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铁生：序言二（3）

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 　　在两人论争期间，蔡元培帮胡适借到了其久寻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为胡适解决了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一些问题。胡适为此很是兴奋。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一)》，就是根据《四松堂集》对《红楼梦考证》所作的补充与订正，又写出《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文章末尾，胡适对蔡元培为他提供《四松堂集》特意表示了谢意：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两天，蔡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里借来的。……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之日。我寻此书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我手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对考证派另一位主要人物俞平伯的著作表示欣赏：“阅俞平伯所作《红楼梦辨》，论高鹗续书依据及于戚本中求出百十一本，甚善。”同样，胡适也把《雪桥诗话》借给蔡元培，让他了解其中所载曹雪芹情况。两人的这种雅量和胸怀是后世许多学人无法企及的，堪称学者的风范。 　　胡适晚年在回顾这场争论时曾颇有感慨地说：“当年蔡先生的《红楼梦索隐》，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那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并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蔡元培晚年回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往事经历时，总爱提及胡适，显然他将引进胡适视为自己发现人才而自豪。 　　（三）辩论的成果 　　批评和论争是发展学术的必要方式。学术上的是与非，是在学者们的研讨、争论中才能辨清的。经过胡、蔡之间的论争，“索隐红学”很快在读书人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学术地位。胡适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形成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学派。他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学术规范，为一门学科打开了局面，有力地推动了红学研究。1964年8月毛泽东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这个评语是客观的。 　　学术界普遍把《红楼梦考证》视为“新红学”的开山之作。截至今日，胡适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论断，虽经百年时光的冲击、洗刷，依然是站得住的，有着里程碑的性质。从此新红学考证派为研究《红楼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其后的研究多是以此为起点进行的。 　　三、与刘心武先生争鸣的意义 　　我与刘心武先生争鸣，其意义首先在学术探讨，彼此补益，促进研究。 　　刘心武先生说：“我个人的研究方法，属于探佚学当中的考证派，我考证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现在进行这些考证，我觉得不好笑，因为脂砚斋鼓励了我，脂砚斋就说了，‘大有考证’。” 　　何谓探佚学呢？ 　　姚奠中先生1981年在为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所作的序文中说： 　　他所用的论据：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笔、隐喻、暗示和文章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脂批”。从今天看，两者都是第一手材料。但是这一工作，却仍十分困难。因为伏笔、隐喻之属，需要猜，猜，就难保证十分准确；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处，要分析、辨别，才能用来印证。……但由于资料有限，而明确的资料更少，这就使得有些结论，猜测推论占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满足。在这里，其意义便只限于提出问题，给出可能的设想…… 　　姚先生说得很中肯，探佚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不仅先天不足，而且有一个界限。在界限之内，是探索曹雪芹创作思想的研究；超越这一界限，就容易滑进索隐的泥坑。探佚学只能止步于某些片断的探索上。而实际上这个界限很难把握，操作起来往往是“以贾证曹”与“以曹证贾”同时进行，交错使用，连环互动。以致当今考证与索隐合流，其实二者早就有扯不断的联系。对此表述最为简洁醒豁、深刻全面的，还是新红学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讲过的一段话：“索隐派凭虚，求工于猜谜；自传说务实，得力于考证……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视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正是这样做的，他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所以，蔡义江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研究可称为新索隐派。这是我们同刘心武先生之间的分歧之一。 　　其次，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研究是当今多元文化格局在红学中的反映，所谓“平民红学”这个提法尽管不准确，但它向从事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专业人士”发起一场挑战。这种文化现象说明：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胡文彬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学术讲座中指出：“红学家们应该从刘心武的现象中看到，在普及《红楼梦》方面，红学家还做得不够。为什么刘心武的讲座很受欢迎，那就是大众在对《红楼梦》知识的了解上还是有很多需求的。”又说，“研究者不应该只做学术，还应该想想怎么把学术的东西简单化，让更多的大众了解红学。” 　　刘心武文化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其讲授的内容所带来的隐性的负面影响，常常不会为大众群体所识别。所谓的“秦学”是经过多次的渐变而生成的，追溯其胎记，可以找到胡适“自传说”的胎痕，经周汝昌推向极至，又经过变构，及延至刘心武开创“秦学”。八十年光阴，潮涨潮落，轮番转换。恰如“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在肯定了文化的“道路是向前的”的同时也指出：“人类的思想和气质的全部广泛的历史领域证明……文化是以活生生的形态流传于世界的。它有时阻滞和停留在途中，它常常偏入歧途，这歧途把疲惫的它引向后退 ，引向它久远以前走过的地方”。他的话恰恰击中“秦学”的要害，“秦学”的问题集中表现在： 　　（一）刘心武的“秦学”是新索隐派“红学”，但它比同类型的索隐派对广大观众有更大的误导作用，是因为他将索隐、探佚故事化，以文学的感染力打动读者或观众。 　　（二）“秦学”与曹家本事合流，使广大观众更加信以为真，以为是在还原“曹雪芹的构思”。因为广大观众毕竟不是学者，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何况又是名作家说的。 　　（三）“秦学”解构了《红楼梦》的精神、意蕴和哲思，却以电视讲座这一大众化的消费形式去推广，以猜谜这种通俗的民间方式表达，颇受观众的欢迎。在悄悄而不为人所注意地向观众偷换《红楼梦》真正的审美价值。我将分章加以阐释，以期与刘心武先生互相切磋，碰撞出真理的火花。 　　最后，我认为同刘心武先生争鸣的过程，也是清理我的学术思想、锤炼我的思辨能力、提升我的写作水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