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心武承继下来的学术观点的评价（2）



　　半个世纪以来，周先生在坚持“自传说”方面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他在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里说：“现在这一部考证，惟一的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自传说之不误。”因此，他把曹家和贾府合二为一，说“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说“贾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泪”；后来“惟一的儿子曹颙病死”，“曹钤诙此晟媳还谈帜浮薄?
　　1954年批评俞平伯运动之始，周汝昌作了一个检查，说：“我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处处以小说中人物与曹家世系比附，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说小说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响很深，”以致“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导引读者加深对《红楼梦》的错误认识”，从此就放弃了“自传说”。在1976年4月增订本《红楼梦新证》中，周先生把“写实自传说”全部删光了。他在该书的《重排后记》中说：过去“全书存在的中心问题是主张‘自传说’，全部各章各节，都从这个错误观点出发，拱卫着它，简直成了一个‘体系’”。他还说：“比附真人真事，其效果还可能影响一些初学创作的人，忽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原则，即典型化与能动反映论。那将不利于现代创作的提高和发展。……批判了这些自传谬说，才能正确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也才能正确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艺术特点特色。”周先生的这种自我批评显然是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并不是出自肺腑之言，而是违心之论。
　　改革开放以后，他的论著中逐渐全面恢复了旧版《红楼梦新证》的观点，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正写的是他曹门的‘家史’”，“表明了我对‘自传说’的认识较之早年更为明晰不疑”。八十年代以后，周汝昌先生开始为“自传说”研究进行理论上的建构，提出红学的四个分支：曹学、脂评学、版本学和探佚学，走入一个更加偏执的学术状态之中，固执己见。他的观点越是不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他越是独立不移；他的提法越是受到红学家的广泛的批评，他越是独行而进。此时，能够和他的观点同声相应的，只有像刘心武先生这样的寥寥数人而已。
　　（二）创建“四学”，在《红楼梦》文本之外寻找“真故事”
　　周汝昌先生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于“自传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内心却顽强地固守着。一旦政治空气松动，他便接连爆出一个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尽管红学界的大多数人摇头置疑，但难在无从下手。当批评者还在尴尬之时，一些索隐啊，探佚啊，纷纷而出，为了所谓红学的“普及”。自然周汝昌的著作以其盛名，更胜一筹。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周汝昌倡导红学四个分支，不是单纯的理论建构，而是将四者的界限打破，融会贯通。无论谈论哪一个问题，即使小到一个词语的解说，都在“四学”中游刃有余，俯身拾取，犹如探囊取物，……直指所谓《红楼梦》的真故事。诚如周先生在《红楼真梦》开篇语所讲到：“这本书很特别，题个什么书名方能表其性质体裁？最初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的，是七个字：《红楼梦的真故事》。……我又想改用《红楼寻梦》四个字，最后定名为《红楼真梦》。”“‘红楼’之梦有真有假。真梦是曹雪芹的原著，即脂砚批语中透露的‘百十回’本，即一百零八回手稿；假梦就是流行已久、蒙蔽世人的程高伪续一百二十回本。”
　　我们以《楼榜天香》一文为例，说一说周汝昌先生这个特点。这篇小文章只有一千二百多字，却多处涉及到“四学”：
　　第一，题目的缘起：“秦可卿命尽之处，叫做天香楼。”这是从脂砚斋关于“秦可卿之死”“删节”的批语谈起。
　　第二，“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孙、弘皙之女，因祖、父两代的政治祸变而隐去真名，寄养在‘营缮郎’秦业家。‘营缮郎’者，是内务府营造司的郎中（或员外郎）。这家人因把她养不了而转给了‘贾（曹）府。”这段介绍从清代历史跨入了曹家本事，从曹家本事又过渡到《红楼梦》文本。
　　第三，“这件‘隐’去的‘真事’，是曹家二次抄家的罪款之一条。这实在关系太大了，雪芹终于将她死去的真情节全部删去，并另想办法来‘写’她。”寥寥数语又以探佚的手法与《红楼梦》文本组接到了一块。
　　第四，“这‘办法’之一是借香菱以叙可卿。……周瑞家的送宫花，第一次碰到香菱，有一段特写——周瑞家的便拉了他（指香菱）的手，细细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钏笑道：‘倒好个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这就把可卿和香菱联系了起来。……”周汝昌先生这段文字稍多，意思是从《红楼梦》字里行间探佚出“送宫花”的细节，笔笔都落在秦可卿身上。既然“宫花”与秦可卿相连，其背后的隐语不正是“宫中之女”、“皇室之女”吗？正如周先生的结论：“可卿之死，绝非什么‘淫丧’，那是烟幕或故作诬谤之词。其时，大约当政者已然得到秘信，探知了这个女子的真身份，是政敌‘危险人物’胤礽之孙、弘皙家的匿隐者，也是祸根一条，不会容她存在。可卿为人，心胸识见，一切洞然，不愿因己而又为两府引惹灭门之祸，故此一条绳索自己先‘行’，于心方安。”
　　第五，为了证明此结论之确切，又在行文中不加说明引出了甲戌本回前诗：
　　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
　　相逢若问何名姓，家住江南本姓秦。
　　这又涉及到了版本学，因为百二十回《红楼梦》根本没有这首诗，一般读者哪里知道？如此一篇小文，便调动曹学、脂评学、版本学和探佚学的东西，自如地组合，水乳般交融而生成。正如陈维昭先生所指出的：“周汝昌的这些文章已经不能用索隐红学、考证红学、曹学、探佚学、脂评学、版本学等来归类，这些文章就是所有这些‘学’的融会贯通。周汝昌潇洒地游刃于各‘学’之间，令人瞠目结舌而难置一问。”“他在材料之间的过渡全凭‘悟’性的自由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