以上主官，到指挥部开紧急会议！”陈昌浩发令。 　　陈昌浩在会上又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逃跑主义”进行了一通声讨，让大家对南下行动表示个态度。 　　各位军、师长和政委已经对中央深夜出走北上的事了解一二，到了这时，都表示听从总部的指挥。 　　陈昌浩的发言到了这时毫无疑问地是对张国焘唯命是从，他力主“听张总政委的”，坚持南下。 　　徐向前坐在床沿上，讲了自己此刻的矛盾心理，他对中央关于再次劝说张国焘北进的意见表示同意，但对南下问题没有明确表态，也表示对毛泽东等人的悄悄离开感到心情沉重，毫无思想准备。 　　“总指挥是南进还是北进？”几个师长问。 　　徐向前左思右想，感到很为难，他在这时怎么也舍不得把左、右两路军分开，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这支部队从小到大，他花了很多心血，不容易啊！ 　　“总指挥的具体意见呢？”陈昌浩直接问。 　　徐向前焦急地对着自己的影子在暗自叫苦：“是跟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因为陈昌浩在这时的威信不低于自己，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 　　徐向前想来想去，最后定下决心：“还是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总指挥和政委的态度在这时即是前敌指挥部的命令，众师长、军长和政委都表示与左路军会合，不随中央北上。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就此下达了返身向南的命令。徐向前到了这时心中仍是憋着一肚子气，他想起了昨晚上毛泽东站在院子中对他所讲的话，原来毛泽东已经做好了潜出的准备，并在暗中试探自己的态度，这说明毛泽东对自己还是信任的。可惜的是，自己的脑袋没有转过弯来，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现在反而被逼上梁山，只有南下。 　　“就这样，我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这是徐向前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所作的忏悔。 　　窗外，雨飘飘，路迢迢，马萧萧。 　　上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使处于最基层的红军战士们感到迷惑不解。有战士在日记中写道：“近几天来，不知怎么回事，有些情况反常，师里的领导同志显得忙乱不宁，可又不像个打仗的样子，更令人诧异的是把带不走的枪支全部拿去烧掉了。我心想，这些枪支是多少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怎么能一把火烧掉呢？难道没有别的保存办法了吗？” 　　师级干部参加前敌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又把团、营干部召集来，传达前敌指挥部的会议精神，其内容主要是重复陈昌浩的话，有的有所发挥，说道：“北上抗日现在是去不得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已被右倾机会主义破坏……你们回去后，马上召开全团党、团员大会，要向大家讲清楚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 　　留在巴西附近的红军部队在这几天真是人心浮动，什么议论都有，战士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在互相猜测。 　　几天后，大家终于从党、团员大会上听到和证实了上级所发生重大事件的消息。 　　在全团党、团员大会上，各团政委奉命统一口径，只讲３个问题：“一是通报情况：中央在９月９日晚上向北逃跑了。毛、周、张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逃跑主义，他们把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都给破坏了，我们再要北上，还要走半个月的水草地，那我们都会死在草地上。二是张国焘主席来电讲，为了革命，为了活命，生存下去，我们不能再北上，而要南下。我们宁可向南走一千，也决不能向北走一天！陈政委指示，我们在包座之战中伤亡很大，说什么也不能再向北走。三是我们要打回老家去，我们四川人要打回四川，回四川吃大米去！革命不能不要家，而且要保卫家乡。” 　　半信半疑的红军基层干部战士，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所震惊，对又要过草地感到恐惧。他们都倍尝第一次过草地的艰辛，现在心中极不情愿再第二次过草地。对师、团领导所讲的政治路线问题，战士们似乎考虑得并不多，那离他们太远，他们在这时考虑的最迫切的是如何不再挨饿和少走些冤枉路。 　　“怎么又回草地走啊！” 　　有些人不满地说：“愿走的走吧！我们不想走了。留在这里跟那些土匪拚到底，死了也是光荣的，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我们不怪党，不怪同志们。” 　　但是，“南下吃大米”的口号也很具有吸引力，更有军队严密的组织纪律约束，停留在巴西的红军毕竟是没过几天就南下了。 　　部队到了这时已经变得不好带，干部的思想都乱了套，何况战士们的思想。当然，也有头脑清醒者。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及时了解到部队的思想动态，在巴西召集了排以上干部会议。他在讲了当前的形势后，针对部队中的思想情况进行教育，说： 　　“党中央北上了，我们却要南下。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部队思想稳定，执行命令，听从指挥。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在近１年行军作战中得不到休整，小的战斗不计其数，消耗大，伤亡多，兵员有减无增，物质生活更差。但他们都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可我们有些同志对别人的长处看不见，对别人的缺点却看得多，传得快，这是一种极不正当的风气。我们才走了多少路呢？哪一个连队又没有掉队的呢？他们为革命流血牺牲，经过一万多里的行程，冲破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没有钢铁般的团结和英勇善战的精神，能到这川西北来吗？在我们军，以后不准讲中央红军的怪话！这是一条纪律。现在，一方面军还有红５军团等许多同志没有北上，特别是朱总司令、刘伯承同志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两位领导。今天在场的都是干部，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什么样的干部带出什么样的兵，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教育好部队。当前重要的问题是稳定部队的情绪。” 　　巴西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中央的红军部队，也尤如失去了主心骨，人心躁动，但由于有徐向前、李先念等这些高中级指挥员的极力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波动的部队情绪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缓解和稳定。 　　９月中旬，在分裂公开化的形势下，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红四方面军部队再次步入草地，走回毛儿盖。 　　道路两旁出现了政治宣传员连夜拟制的许多标语口号： 　　“革命为了保家乡！” 　　“打回四川吃大米！” 　　“宁可向南走一千，也不向北走一天！” 　　一首“即景”歌也应急诞生，并迅速强制性地在部队中教唱：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消灭敌人的残兵，创造川陕根据 　　地，革命胜利才有保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我们有了新的中央来领导。” 　　这标语，这歌声，的确诱惑了不少四川籍战士。他们由面向北斗，转而脸朝太阳，这该是他们戎马生涯中所做的最大一次“向后转”队列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