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性”和“常情”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贾母对甄府的四个女人谈到宝玉时说：
　　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好，也是该打死的。
　　？　贾母这一段话说明：宝玉虽然得宠，但这宠还是有前提有原则的，如果违背了“礼数”，是要“打死”的。决定受宠还是打死的分界的原则，当然是硬指标。其次，这也反映了贾府的坐在宝塔尖上的至高人物贾母对宝玉的基本评价，即认可宝玉并没有出大格，而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起码贾府上下人等没有谁认为宝玉是什么“叛逆”。甄府女人说到她们的“甄宝玉”时说：
　　……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费，这也是公子哥儿的常情，怕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常情……
　　这话同样适合于贾宝玉。贾宝玉的许多“毛病”是可以用“弄性”和“常情”即用人性论与人情论来解释的。
　　只有贾政给宝玉上的纲高。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时，贾政从发展的观点指出宝玉问题的严重性时说：“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
　　“弑君杀父”云云，有点又叛又逆的意思了。细察之，宝玉的罪名虽大，罪状不过是“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且不说最后一条来自贾环的诬告，全是不实之词，就是这几条都铁案如山，宝玉所为也不比贾珍贾琏贾蓉乃至薛蟠之属更过分。贾政所以上这么高的纲，固是因为宝玉是己出，年龄又小，应该从严管教；更重要的是宝玉与琪官的关系得罪了忠顺王爷。贾政说宝玉道：“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怎么又做出这无法无天的事来！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无故引逗他出来，如今祸及于我！”这里，主要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贾政惧怕比他家更有势力的权贵，尤其怕“祸及于我”，吓坏了才乱上纲，并不反映宝玉的实际。如果祸不及于贾政，本可以不扣这么大的帽子的。
　　宝玉也非全然不谙世故。他应付忠顺府长史官，先赖说，他“究竟连‘琪官’两字不知为何物，岂更又加‘引逗’二字”，说着便哭起来，看来也还善做假。及至对方抛出“红汗巾”的过硬材料，他自思“既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约别的瞒他不过，不如打发他去了，免的再说出别的事来”，于是改变策略，“交代”了琪官的去向。
　　至于正常情况下，宝玉见了外人，其“礼数”就更加完善。如第十四回写宝玉“路谒北静王”，贾宝玉“抢上来参见”，“见问连忙从衣内取出（那玉），递与北静王细细看”，“一一答应”。特别是当北静王取下腕上一串念珠——“圣上亲赐香念珠一串”赠给宝玉，宝玉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连忙接了，回身奉与贾政”，然后与贾政“一齐谢过”。这还不算完，回到府中，迎接奔父丧归来的林黛玉，“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赠香串珍重取出来，转赠黛玉”。“珍重取出，转赠黛玉”，可见宝玉是何等珍重比他家更有权势的北静王爷的垂青，何等沾沾自喜乃至希望自己的知音挚友心上人黛玉来分享自己的体面。倒是黛玉更清高些，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掷地不取”。宝玉讨了个没趣。
　　似乎是，把宝玉说成封建社会的叛逆，评价太高了。他的一些行为如逃学、厌恶读经、不思功名进取，一是弄性常情，二是贾府的潮流。封建特权享受可以成为寒士们苦读寒窗的吸引力，成为“进取”的钓饵，也可以成为倚仗“天恩祖德”已经获得封建特权的家族子弟的强有力的腐蚀剂和类似可卡因的麻醉品。试看贾府须眉，除贾政还有心维持正统，实际上一无所能一无作为以外，又有谁是致力于仕途经济的呢？他们或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之辈，或炼丹求仙、寻觅长生，享一辈子福不够，还要世世代代享受下去，如贾敬。他们之中，何尝有什么仁义道德、修齐治平、仕途经济、创业守业、功名进取？贾宝玉的表现，实在是整个贾府子弟、贵族子弟的消极颓废的精神面貌，寄生享乐的生活方式，严肃的尊卑礼教掩盖下的腐烂堕落，以及升平、恢宏、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家族共同体中的各怀鬼胎、互挖并共挖家族共同体的墙脚的这一大潮流大趋势的组成部分。作为败落的大趋势中的消极现象，宝玉在这一点上与贾府其他老少爷们并无质上的大区别。即使从严格的封建正统观点来看，贾宝玉不比贾家其他老少爷们强，也绝不比他人更坏或更危险。姐姐妹妹，哭哭笑笑，这并不是败家的根由。盖封建道德的反人性性质（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固然是十分严酷的，它的尊卑长幼观念、它的特权制度与特权思想及一些人的特别优越的生活条件，却又为皇族、权贵及其子弟其奴仆们开了很大的口子，在这个口子下面，一切男盗女娼都可能被纵容被包庇被淡化掩饰过去，一些带有异端色彩实际并无大害的思想言行也可以被容许或被忽略，甚至可以为之找到堂堂正正的借口。
　　但贾宝玉毕竟与贾府的其他子弟给人的观感不同，他更天真、更善良、更钟情也更有一套“哲学”。他的精神境界、文化层次要比那些偷鸡摸狗者不知高出凡几。
　　天真善良不需多做论证和解释。在贾府，多数情况下，宝玉是个蛮乖的、随和的、常常是有求必应助人为乐的角色。有趣的是，封建特权本来是人性的异化，但身处这种异化的环境之中，又受到“老祖宗”贾母、头面人物王夫人、实权人物王熙凤的宠爱，反而一方面使贾宝玉在人生的某些方面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严厉钳制，他可以逃学，可以不整天读经学孔孟，可以逃避贾政的道学教诲与监督；另一方面，又免受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生存压力，不必为口而劳碌终身，不会在饥寒与屈辱中丧尽自己的尊严与生活乐趣。他从上述两个方面保护了自我，他反而比较有条件“弄性”，即率性而为，比较有条件表现并尽量满足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又由于他年幼，他比旁人更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异性的爱慕与关心。除了吃喝玩乐，他的“无事忙”（薛宝钗对他的形容）正表明了他忙的他做的是自己想做自己愿做的事。如果是被迫——不论是被尊长、被道德伦理、被实际生活的需要或被什么使命感所迫，就不是“无事忙”而是“有事忙”了。在他所处的那种情况下，无事忙比有事忙更自由也更人性一点，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当然，在贾府那个历史环境中，自由未必是值得称道的范畴。与众奴婢相比，主子当然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是恶的自由，即巧取豪夺的自由，寄生堕落的自由，玩弄女性的自由乃至草菅人命的自由。这里不仅要看是否自由还要看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自我的自由。贾宝玉是出类拔萃的：他的纯洁，他的天良，他的悟性，他的文化的或者更正确一点应该说是艺文的修养，都使他与众不同，使他成为一个文学画廊中的没有先例也极难仿制的至纯至情至忧至悲的典型，使他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真正精神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