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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菽园杂记》是流传于十五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中期的一部笔记集，明代陸容（1436-1494）撰。
陸容，字文量,号式斋,江苏太仓人，与张泰、陸齐名，当时号称“娄东三凤”。成化二年（1466）进士，曾授南京主事，迁兵部职方郎中，终居浙江参政。《明史》列入“文苑传”。
《菽园杂记》的特色，据《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参证。旁及谈谐杂志，皆並列简编”。稍后于陸容的王鍪（字济之，1450-1524），在罢相归吴时，常对其门人提及此书，並称“本朝记事家，当以陸文量《菽园杂记》为第一”（见《菽园杂记序》），说明这本书的内容有相当可靠的参考价值。本文录其中三条，其中二条与闽南文化有关，另一条带有与普通传统观念有很大差异的观点，颇有新意，值得一议。
一、 关于秦雪梅守望门寡並“断机教子”成名，和商辂为侍妾的遗腹子一事秦雪梅守望门寡一事见于闽南梨园戏《雪梅教子》一折，此折係闽南小梨园一出相当著名的单折戏，民间家喻户晓，其宣扬的思想内容影响也相当大。戏中七首插曲在南音中也颇受青睐。尤其现在闽南民间仍在流传的“十三个月雪梅歌”至解放初更是妇孺皆能歌。
这出戏不知起于何时，目前也仅见于闽南小梨园，其他省的地方剧种均未曾见。其来历也无从稽考。但据清初泉州安溪人李光地（1642-1718）的《古乐经传》，一书，中曾提到秦雪梅“少时见土戏于断机教子”，说明这出戏至迟在明末已经存在。梨园下南老戏还有“商辂”一出，似是这出戏的延续，但也不知出于何典，又小梨园与下南老戏是彼此不相干的两个戏种，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据闽南民间传说，秦雪梅係明代中前期秦太师小姐，妙龄时许配官家后裔，士人商霖，秦家要求商霖须取得功名后才得完婚。商霖得知雪梅才貌双全，想思成疾，渐至沉疴。雪梅遣婢爱玉探视，並服侍商霖，未几，商霖殒世，而爱玉已怀孕，生下商辂，雪梅乃请于其父，自愿入商家守望门寡。此后教子成名，商辂三元及第，为她立贞节牌坊。《雪梅教子》似是根据此传说整编而成。尽管其中内容是在突出“教子”，但对雪梅自愿入商门守寡和爱玉生商辂却都有明确的交待。下面是晋江小梨园剧团剧目工作组，据刘仕鑑、王文芳的口述材料，于1963年校订的关于《雪梅教子》剧本中，有关以上问题的几段唱词和唸曰：①[正旦（雪梅）唱]：“年少青春，青春守节，来在商门，扶助独强，独守孤帏，松柏青春。”[白]：“阮（我）自入商门守节，光阴似箭，转眼过了十余年是呢。”[唱]：“心坚如铁石，至死无差誓柏舟。”[白]“阮当初卜（要）来商门守节，也曾禀过我爹得知，我爹也有话说，说：子（儿），子（儿），你卜去商门守节也是，我也不敢强你，但恐放言移志，守节二字自古难得。我即当天立誓，只（此）去商门守节，若不坚，尸体不周全，阮尸体都不周全。”[唱]“松柏立天涯，立心所望，望卜流传阮名字，立心所望，望卜青史流传，添阮名字。”
这一段说明雪梅自愿入商门守寡，与民间传说合。另一段有：
[贴旦（爱玉）白]“辂兮过来，辂兮，你是谁生的”。
[生（商辂）白]：“阮婆（祖母）共（同）我说，说叫是母你生的。”[贴白]：“哼！禽兽，你那卜（若要）是阮生的，你娘来咱厝做乜（什么），你外公当朝宰相，今是欠伊食还是欠伊穿，你娘来咱厝做乜？那你娘来咱厝做乜？”[唱]：“伊不爱陶朱富贵，甘守清玉，甘守清玉，卜来守节义。”[白]：“辂兮，卜论你娘为夫守节，世间也都罕有。”
这一段说明商辂是婢爱玉所生，商辂祖母早已明对商辂说破，爱玉为维护雪梅身份和声誉，勉强再骗商辂，其实商辂和观众心中也都很明白。
这一段也与民间传说吻合。
那么，秦雪梅是否真有其人？
《明史》“商辂传”没有涉及商辂（1414-1487）的出身，“列女传”也没有秦雪梅其人，实际上终明一代的列女中，根本没有一个秦姓。《明史》係清雍正四年（1726）以张廷玉为总裁编订的，而“列传”、包括“列女传”也均係张廷玉编写的，如果秦雪梅果有其人其事———守望门寡而教子成名，张廷玉是决不可能不收入“列女传”的，因为商辂是明代唯一个三元及第、二度拜相主持内阁的大官，在明代以至历代的宰辅中颇有名气，如此重要的人物，如果真是其青年寡母严教才成名的，且有皇帝为她立贞节坊，本身又是太师小姐，张廷玉置若罔闻是说不通的。另外，查《明史》“列传”，在商辂之前至商辂时代的大官僚，姓秦的只有秦綋一人，而秦綋（1426-1505）是景秦二年（1451）的进士，年龄倒比商辂小12岁，中进士也比商辂迟6年，根本不可能是商辂的外祖父，至于他有没有姑辈，《明史》没有交待。
看来秦雪梅很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或者是从别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人物。流传于清代后期的小说《七世夫妻》（记包括秦雪梅与商霖在内的7对有名无实的夫妻，如孟姜女与范杞梁、王昭君与汉元帝、梁山伯与祝英台、郭华郎与王月英……等）所叙述的内容情节与闽南民间传说大致相同，很可能是出于同一源。作者有意识地创造一个严格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大家闺秀，她渴望得到人生真挚的爱情，又力图以守贞节、立牌坊、教子成名流芳千古来节制自己的矛盾人物，实际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不管怎样，秦雪梅的故事在闽南一带渊源流长，影响极大，其年青守节教子成名更是旧社会闽南地方宣扬推崇的典范。
不过《雪梅教子》一出，集中体现是在“教子”上，内容尚可借鉴，至于“十三月雪梅歌”一集，则集中宣扬其“守节”，请看其排头“引子”的一段““唱出只（此）歌分恁（你们）听，雪梅做人真端正，甘心为君守清节，人流传，好名声，请恁列位注意听，着（应该）学雪梅只路行，不倘（可）学人讨契兄（偷汉子），无翁（夫）婿，生子歹名声。
一望而知是在强调“守清节”，突出要求妇女必须遵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实在不可为训：
但是，必须指出雪梅青年守寡、教子成名一事，在闽南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农村，已经根深蒂固，都被当成是真人真事的历史事实而深信不疑。这在无形中增加了本属虚构故事的感染力，而揭开这个故事虚构性的正是陆容的《菽园杂记》。
在《菽园杂记》中，我们发现这样一段记载：
“商文毅公辂，父为府吏；生时，知府遥见吏舍有光，迹之，非火也。翌旦，问群吏家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异之，语其父云：‘此子必贵，宜善摆之。’后为举子，浙江乡试，礼部会试、廷试皆第一，景泰间仕至兵部侍郎兼春坊大学士，入内阁……。”
据此段，则商辂生时，其父尚健在，由此可证，秦雪梅並没有守望门寡，即商辂非遗腹子。又商辂之父，即传说中的商霖，也显然不是官家后裔，而是府吏，由此可以推知，秦雪梅必非太师小姐，因门户不相当。陆容仅小商辂22岁，属同时代人，所载当是实在可靠，这段记载澄清闽南一带300多年来对秦雪梅和商辂其人其事的误传。证明至迟是明代后期人的伪造。一当然，我们不能就因此否定《雪梅教子》这出戏的主题的教育意义。即戏中插曲所引用的典故，如《啟公婆》②中的“痴媳妇，再（那里）学得三迁孟母。”《听见闺房》②中的“机头断，费了前功。”《孙不肖》②中的“玉不琢、不成器”。等仍可借鉴。况且戏归戏，史实归史实，戏不能要求都要依照历史事实。我们写这段是希望借陆容的记载，冲淡削弱长期笼罩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封建伦理和道德观念，证明它是后人的创造，不是历史事实。並无否定《雪梅教子》这出戏的意思。
二、妈祖宜称天妃还是天后
福建莆田湄州妈祖，据考证，确有其人，姓林是大家公认，名默，则尚有异议。其生卒年代———960-987———也未确证。这里要议的是根据《菽园杂记》的说法，其封号应如何选择才算正确。
据诸家考证③④妈祖生时是巫女，传说她能御席渡海，甚至能驾云遨游海岛，且能予测天气，予告出海的吉凶，于是被时人称为“神女”或“龙女”。又传说她殁后常显灵于海上，援助渔民，海商，于是被誉为“海上女神”，简称“海神”。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首封为“灵惠妃。”“助顺显卫英烈嘉应协正慈济善庆妃。”南宋资料中又称“圣妃”（如《圣妃灵著录》）。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首次封“天妃”。明太祖洪武中又改封“圣妃”。但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又称“天妃”。《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版画卷》存有郑和下西洋船队图象———《天妃经》卷首插图。据称，图刻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是跟郑和下西洋的僧人胜慧在临终前命其弟子刻印的，声称刻印的目的是“彰扬海神天妃佑护下西洋的功德，並祈求保佑新的远航平安顺利。⑤又郑和在江苏太仓所立的《通番事迹之记》碑中也有“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可见明成祖时妈祖仍称“天妃”清康熙22年（1683）仍封“普济天妃。”次年（1684）由于靖海侯施琅率兵攻灭台湾郑氏政权，奏请于康熙，乃晋封“天后”。
从上面妈祖的封号来看，自北宋始至清康熙22年多次封妃（至少5次以上），而以“天妃”延续最长，封号最多次，所以至今全国尚存许多天妃宫。这显然是天妃的“官阶”比其它的“妃”为高的缘故。至于“天后”，是康熙，也是她最后的一次封号。由于“后”又比“妃”高一级，所以近世一些地方，为提高马祖的身份，都相继改称“天后”。泉州天后宫，直至解放初市人仍称天妃宫，天后宫也是近年才改的。
然而笔者以为改称天后，不如仍称天妃合理。
按古代体例，妇女为神，一般称“神女”，前面说过，妈祖就称过神女，（又如“汉江神女”），或称“夫人”，（如陈靖姑封“奇仕夫人”）。或称“圣母”，（清代也曾称妈祖为“天上圣母”）。何以马祖历代更多都封她称她为“妃”？《菽园杂记》有一段记载：
“天妃之名，其来久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为妃。然则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时，莆田林氏女有灵于江海，人称‘天妃’，此正犹称岐伯、张道陵为‘天师’，极其尊崇之辞耳。或云：水阴类，故凡水神，皆塑妇人像，而拟以名人，如湘江以舜妃鼓堆以尧后，盖世俗不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象求之，而谬为此也。”
这里陆容捞出“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为妃”是水神称“妃”的来历。实际直至现在，世人仍常呼“皇天后土，”特别遇到不幸的事，如南宋岳飞，在秦桧诬其谋反而逮捕他时，他就呼“皇天后土，可表此心”。⑥旧时俗家坟墓前侧常立一小墓堆，竖碑曰：“后土”，以作为土地神的标志。又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水神，确也称“妃”，如湘江水神称“湘妃”，（即陆容所说的“舜妃”），洛水水神称“宓妃”或“灵妃”，可见陆容所说是有根据的。陆容还认为“天妃”是人们对水神的一种“极其尊崇之辞”，犹如人们对岐伯和张道陵称“天师”一样，而妈祖之所以被称为“天妃”，则是她“有灵于江海中”，又认为水属阴类，故水神皆塑妇人像，笔者同意此论，特别是把天妃看成是水神的最高称号。说明妈祖称天妃不仅是皇帝的特封，而且也是人民自觉地尊崇她作为忠于人民至高无上的保护水神。而这个“帝封”号或“人称”号的核心是“以水为妃”，即妃号是来源于水。所以笔者以为天后固然在官阶上比天妃高一级，但却失去了水神的本质意义。康熙晋封马祖为天后，显然只是从官阶上考虑而未虑及水与妃的关係，这就涉及对康熙这个封号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一些地方，特别是泉州，采取的态度是弃本质而取官阶，笔者以为这是不妥的，实际上同样是这个康熙，他在南巡至杭州时，对西湖十景的名称也曾做过删改，如改“两峰插云”为“双峰插云”改“麯院风荷”为“曲院风荷”，改“雷峰夕照”为“雷峰西照”，改“南屏晚钟”为“南屏晓钟”。但人们是否因他是皇帝就得不分是非曲直，一味盲从遵旨，无原则的照搬了呢？事实并不如此，人们只取他前二个，即改“两”为“双”，改“麯”为“曲”，对后二个则不买他的账，依然称“雷峰夕照”、“南屏晚钟”。前二个确实改得合理。实际前二个确实改得合理，音节上也较原称和谐。而后二个则显然不如原称自然朴实。可见人们是以合理实在为取舍原则，而不是以皇帝的旨意为转移的。
还有，如果不顾其现实本质，一定要在官阶上做文章，那么唐高宗乾封元年（666）、过被道教尊为教主的李老君庙时，也曾加封李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太上老君都必须改为唐玄宗开元29年（741）还曾下令南京诸州建立玄元皇帝庙，如果定要以皇帝的封号为准则，那么自公元666年起，太上老君都必须改为太上玄元皇帝，而全国各地的老君庙，老君道观也都应改为“玄元皇帝庙”“玄元皇帝观”，泉州的老君岩，自然也须相应地改为“玄元皇帝岩”或“皇帝岩”了。然而实际又並非如此，世人，特别是道教，仍宁愿称李老君为太上老君，而不愿照唐高宗、唐玄宗的封号去称他为玄元皇帝。原因恐怕就是如此一旦尊称反倒失去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本质意义。所以妈祖最好也归还她作为最高水神的称号———天妃。
三、南宋与金国议和的罪魁是宋高宗还是秦桧,由于议和实际是屈膝投降，只要看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议和成，宋称臣割地赔款，岁奉银绢与金国。便可证明，所以这个问题实际是在追究投降派的主犯是谁的问题。
这个问题学术界並无多大讨论，但传统观念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就一直一口咬定罪魁是秦桧。至陆容才提出另一个新观点。
北宋自靖康二年（1127）覆灭，徽、钦二帝被虏北上，赵构南渡临安，建立南宋政权。自他即位起，就一直存在主和和主战二大派的斗争。先前有黄潜善、汪伯彦和李纲、宗泽之争，至秦桧执政，乃全面推进议和，故《宋史》认为：“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盖桧在金廷首倡和议，故挞懒纵之使之也。”（《宋史》“秦桧传”）。这里的“朝廷数遣使”实际就是派使臣与金议和，是高宗早存议和之心，且已见之于行动。但《宋史》以“且守且和”隐约其辞，而把议和的主要责任推给秦桧，说是“实自桧始”。这很容易引起后人的误解。《菽园杂记》对此有一段议论：
“宋与金人和议，天下后世，专罪秦桧，予尝观之，桧之罪固无所逃，而推原其本，实由高宗怀苟安自全之心，无雪耻复讐之志，桧之奸有以窥之，故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耳。使高宗能如勾践卧薪尝胆，必以复讐雪耻为心，则中原常在梦寐，其于临安偏隅，盖不能一朝居矣。恢复之计，将日不暇作，而何以风景为哉！今杭之聚景、王津等园，云皆始于绍兴间，而孝宗遂以为致养之地。近游报恩寺，后山顶有平旷处，云是高宗快活台遗址。又如西湖吃宋五嫂鱼羹之类，则当时以天下为乐，而君父之讐置之度外矣，和议之罪，岂独归之桧哉！”
陆容此论是公正有道理的，从封建等级制度的常理说，姑莫论赵构是否懦夫无能，就算他是昏君傀儡，他也是一国之君，是皇帝，在封建社会掌有对国家命运何去何从的最高权力，俗语说：“军兵杀人，罪归主将”，他也难逃对议和负有主要责任。———不过我们还应该以史实说话，才能以理服人。
陆容认为，南宋与金议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宋高宗“怀苟安自全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他提出此论的二大论点是（1），假使高宗能如春秋时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立志要复仇雪耻，那么恢复中原那怕是在梦寐之中也不会忘却，那里还有闲心偏安于临安，就连一日恐怕也呆不下去。（2）如果高宗以恢复中原为大志，那么策谋恢复的事情必定使他“日不暇给”，那里还有心情出去游山玩水，逛览风光？陆容接着指出，当时杭州的聚景园、玉津园等风景胜地都是高宗绍兴年间创建的，而为孝宗等子孙后代所继承作休养地，特别指出报恩寺后山顶还存有高宗的快活台，和高宗还有兴致到西湖吃宋五嫂的鱼羹。他由此推出高宗当时已经“以天下为乐”，而把“君父之仇置之于度外”。所以不能把议和的罪过统统推给秦桧。
至于秦桧，陆容认为他固然也难逃罪责，但他是窥知高宗有议和之意，才逢迎高宗的意图，以邀恩宠，虽是奸诈，却是从犯。
顺便提一下，陆容文中所提到的风景点，在南宋吴自牧著的《梦梁录》中，几乎都可找到：据《梦梁录》记载：聚景园在杭州显应观西斋堂观南，孝宗、光宗、宁宗都常去游览。玉津园在嘉会门外南四里，高宗绍兴四年，金国派使臣来宋贺高宗天都圣节，高宗曾“宴射其中”，后孝宗也赏去临幸游玩。报恩寺载于“城内外寺院”，有吴越钱王所造铁塔。宋五嫂鱼羹铺在钱塘门外，是当时“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之一。可见陆容所举皆有根据。
又陆容得出这个异于传统观念的结论是在“予赏观之”之后，那么他又是“观之于何处”？当然我们不可能尽知他取材之处，但至少《宋史》是一个主要证据，《宋史?奸臣传》“秦桧传”，有这么一段：
“绍兴八年（1138）五月，全遣乌陵、思谋等来议和与王伦偕至。六月，思谋等入见（帝），帝愀然謂宰相（秦桧）曰：先帝梓宫果有还朝，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此所以不惮屈已冀和议之速也。桧曰：屈已议和，此人子之孝也，见主卑屈，怀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
十月，宰执入见，桧独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议和，乞颛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帝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臣预。（赵）鼎力求去，位以少傅出知绍兴府”。
仅此一段，君臣在屈膝求和上一唱一拍，但主从很分明，高宗托言思早日见太后而“不惮屈已冀和议之速”，秦桧则以屈已议和是“人子之孝”，见主卑屈，怀愤不平是“人臣之忠”附和勉励。高宗以“朕独委卿”，把议和大计独付秦桧策划，秦桧则欲擒故纵，故意以“恐未便”、“恐别有未便”以激固高宗议和之志。又力劝高宗“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以便力排众议，独揽议和大权。但最后还是高宗拍板。绍兴十年（1140）议和成立之前，礼部冯时行召对，言议和不可信，至“引汉高祖分羹为谕”，高宗即以“朕不忍闻颦蹙而起。”（“秦桧传”）桧即刻“谪时行知万州”。又金国使臣来宋，要求所过州县俱“迎以臣礼”，至临安，又“欲帝待以客礼”。韩世忠大愤，凡四上疏力谏，且言“兵势重处，愿以身当之”，又说：“金诏喻江南为名是”暗致陛下归顺之义，此主辱臣死之时，愿效死战以决胜败，如其不克，委曲从之未晚”（“秦桧传”），高宗“一不许”、“再不许”。于是“中朝贤士，相继而去。”如此等等，都说明议和的主意确实出于高宗，秦桧是其得力的助手和主要帮凶。
其实早在绍兴三年（1133）秦桧执政之前高宗就已正式派使臣与金国议和，可见高宗议和的主意是早就定了的。不过是由于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和金国的猖獗，才逼使他采取“且守且和”的策略。
但说秦桧只是“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才主张议和，笔者则以为不尽然，照上面《宋史》的记载，确实多少含有此意。但纵观秦桧整个主和的历史过程，其主和的意向，並非他任宰辅之后，窥见高宗有议和之意才“逢迎其君”的。而是他自从行金国之时就已立下此意，他之所以能从金太宗之弟挞懒身边带家眷仆婢回归南宋，正是如前面所提到的“盖桧在金廷首倡和议，故挞懒纵之，使之也”。回归宋廷时，高宗召见，先一日，帝命见宰执，桧首言“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又“首奏所草与挞懒求和书”（“秦桧传”）。所以实际他是金国安插入宋廷的内奸。议和是金国当时的最低要求。
又绍兴二年（1132），他向高宗再陈二策，坚持以淮河以北割给金国，中原地区归让刘豫，南宋只辖淮南。说明议和是秦桧的一贯主张，未见得是他回宋廷窥见高宗有议和之意才逢迎其君。
总之，就议和本身说，可以说高宗和秦桧是不谋而合，没有谁蛊惑谁的问题，但从责任上说，高宗应负主要责任，而秦桧则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甚至还应负参与决策的责任。所以陆容说他“罪固无所逃”也是正确的。
至于何以“天下后世，专罪秦桧”，这也不是没有来由的。秦桧在兜售议和的过程中，耍尽阴谋诡计，卑痞毒辣的手段，他先后为议和而逐赵鼎、竄张浚，特别以“莫项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就已使天下后世愤不能平。为进一步揭露他何以为后人所责怪，要他承担主要责任，我们摘录《宋史》“高宗纪”和“秦桧传”中几则记载，以为佐证，据以上二个“纪”、“传”记载，反对议和的大小官员有名有姓的就有32名（不计赵鼎、张浚、韩世忠和岳飞）。其中殿中侍御史黄龟年是最早（绍兴三年）劾秦桧主议和的，但最后的结果是被司谏“希桧意，劾龟年附丽匪人，晋绅不齿，落职本贯居住。”
兵部尚书枢密副使王庶以“抵议和，乞诛金使，与桧尤不合，桧尤恨庶”，于是“以故出之”。
枢密院编修胡铨上疏“请斩桧与王伦以谢天下”。引起“上下汹汹，”桧“谬为解救，卒械送铨，贬昭州”。陈刚中以小书信贺铨，桧大怒，“送刚中吏部，差知赣州安远县，当时安远地恶瘴深，谚语有“龙南安远，一去不转”的说法，意思是去安远必死无疑，刚中果然死于安远。
冯时行因召对时说“和议不可信”被秦桧谪知万州“寻亦抵罪。”
礼部侍郎张九成不附议和，“桧诱之曰：且成桧此事，九成曰：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以苟安耳，桧曰：入朝须优游委曲”九成拒绝。秦桧“甚恶之”，把九成谪导邵州，不久，又恐九成议论他什么，令司谏詹大方论九成与宗杲“谤讪朝政谪居南安军。”
大臣曾开入见秦桧，对秦桧说：“今日当论存亡，不当论安危。”秦桧惊愕，立即把曾开逐出。
秘书省正宗汪应臣，樊光远，沣州推官韩 ，临安府司户参军毛叔庆皆认为金人叵测，秦桧———加以黜责，而把韩 贬循州。
仅从以上几条事例，就可见秦桧对反对议和者所采用的手段：或诬其“附丽匪人”而“以故出之”。或先“谬为解救”而“卒械送”或“先诱之”，不成则“谪之”或先“谪之”后“抵罪”。或“逐出之”、或“黜责”而又贬之。中书舍人勾龙如渊附和秦桧，把一切反对议和的言论都诬为“邪说”，抗言于秦桧，说“邪说横起，胡不择台官击之去”？桧遂“奏如渊为御史中丞”。如此种种，道地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极尽奸滑之能事。这就是“天下后世，专罪秦桧”的一大原因。
绍兴十年（1140），金国果然单方面撕毁盟约。分兵四路入侵南宋。兀术入东京，葛王褎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撤离喝取永兴军。河南诸郡相继沦陷、宋高宗此刻才“大怪，下诏罪状兀术”。议和之说至此已经撤底破产，反议和派的忠言也已完全实现。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主战派奋起抗击，当时的战况是：张俊克毫州、魏胜克海州，岳飞克郾城，且“几获兀术”。张浚战胜于长安，韩世忠胜于泇口镇。诸将所向皆奏捷。高宗此时若有恢复中原之志，理应鼓励诸将乘胜追击，然而这个置国仇家恨于度外，力主议和的昏君，却一任秦桧倒行逆施，在秦桧力主班师的全力鼓动下，“九月，诏岳飞还行在（杨）沂中还镇江，（刘）光世还池州，（刘）锜还太平。”致岳飞闻诏“旗靡辙乱”，而岳飞则“口呿不能合”。于是淮河一带、宁州、蔡州、郑州“复为金人所有”。而秦桧则“以明堂恩封莘国公”。这二个议和头子在投降路线上再一次一唱一拍，弹冠相庆。
这还不够，请再看下一段：
绍兴十一年（1141）兀术再次大举入侵，先取寿春，次入庐州。诸将邵隆、王德、关师古连战皆捷，杨沂中战拓，又破之。此时的秦桧再一次倒行逆施，忽然传谕给杨沂中及张浚，令其迅速班师。致韩世忠闻讯“止濠州不进”，刘锜闻讯“弃寿春而归”，而从此，诸将皆不再出兵。秦桧却还嫌不足，认为诸将抗战终归是议和的障碍，于是下决心“尽收诸将兵权”，密奏高宗，召韩进忠、张俊岳飞：大将回朝，名为“论功行赏”，实是缴回他们的兵权。这是最阴险的一招。同年十月，秦桧立即“兴岳飞狱”，十二月杀岳飞于风波亭。“秦桧传”对秦桧何以必欲杀岳飞，只有短短的这么几句：“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但已足说明他的毒辣。
很清楚，秦桧这个一味屈膝求和，卖国求荣的奸臣，不论主战派如何舍生忘死，取得何等辉煌的大好形势，他都非把它葬送不可。这又是“天下后世专罪秦桧”的另一重要原因。———当然，实际上如果没有高宗这个总后的支持，秦桧是不可能有如此肆无忌惮欲所欲为的，还必须指出，历史正告我们，假使没有主战派给兀术一再重创，兀术是不可能让步签订和约的，南宋也必亡无疑。尔时，高宗、秦桧就连屈膝求和“行屈已之礼”的本钱都没有！
陆容此论影响到四、五十年后，文徽明（1470-1559）对杀害岳飞的元凶也提出异议。文徽明于嘉靖九年十二月二日，（1530年12月21日）写了一首《满江红》，全文如下：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此词后人刻之于石碑，立于杭州西湖岳王庙，至今犹存。
文徽明明确指出杀岳飞的元凶是高宗，不是领略高宗的意图秦桧，秦桧也只是领略高宗的意图，而高宗所以要议和，并不是“不念中原蹙”，“不惜徽钦辱”，而是怕“徽钦既还，此身何属”，也就是保皇帝位的问题。因此他宁愿屈膝求和，反“怕中原复”。此说更进一步揭露高宗“无复仇雪耻之志”和“置君父仇于度外。”也一反历来的传统看法，即专罪秦桧。对文徽明此论，我们将另文专题讨论。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郑国权主编：《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二卷“梨园戏?小梨园剧园”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2]《改良御前清曲》.厦门:厦门会文书社印行,民国十八年（1929）.
[3]朱天顺.《妈祖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宋代的传播》.《厦门大学学报》1986，第2期.
[4]吴幼雄、黄伟民、陈桂炳主编:《泉州史迹研究》第九章“天后宫”.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
[5]金秋鹏.《迄今发现最早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象资料-〈天妃宫〉卷首插图》。《中国科学技术史料》第21卷，第1期2000，北京.
[6]《宋史》“列传”第124“岳飞传”.《二十五史》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园面”、卷十三“铺席”,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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