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冷月葬花魂”(2)

曹雪芹到过杭州吗？ 　　《文化娱乐》编者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与杭州究竟有否缘分？江慰庐的《香菱和杭州名妹小青》与莫高的《曹雪芹和杭州》两文提出了这个问题。本刊以前也收到过类似这样的稿件。为了提高读者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兴趣，我们请杭州大学教授、《红楼梦》学者蔡义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广大读者看后，可能会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曹雪芹有没有到过杭州？我是杭州出生的，逝去的岁月有一半以上在杭州度过，因此，从我主观愿望说，是希望曹雪芹到过杭州的。江慰庐和莫高两位同志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我已拜读。《文化娱乐》编辑部要我也就此题写点什么，我乐于遵命。只是我要说的是与自己愿望相反的意见，我以为曹雪芹并未到过杭州。虽然，《红楼梦》与浙江颇有缘分。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到过杭州的。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十五岁的曹寅从苏州兼江宁织造任上，南来“游越五日”，在短暂的游览期间，他曾“倚舟脱稿”，写了一本《北红拂记》曲，回家后交给伶人演唱（事见尤侗《艮斋倦稿》卷九《题北红拂记》）。那还是雪芹出生前三十年左右的事。除此以外，再也不见曹家人到杭州的记载了。 　　现在大家都说，曾任杭州织造的孙文成是曹家的亲戚。其实，这是尚待证实的问题。当过康熙皇帝保母的曹寅生母是姓孙。康熙四十五年（1706）孙文成初任杭州织造时，康熙曾传谕：“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曹寅奏称“孙文成系臣在库上时曾经保举，实知其人”云云，据此猜测孙文成即曹寅的外家老亲是可以的，但要当成事实，毕竟还需要更确切的佐证。所以，周汝昌先生只说：“疑此孙文成或亦曹之亲戚也。”同时，除曹寅奏折中那些话外，我们还没有发现曹家祖孙三代与孙文成家有过什么私人间的交往。 　　曹、孙文成在雍正五年（1727）就被劾罢职，其时雪芹尚幼（据周汝昌先生算法，仅四岁；算得大些，也未成年）。而前此数年中曹、孙二织造已屡受雍正训斥，不是追查账目，就是罚赔年俸，各自都岌岌可危。就算真是亲戚，怕也没有走亲戚的心思了，更不用说带一个几岁的孩子，经几天舟行路程了（八旗贵族家教甚严，孩子不让随便出门）。移家北京之后，更没有机会到杭州了。前些时，有雪芹重到江南被两江总督尹继善罗致幕府之说，现已查明此说出于今人伪造的曹雪芹画像的题词，是不足为凭的。 　　赵冈先生说：“雪芹幼时一定常去杭州。”不但“一定”，而且“常去”！主要理由是杭州织造府分东西两府，与小说所写贾府格局一致，而江宁织造府是不分的。这是赵先生只认定织造府是贾府大观园原型的想头。其实，相似的格局还可以举出被称为“京华大观园”的北京恭王府来：“《红楼梦》中称宁国府为东府，荣国府为西府，说两府对门中隔一个夹道。敦郡王府和恭王府花园正是这样情况。两府的东西墙相对，中间隔一条巷子……”（刘蕙孙《名园忆旧》）恭王府一带，曹雪芹倒一定是常去的（当然，我的意思也并非指实它就是贾府的原型）。 　　《红楼梦》中写苏州的很多，连虎丘的泥人儿也写到了，写杭州的却没有。小说多处谈到品茶，提到枫露茶、六安茶、老君眉，甚至还有暹罗贡茶，惟独没有久已驰名中外的龙井茶。我想，雪芹若是游过西湖，那么在“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的水面上，说不定会添出一个小瀛洲来的。小说在讲到女色时是用过“苏杭”二字的，但那是因为越地多丽姝的缘故：第一名就是西施；后代诗文中写到的更多，如李白有《越女词》组诗赞美吴越儿女的艳色；杜甫极少写妇女，但也有“越女天下白”之句；可见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说法了，与小说中提到“若耶之溪”、“天台之路”一样，不必到过浙江的人才能说。 　　香菱形象是否根据钱塘女子冯小青故事改写，这可以研究（但曹雪芹明言书中几个女子都是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如果是的，只是受明人作品影响的问题，也非到杭实地调查所得。附带说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写黛玉倒真与《小青传》有瓜葛：小青有焚稿事，黛玉亦有；小青《焚馀草》诗云：“新妆欲与画图争，知在昭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这后两句被《红楼梦》续作者摭拾，作为黛玉病中照镜，顾影自怜的感叹语（第八十九回）。小说情节与杭州拉得上关系的还有开卷写绛珠草生于“三生石畔”。这是用唐李源与圆观（其后身是一个唱着“三生石上旧精魂”山歌的牧童）在杭州天竺寺外相见的故事。此外，还有元春点一出《长生殿》戏《乞巧》，以及宝琴咏《马嵬怀古》诗等，因为《长生殿》的作者洪是杭州人。小说之外，雪芹传世残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倒不是读了清人《西湖佳话》才那样写的。唐代孟《本事诗》早记有其事：“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后来苏东坡仰慕白居易为人，也写诗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这又被宋代的《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书所引述，因而蛮、素之名便广为人们所知。总之，我以为这些都不是雪芹到过杭州的迹象。 　　曹雪芹逝世后，《红楼梦》与浙江的关系倒密切起来了。首先是戚蓼生收藏并序《石头记》，戚蓼生序本后来经有正书局石印，成了八十回脂评《石头记》最早的流通本，称“戚本”、“戚序本”或“有正本”。鲁迅论著中引《红》文字均据此本；俞平伯校《红楼梦》也以此为底本，影响甚大。这位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雪芹死后五六年）进士，他与当代红学界老前辈俞平伯先生是同乡，都是浙江德清人。其次是舒元炜在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序抄本《红楼梦》，他说：所得八十回书对全书来说，“业已有二于三分”；又说“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借唐人诗句“秦塞重关一百二”，说全函为一百二十回，现其数尚缺）。舒说全书是一百二十回，比程伟元、高鹗初次整理付刻一百二十回本的时间还早两三年，这很有研究价值。舒元炜是杭州人。此外，清代文人陈其泰（号桐花凤阁主人）手批评本《红楼梦》现藏杭州，陈与当代红学家吴世昌先生是同乡，都是浙江海宁人。又浙江图书馆藏有清代徐传经等人加评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这是一部五色绚烂的集评圈点本。徐传经亦浙江德清人。七十年代，已故王焕镳师曾告知杭州朱师辙（为清廷编《清史稿》的朱骏声的后裔）老先生家藏有曹雪芹《食谱》原稿。可惜当我获悉这一消息时，朱老和他的夫人已以九十余岁高龄双双谢世。他家的藏书经“文革”浩劫，散乱已甚。我几次托人查访，也查访不到此书的下落。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走向了两个极端 　　义江按：1987年9月，团结报社举行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座谈会，我与会听取了在京红学家们和剧组同志的讨论。会后，给了报社一份书面发言，在9月26日《团结报》上刊出，即此文。因为受报纸版面字数的限制，未能对《红》剧的得失成败作出全面的评价，只是就《红》剧与原著的关系问题，提了一点意见。因此，不能据此以为我对《红》剧的编、导、演、摄等方面的工作都没有肯定。这是要请读者和剧组的同志们谅解的。 　　把古曲名著改编成其他的文艺形式，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保持原著的精神。《红》剧在编、导、演各方面留下的遗憾确实不少，但我以为都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实践有很大关系。 　　编剧者最初的意图，我深信是竭尽最大努力去体现曹雪芹原著的精神。但结果却走向两个相反的极端。对前八十回曹氏原著部分，持消极保守态度，尽量原封不动，只删不改（秦可卿情节例外，但也有昭明作者原意的动机），而对后四十回续作部分，则弃置不顾，另外广泛地去收罗红学界的所谓“探佚成果”，重新编写结局的故事情节，以求恢复原著本意。实践证明，这两者不同程度上都有悖于编剧者的初衷，不能很好地保持曹雪芹原著的精神。 　　改编，为的是使原作内容适合另一种表现形式（如舞台、银幕等等）。形式变了，要想内容保持原样不变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么变。越剧《红楼梦》把原作的众多人物和广阔画面简化成基本上是宝、黛、钗三角恋爱婚姻故事，这是否不足取呢？不，因为只有如此简化了、集中了，才能使越剧这一舞台形式的表现特点充分地得到发挥。倘若要改编成芭蕾舞，那么，人物情节就非得更简化不可。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影视艺术有很多有利条件，但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表现特点和局限，不能替代语言艺术——小说。《红》剧的编者想走一条现成的路，把小说尽量照原样搬上荧屏，以至那些今天习惯上已不如此说的人物对话，也原封不动地保留。这实在是两败俱伤。同样一句对话，写在小说中是很精彩的，一到演员口中说出来，便显得别扭、难懂、不协调了。由于没有发挥电视艺术的特长，连续剧很像是活动的有声连环画。 　　对小说结局的改编，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首先，曹氏佚稿的情节究竟如何，红学界远远没有弄清。探佚的文章是不少，但有的走得很远，有的自相矛盾，多数还只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猜想。要把这些所谓“成果”，串成完整的合理的情节，还差得远哩，又如何能体现原作的精神？有的情节，明知非佚稿所有，也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却拿来填补空白，这就不够严肃了。如史湘云沦为烟花女，乘船在桥下经过，闻得桥上悲苦之声颇熟悉，又见灯笼系贾府旧物，遂邂逅宝玉一段，本是我最初从姜亮夫先生处听来的，姜先生说他早年读到过一种《红楼梦》续书有此情节，我请他女儿昆武笔录所述，发表出来。尽管这一续书现在已见不到了，但它确系后人所续无疑，是不应采用的。因为湘云会去当妓女，是很难想象的。小说中除有“白首双星（老来成了牛郎织女）”之语外，也并没有她会入烟花窑之类的伏线和暗示。总之，基本情节不可信。再则，退一步说，即使现在已弄清了佚稿情节的大致轮廓，但要创造活生生的形象，仍是另一码事，何况我们已不熟悉二百年前《红楼梦》中所写的那种生活和社会环境了。试想，如果我们看了介绍《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情节梗概，难道就能据此写成一部同样的小说？就是写出来，也必定是另一部与托尔斯泰毫不相干的书。要说现在的《红》剧的结局，是曹雪芹的原意，其谁信之。 　　《红楼梦》中的方子能不能吃？ 　　有人问：《红楼梦》中的方子能不能吃？如果我回答，灵得很，某某的病一吃就好了，这也许会给人以一种满足感，曹雪芹真了不起，原来还是一位高明的儒医！可是要我据实回答，我只能说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中的方子多数不能吃，而后人续补的后四十回中的方子倒能吃。 　　曹雪芹是精通医理的。但他只以其博学来写小说而非写医药手册，只考虑刻画人物、描写情节的需要，并不为给人作治病参考的，所以不能呆看，随便搬用。何况他谈笑风生，极富幽默感。这一点恰恰是后四十回续书所不能的。 　　我说不能吃，因为有的方子根本治不了病，比如用“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的“疗妒汤”，疗效如何郎中自己就已说了：“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有的方子几乎办不到，如所谓能解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的“冷香丸”（其实“热毒”“冷香”都在说人的品格），要用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白梅等四季花蕊，加雨水日的雨、白露日的露、霜降日的霜、小雪日的雪拌和，分量皆是十二。说十二两当然可以，说十二钱而不说一两二钱，说十二分而不说一钱二分，都是为凑十二之数，以应十二月或十二钗。玄而又玄，神秘莫测。有的方子的组成无可挑剔，效果却让人猜不透，如太医为秦可卿开的药方，众人都佩服得很，而患者却令人“疑心”地死了。胡庸医给外感风寒的晴雯处方，书中未详列，只写宝玉看时，上面有紫苏、桔梗、防风、荆芥等药，后面又有枳实、麻黄，便说：“该死，该死！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治如何使得！凭她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起！”直至王太医将麻黄、枳实换了当归、陈皮、白芍等药又减了分量才罢。所言全是内行话。还有贾瑞因妄动风月之情得病，书中说他“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见个动静”，就像老中医讲笑话，说得何等风趣！诸如此类，都只诙谐谈笑，从不炫耀自己的医药知识，却又字字句句不悖医理。这才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 　　续书的作者不懂得这一点，每写一张方子，必一本正经地去抄医书。所以只要你症状与书中所写相同，倒是不妨去照着服用的。可话得说回来，我国历来名家医案又何止数百，尽可供医者、患者参阅，又何必到小说中寻找方子来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