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上谕二份

 

  【原文】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上谕: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译文】
  皇上谕旨:朕蒙受上天的爱护和保佑,受圣祖皇帝付托重任,而登上皇位。自登基以来,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谨慎地追求把国家治理好。虽然不敢自比古代的圣明君王,但爱护和抚育百姓的心思,没有一刻不牢记于梦寐之中,没有一件事不竭力求其处理得周详,抚育百姓下尽诚心,好像保护婴儿一样。不惜劳苦自己一人的身体,以使全国百姓得到安宁;不惜用尽最大的心思,以安慰全国百姓的心愿;务必使每个百姓都受到恩惠待遇,不使一个人流离失所。每天一直到深夜还在勤劳,往往顾不上吃饭睡觉。以为天下的百姓大概可以知道朕的心意,想到朕的劳累,体谅朕的辛苦,而各安生业,共同诚恳做事,使人心慢慢走向善良,社会风气达到淳厚。这样朕个人虽然至劳至苦,而心中却可以得到很大安慰了。谁知有逆贼曾静,派他的门徒张熙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劝他起来造反。书信中对朕大加诬陷诽谤,而对我朝更是荒谬攻击猖狂到极点。朝廷内的臣子见到这书信的,没有不疾首痛心,感觉对逆贼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像这种毫无根据的事,即使朕在做梦时也没出现过这种幻境,所以逆贼的攻击,实在和狗吠狼嗥一样,不值得一驳!但后来又仔细想了一下,逆贼所说的话,朕如果稍微有一点亏心事在其中,则应当回护隐忍下去,暗中平息这事。而今逆贼说的全是无影无据的话,强加到朕头上,而朕自以为本心可以无愧于天,可以无愧于皇父,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把事实告诉普天下的亿万臣民。而逆贼所以敢于肆意诽谤的,必然有更大的奸佞之徒,暗地在捏造谣言,摇动广大百姓的心思,盅惑人。如果不把他们的无耻谣言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么他们不是会更加猖狂地公开造谣吗?比如叛逆书信里强加于朕谋杀皇父的罪名。朕幼年时便蒙受皇父的慈爱教育,四十多年来,一直顺应皇父心意而承欢膝下,竭力诚恳恭敬,多次受到皇父赞扬,在诸兄弟中间独认为朕最诚实孝顺,这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都共知的。
  【原文】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
  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译文】
  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的前几天,朕奉皇父的旨意,代替皇父到南郊行祭天之礼。那时皇父健康欠佳,静养病症于畅春园内。朕请求到身边侍候,皇父以为南郊祭天典礼十分重要,应当到斋宫里进行斋戒,朕因此遵命住入斋宫戒斋。到十三日那天皇父派人到斋宫通知要召见朕。朕未到畅春园之前,皇父已经命令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人来到御床前面,告诉他们说:“皇四子人品贵重,非常相似朕躬,一定能担负起统治国家的重担,现在让其继承皇帝之位。”
  当时,只有恒亲王允祺因为冬至,命令其去东陵祭祖,没有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都在寝宫外边守候。等到朕急驰来到问安以后,皇父告诉病症日益加重的原因,朕含泪劝慰。这天夜里戌时,皇父驾崩。朕哀恸号呼,真是痛不欲生,隆科多便宣布皇父遗诏。朕听说之后,惊恐恸哭,昏仆在地。诚亲王等向朕叩头,劝朕节哀。朕才强打起精神办理大事。这是当日的情形,朕的各位兄弟和宫女太监,以及当时在宫中行走的大小臣子侍从,都亲眼见到这事。在朕的兄弟当中,像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猪、狗的意思。这里指康熙的第八子允和第九子允,他们因与雍正争夺皇位失败,被雍正禁锢,并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译者注)等久怀奸谋,妄图谋取皇储地位。当朕被授命继承皇位时,他们如果不是亲自闻见皇父把皇位传给朕的遗诏,怎肯服服帖帖,一句话不讲,拜伏于地向朕称臣呢?而逆贼忽然加给朕以谋死皇父篡夺帝位的罪名,这真是朕在梦寐之中,也想不到会有人如此诽谤造谣的。又如逆书上给朕加上逼死母亲的罪名。母后圣性是非常仁厚慈祥的,这一点在整个皇宫内,无论老幼,都是深知的。朕受母后抚养的深恩,四十年来努力尽孝,深受母后的欢心,说朕能做到诚心孝顺。而宫中各位母妃,也都羡慕母后有个这么孝顺的儿子,都为母后称贺,这是现在皇宫中的人所共知的。到了皇父驾崩升天的时候,母后哀痛到极点,决心随皇父殉葬,不吃不喝。朕叩头痛哭,上奏母后说:“皇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儿,如今圣母又决心从死,使臣儿更没有任何依靠了,怎样对得起天下臣民?也只好以身随着皇父皇母于地下了。”
  再四哀求,母后才放弃寻死念头,勉强进了点饮食。自此以后,每夜五更,朕必定要亲自到昭仁殿,详细询问值班太监,得知母后一夜安睡,才回到守灵的地方。
  【原文】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
  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魇,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此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
  【译文】
  朕登基称帝以后,凡办理朝政大事,每天必定要把情况奏明母后,母后说不打算参予政事。朕奏说:“臣儿初登皇位,对于政务还不够熟练。现在所以要奏闻母后,是因怕办理得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得到母后教诲;如果办理得妥当,也可以使母亲得到放心开怀,这并不是要母后干预政事。”
  以后朕每奏事的时候,母后都十分高兴,以为皇父付托的人很妥当,所以有“不枉生你一场,要努力干下去不可松怠”
  的话。母后平素就有个痰病,又因为皇父丧事,心中悲痛不能释怀,便于癸卯年五月旧病复发。朕亲自侍奉汤药,希望能够病好起来,不料却一天比一天加重而至病危逝世。朕平常便有怕热的老病,这时哀痛哭号,几次昏倒于地。几个月以内,连遇二次大丧,内脏受到严重伤害,几乎支持不下来。这是宫廷内的人都知道的。朕于皇父和母后的大丧期中,素衣素食,三十三个月如一日。除了祭祀大典和处理政事以外,所住的地方不过房屋五间,不听音乐,不作游览,谨守居丧三年的礼制。这也是内外臣子和侍从们所共知的事。至于朕在现在宫中的各位母妃的跟前,没有不尽礼敬养,诸母妃也十分感谢朕对她们的厚待。岂有母后生下我来,而朕仰望敬爱的心思,能有一刻松懈的吗?逆贼强加给朕以逼害母后的罪名,这更是朕在睡梦中也难想到,竟会有人诬谤到这种地步的。又如逆书中强加给朕以谋杀兄长的罪名。当年大阿哥非常残暴专横,暗中进行镇魇的邪术,梦想夺取储君的位子;二阿哥则昏乱丧失道德。父王从国家社稷的安定考虑,把他们二人禁锢起来。同时父王还写了朱笔谕旨说:“朕如果去世,这二人断不可留下。”
  这个召集诸王大臣们集会公布的谕旨,现在还存在于宗人府内。
  【原文】
  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
  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护守咸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
  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伊见黄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恸。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允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狂悖糊涂,允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
  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其事不可枚举。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译文】
  朕即位后,因怀念同胞手足之情,心中实不忍按父王谕旨办。只是因为几个兄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结党营私,往往借端生事,煽动扰乱人心。所以朕想把这些人慢慢地开导,消除他们的错误野心,安静地守法过日子。那时,二阿哥也就可以从禁锢中释放出来,并给以丰厚的俸禄,作为朕的世外兄弟,这是朕的一贯志愿。所以几年以来,常常派人去送给他饮食衣服等用品,并都不让告诉他是皇上御赐,为的是不想让他们行君臣之礼。二阿哥常问送东西的太监,说:“这是皇上颁赐的吗?如果是,我应当行君臣之礼,跪拜谢恩。”
  而太监们总是遵照朕的旨意,不告诉他这些物品的来源。到雍正二年冬天,二阿哥生病,朕命令护卫咸安宫的大臣等,到太医院选择技术高明的医生数名,听从二阿哥从中选择,给他看病。二阿哥平常懂得一些医理,便自己和医生商量决定药方。等到病势逐渐加重以后,朕派大臣前往探病。二阿哥感谢朕的深恩,曾哭泣流涕地称谢说:“我本是有罪的人,能够获得善终,这都是皇上保全的恩惠。”
  又对他的儿子弘说:“我受到皇上深恩,今生无法报答,你应当竭力尽心,继续完成我这个没有尽到的志愿。”
  等到二阿哥病更加危险沉重的时候,朕命令用仪仗护卫他移居于五龙亭。他见了天子专用的黄轿,感激朕的恩德,用手加在额上,口中念着佛号。以上情况,咸安宫里的宫女、太监共一百多人,都是亲眼看见过的。到了他病故以后,又追封为亲王,一切礼仪都提高规格,并且朕还亲自前往哭吊祭祀,以抒发朕心中的悲痛。其丧葬费用,准许动用国库,一切务必丰厚,命令大臣等尽心去办理丧事。又封赐他两个儿子为王公的爵位,赐赏也特别丰厚。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兄之名,这真是朕在睡梦之中也不会想到有人这样地诽谤到这种地步的。又如逆贼加朕以屠杀兄弟的罪名。当时阿其那因为二阿哥犯罪而被废黜,便产生了非分之想,暗中包藏祸心,和塞思黑、允、允结成死党。而阿其那尤其阴险诡诈,实在是个罪魁祸首;塞思黑则是个狡猾奸顽的人,也和阿其那差不多。允狂悖糊涂,允卑鄙可恶,都受到他们的笼络,遂结成一团牢不可开。于是他们结交匪人,蛊惑人心,而希望冒险一番或能侥幸成功的小人,便都乐意被他们使用,私下里互相吹捧谋夺皇位,竟然完全忘掉君臣大义,以致父王忧愤震怒,时常被气得病倒。父王曾痛切地责备阿其那,有“父子之情已经断绝”的话。其他非常忿恨和激烈的话,都是臣下所不忍听闻的。
  朕以父王年岁已高,心怀忧结不畅,千方百计从中调停解释,用来宽慰父王圣心,这种事例多得不能一一枚举。等到父王驾崩那天,朕正在悲痛的时候,塞思黑突然来到朕的跟前,大刺刺地伸长着腿坐在对面,态度十分傲慢无礼。他的内心想些什么真无法测度。如果不是朕镇定忍耐,必然会引起事端。朕即位以后,把他们的一切罪行都加以宽大不究,时时教训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又特别加恩把阿其那晋封为亲王,让他辅政,加以重用。因为他们平常本来以阿其那为核心,如果阿其那真有改悔之心,则其小集团自然就解散了。岂料阿其那叛逆的心十分坚定,以为没有达到他平日梦想当皇帝的目的,心中的怨恨更深。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以前的一些作为,以及得罪于父王的地方,是决不会赦免的道理。因而便运用狠毒残忍的心,肆意猖狂横行,扰乱国政,颠倒国纪朝纲。甚至在朝廷之上群臣面前,诅咒谩骂朕以及国家社稷。这是朝内群臣所共同亲见的事,没有人不对这种犯上的狂徒气愤不已。
  【原文】
  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在外寄书允,公然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语。又与伊子巧编格式,别造字样,传递京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诡计阴谋,甚于敌国奸细。有奸民令狐士仪,投书伊处,皆反叛之语,而伊为之隐藏。其他不法之处甚多,不可胜数。允赋性狂愚,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听其指使。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致触圣怒,欲手刃允。此时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启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
  伊在军前,贪婪淫纵,恶迹种种。及朕即位,降旨将伊唤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礼犯分,朕悉皆曲宥,仍令奉祀景陵。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伊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允见书,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即此,则其悖乱之心,何尝改悔耶!允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其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师,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伊至张家口外,托病不行,而私自禳祷,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怨望慢亵,经绪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朕俱曲加宽宥,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必不安静奉法,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伊在禁锢之所竟敢为镇魇之事,经伊跟随太监举出,及加审讯,鉴鉴可据。允亦俯首自认,不能更辩一词。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镇魇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朕再四踌躇,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
  【译文】
  从前朕派遣塞思黑往大同办事,原打算是拆散他们的小集团,不让他们聚在一起,也许可以使他们改过自新。谁知道他坚持作恶,不肯改悔,照常悖逆扰乱。在外边寄书信给允,公然在信里d机会已失,悔之无及”
  等话。又和他的儿子巧编了一些暗语,或造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字样,传递京中的信息,并把这情报缝到骡夫的衣服和袜子夹层里。诡计阴谋,比敌国的奸细更狠。有个奸民名叫令狐士仪,投书信到他那里,内容都是鼓动反叛的语言,而他却对令狐士仪进行包庇隐藏。其他还有很多不法的地方,举不胜举。允本性狂妄而愚昧,和阿其那关系尤其密切,一切听阿其那指挥。当年因为阿其那谋夺东宫的案件,父王准备处治阿其那的罪行。允和塞思黑在父王面前为他辩护,以致触怒父王,打算亲自拔刀杀死允。这时被恒亲王允祺抱住劝说,才平息下来。因为父王年龄已高,知道允愚昧而忤逆的个性,如留在京师,一定要肇起祸端,后来因为西方边境战事,才特派他前往军营出力,用以疏远他。他在军队里贪婪淫纵,作了很多坏事。到朕即皇帝位以后,才下了谕旨,把他召回京师。他在朕的面前,仍然十分放肆傲慢,违犯礼仪和名分,朕都一一宽大不究,仍然派他奉祀景陵。竟然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信到他家的院子里,内容有很多大逆不道的话,竟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的母亲为太后。允见了这书信,把其中大逆不道的话剪裁下来收藏,向管理这案的总兵官说:“这不算大事,可以酌情完结案子。”
  从这一点来看,他悖乱的心思,何尝有一点改悔的意思呢?允既无知又无耻,昏庸贪劣。因为他依附于奸党,不便留他在京师,所以让送他到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居住。他到张家口外,便托病不行,而暗中禳祷诅咒,接连在告文中书写雍正新君名字焚化,表现了他的怨恨和亵渎于朕。经诸王公大臣发现,以犯大不敬罪上本参奏他,朕都加以宽容原谅。但想如果让他在外随意游荡,一定不能安分守法,所以才把他禁锢起来,以保护他不再生出是非。
  他在禁锢的地方,仍然不安分,竟敢用镇魇的邪术害人。经跟随他的太监发现检举,便加以审问,证据确凿,允也低头承认了这事,无法作一句辩解。以前诸位王公大臣共列举了阿其那大罪四十条,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条,允大罪十四条,又特别参奏允搞镇魇的事,恳求把他们立正典刑,以彰明国法。朕心中再四踌躇,确实有些不忍用刑。因而暂时把阿其那拘禁起来,又下谕旨给各省总督、巡抚,让他们对处理发表意见,等他们回奏以后,再作最后决定。同时仍派了太监数人,供阿其那使唤,一切饮食用物,听凭他随便索要。不料这时阿其那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去。塞思黑从西宁移到保定,交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也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像皇父那样非常圣明非常仁慈的君主,尚且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人,那么他们犯了不忠不孝的大罪,还怎么能逃掉上天的惩罚!
  【原文】
  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现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竟,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位,实无丝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缵承列祖皇考基业,负荷甚重,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何必咨询内外诸臣,众意佥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殁乎?至允、允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予定。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朕之兄弟多人,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于秉性聪明,稍有胆识者,则百计笼络,使之入其匪党,而于愚懦无能者,则恐吓引诱,使之依附声势,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堕其术中。即朕即位以后,而怀藏异心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问。朕之素志,本欲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义,而宫廷之内,得朕兄弟之情,则朕全无缺陷,岂非至愿。无如伊等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不能遂朕之初念。此朕之大不幸,天下臣庶,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朕不辩亦不受也。
  【译文】
  朕在藩邸时,光明正大,正直无私,诸位兄弟的才能和见识,实在不如朕。他们待朕都恭敬尽礼,并没有一句话争论,也没有一件事猜疑,满洲的臣下和侍从和诸王属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朕今天登上皇帝之位,实在没有一丝一毫芥蒂存在心里,而对他们做出报怨泄愤的行为。但是朕既然承袭了列位皇祖留下的基业,担子是很重的,其中有关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而受到人心和世道深为担忧的事,朕如果为了避免自己的嫌疑,存在着一点小不忍的私心,那么反而使朕大大得罪于列位皇祖在天之灵了。古人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假如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不死,将来也未必不明正典刑,但是二人之死确实是受了阴司惩罚,这是很多人亲眼见到的,朕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执行诛杀。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本来便不怕杀了他二人被别人说闲话。如果朕心中存有不敢公开杀他们的心思,那么在拘禁他们的几年里,或暗用毒药,或派人伤害,随时随地都可以害他们性命,何必发旨征求内外大臣们的意见呢?大家意见一致认为该杀,而朕内心仍然迟疑不决,仍使他们得以保全头颅落个全尸而死!至于允、允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则要看他们本人的表现,朕也无法预定,而这二人目前还活着。朕的兄弟很多,当阿其那等结党营私时,对于头脑聪明,稍有胆识的,便千方百计地去笼络,使他加入他们的匪党;对于懦弱无能的,则采用恐吓和引诱的方法,使他去依附他们,以壮大声势。因此诸位兄弟大都受到他们的迷惑而不省悟,落入他们的圈套。即使在朕即位以后,而心中包藏着叛逆之心的,还不止一二人,朕对这些都置之不问。朕的一贯志愿,是希望化导他们顽固思想,一同归于善美。使朝廷里面,共同谨守君臣的道义,而在宫廷里面,使朕得享兄弟之情,那么朕就不会感到有什么缺陷了。这难道不是朕最大的愿望吗?无奈他们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和皇父,以致自己加速自己受到鬼神的惩罚,不能顺遂朕当初的心愿,这是朕的一大不幸。天下的臣子百姓,一定要谅解朕这种为国为民的苦心。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弟的罪名,这一件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打算辩解,也决不接受这种诬谤的说法。
  【原文】
  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不均沾。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旨,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旨,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内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
  夫以额徵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赋私之物,不能入已,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至于属员,虚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下寮群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若因此而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焉知政治之大乎?至逆书谓朕好杀,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
  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则心为愉快,倘稍有可疑之处,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期于平允。六年以来,秋审四经停决,而廷议缓决之中,朕复降旨,察其情罪稍轻者,令行矜释,其正法及勾决之犯,皆大逆大恶之人,万万法无可贷者。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杀。尧舜之政,弼教明刑。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丝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无罪者,每日诚饬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钦恤平允为先务。今逆贼谓朕好杀,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
  【译文】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是贪财的人。朕继承了父王六十多年的太平基业,富有整个国家,各地国库充盈,所以几年来屡次施加恩泽,使全国黎民百姓没有不得到利益的。比如各省过去欠的钱粮,就豁免了几乎有几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等省的浮粮,则每年减免田赋六十余万两。有的地方偶然发生旱灾或水灾,便立刻发下谕旨,动用国库,派遣官员,多方面地去赈济抚恤受灾百姓。
  到灾情详细报来以后,根据情况或按比例减除田赋,或完全豁免。今年又降下谕旨,将遭灾地区减免赋税比例,加到六分至七分。至于南北的黄河和运河的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的建造工程,备办军需,以及特恩赏赐等,共需花费几百万两银子,一律动用国库开支,丝毫不准向百姓征收,以防扰害百姓。征收赋税向来都有定额,国库和皇室内库的库藏减免和动用如此之多,没有一点吝惜,竟然说朕贪财,难道有这个道理吗?
  只是因为从前贪官恶吏祸国殃民,即使把他们处以极刑,也不足以抵得上他们的罪恶。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他们,朕心中实在有些不忍,所以宽大处理免去死罪,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如果又听任他们把贪婪得来的财物养肥自己身家以及留给子孙,那么国法何在?人心如何以此为戒?况且对犯法的人原来就有抄没家产的定例,所以要把奇贪极酷的官员,照例抄没家产,以申国法,以惩贪污。并且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赃私的东西不能侵吞归己,否则无益有害,而使他们不敢重蹈覆辙,努力去作一个廉洁官吏。这是朕为了爱护百姓、整饬吏治的措施,如今竟被作为贪财而进行诽谤。岂有朕不吝惜千百万两的库金,反而去贪这些微小的赃物吗?
  至于下属官吏亏空赋税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的原因,是因为上司和所属吏员,往往有通同作弊侵吞,或者包庇宽容的邪风。如果不追究他的责任,则上司便不肯尽力监督手下的办事官吏,而侵吞公款贪污盗窃的歪风也没办法制止。所以才设立这种惩办方法,以劝戒警告他们。等到将来上官都能认真监督下属,下属都知道廉洁奉公,朕自有新的措施。如果因为这一点,便诽谤朕是贪财的人,这实在是井底之蛙的见解,怎能知道政治手段的高深博大啊!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生性好杀。朕的本性是最仁慈的,不但不肯随便惩罚一人,即使在走路时,草木蝼蚁,也都不肯去践踏伤害。自即位以来,时刻以谨慎用刑为宗旨。各省上报的犯人口供文书以及法司定罪的意见,朕总是反复阅看,往往看二三遍。每遇到死刑重犯的案件,如果从中可以找出他一线生机之路,朕心中总是十分愉快。如果稍有可疑之处,一定和大臣们仔细商量推详,务必求得判刑公平适当。
  六年以来,每逢秋季判决死刑犯时,有四次下谕停止执行,而在朝廷内讨论暂缓处决的犯人时,朕又降旨,考察其中罪行稍轻的,命令可以不杀。其被正法和勾决的犯人,都是大逆大恶,法律上万万难以宽大的人。天地的规律是春生秋杀,尧舜的政治,是把刑法当作教育的辅助工具。朕治理天下,本来不肯以妇人般的小恩小惠,而废弛三尺刑法。但是对判刑都要从轻处着想,朕心中是慎之又慎的,唯恐因一时的疏忽大意,致使产生一丝一毫冤屈的情况。不但对于死罪重刑是这样,即使判杖打的,也不肯随意加到无罪的人身上。每天都告诫司法官员和各省地方官吏等人,要以体恤百姓处理公正为第一要紧的事。现在逆贼说朕生性好杀,怎么和朕的存心以及实行的政治相差得那么远呢?
  【原文】
  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醴之设,圣贤不废。古称尧千钟,舜百,《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
  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闻有此浮言,为之一笑。今逆贼酗酒之谤,即此类也。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鄂伦岱、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伊等之意,竟将东宫废立之权,俨若可以操之于己。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皇考审询伊之太监,比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一一供出,荷蒙皇考宽宥之恩,不加诛灭。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毫无畏惧,愈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故意触犯皇考之怒。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为此忿懑恚恨,臣工莫不切齿。阿灵阿罪大恶极,早伏冥诛。伊子阿尔松阿,仿效伊父之行,更为狡狯。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冀其洗心涤虑,以盖前愆,特加任用,并令管理刑部事务。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复萌,颠倒是非,紊乱法律。一日审理刑名,将两造之人,用三木各夹一足,闻者皆为骇异。
  又与鄂伦岱同在乾清门,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其他狂悖妄乱之处,不可殚述。朕犹不忍加诛,特命发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党羽,尚可曲为保全,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但怀怨望之心,而在京之邪党,仍然固结,牢不可破。朕再四思维,此等巨恶,在天理国典,断不可赦,于是始将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老奸大蠹,罪恶滔天,实逆党之首恶。隆科多则罔上欺君,款迹昭著。二人皆伏冥诛,未膺显戮。
  逆书之所谓怀疑诛忠者,朕细思朕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想逆贼即以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为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论也。又逆书谓朕为好谀任佞。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不若冲幼之主,未经阅历者也。是以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不过臣工表文,官员履历,沿习旧日体式,作颂圣之句,凑合成章,朕一览即过,不复留意。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以忠谠为先,以迎合为戒。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恐为朕心之所轻。今逆贼之所谓好谀任佞者,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
  以上诸条,实全无影响,梦想不及之事,而逆贼灭绝彝良,肆行诋毁者,必有与国家为深仇积恨之人捏造此言惑乱众听。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党,被朕惩创拘禁,不能肆志,怀恨于心,或贪官污吏,匪类棍徒,怨朕执法无私,故造作大逆之词,泄其私愤。且阿其那、塞思黑当日之结党肆恶,谋夺储位,也于皇考则时怀忤逆背叛之心。于二阿哥则极尽摇乱倾陷之术,因而嫉妒同气,排挤贤良,入其党者,则引为腹心。远其党者,则视为仇敌。又如阿其那,自盗廉洁之名,而令塞思黑、允、允贪赋犯法,横取不义之财,以供其市思沽誉之用。
  且允出兵在外,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听其挥霍。前允之子供出,阿其那亦自认不讳者。又如阿其那残忍性成,逐日沉醉。当朕切加训诫之时,尚不知改。伊之护军九十六,以直言触怒,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亦以直言得罪,痛加楚,推入水中,几至殒命。允亦素性嗜酒,时与阿其那沉湎轻生。允又复渔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军前之人谁不知之?
  【译文】
  又逆书说朕性好酗酒。酒是祭祀和宴会必须设备的,即使是圣贤,也不废止饮酒。古时称“尧千钟,舜百”。《论语》里也说孔子“唯酒无量”。所以饮酒本来就对圣人的道德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不必讳言。但是朕的不喝酒,却是天生的习性,并不是强制不喝。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朝见,一天忽然启奏说:“臣在京很久,每天进见皇上,仰看皇上容颜,完全不像喝过酒的。为什么臣在外省任上时,有传闻皇上饮酒的说法?”
  朕因为路振扬这次启奏,才知道外边有这种不实的传说,因一笑了之。现在逆贼诽谤朕酗酒,就是这一类谣言的反映。又逆书说朕好色贪淫。朕在身为雍亲王时,便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便不好色。即位以后,皇宫内的宫女很少,朕常自以为天下人不好色的,没有能比得上朕的。“远色”
  两个字,朕完全可以自信。而且诸王公大臣和侍从们也都共知。而今却诽谤朕好色,不知所好的什么色?所宠的又是什么人?逆贼既能制造流言蜚语,难道就没有一点耳目,便要信口胡绉加以讥讽吗?又逆书里说朕生性好怀疑而滥杀忠良。朕待别人,没有一件事不是开诚布公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推心置腹的。胸中想说什么话,必定要全部吐露出来才感到痛快,从来没有作过欺诈和不讲信用的事。至于对待大臣,确实把他们当成心腹和臂膀,结成了一个整体。天天用至诚来教育臣子和侍从,如今诸臣也都了解朕的这种用心,都非常信服。
  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是朕下令处死的。年羹尧受到父皇和朕的深恩,竟然忍心背负,胸中怀有不轨的想法,几乎要发动叛乱,他的贪赃和残暴的罪行,经大臣们参奏,都有九十二条之多。根据国法,应处以极刑,而朕念他在西藏、青海的战功,从宽处理,让他自尽。他的父兄都没有受处分,他的儿子流放到边远地区,现在已经开恩放回。鄂伦岱、阿灵阿则确实是奸党的主要头目。他们的想法,把东宫废立的权力,好像就操在他手里一样。
  当阿其那罪行败露的时候,父王审问其宫中的太监,太监才把鄂伦岱、阿灵阿共同作恶的事一一招供出来。蒙受父王的开恩宽大,没有加以诛杀,可是他们并没有感恩悔过,丝毫不害怕,反而更抱成亲密的一团。鄂伦岱仍然十分强横傲慢,故意去触父王的怒。当父王年龄老大需要静心休养的时候,为了这事心情十分愤恨,而臣子和侍从对他们无不切齿痛恨。阿灵阿罪大恶极,早已受到阴司的惩罚而死。他的儿子阿尔松阿却仿效其父亲的行为,更加狡猾奸诈。朕还想到他是有功勋的皇戚后代,希望他能洗心革面,以弥补从前的过错,特地加以任用为官,并让他管理刑部事务。而他叛逆的心一点不改,故态复萌,颠倒是非,混乱法律。有一天审问案件,竟然不问是非,用大刑把原告和被告各夹住一只脚,听到这事的人没有不骇异的。又和鄂伦岱一同在乾清宫门外边,把朕所下的谕旨掷到地上,其他狂妄忤逆的事还很多,不能尽述。
  朕还不忍对他诛杀,特下令流放到奉天居住,使他们的党羽分散,还可以保全他们不再犯罪。而他们在京的党羽,仍然结成一团,牢不可破。朕再四地思考,像这种大恶的人,在天理和国法上都是绝对不可赦免的,于是才把他们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是个老奸巨滑的贼子,罪恶滔天,实是逆党的头号恶人。隆科多则欺君罔上,罪状所列条款都十分明白。二人都受到阴司冥诛病死,并没有受国法处以死刑。
  逆书里说的所谓朕生性好疑而诛杀忠良,朕细想朕除了对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以外,并没有杀过任何忠良大臣,因想逆贼大约是把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当成忠良吧!这一点天下自会有公平的舆论。
  又逆书中说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朕身为藩王达四十余年,对于人情事故知道得十分详细,对于进谗言和谄媚的世俗习惯,早已十分清楚其虚伪并十分讨厌其卑鄙,不像那些还在童孩时便当了皇帝没一点阅历的人。所以自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的文章,都抛弃不采用。不过臣子们的奏章和官员们的履历,都沿用过去的老模式,夹杂一些颂扬皇帝的词句,凑合成文章。朕总是一看即带过,不再留意。并天天训谕大小官员和侍从,要敢于直言朕的缺点和过失,详细议论政事上出现的错误和不足。要以忠言为第一,以迎合皇帝心理为戒。所以内外诸臣,都不敢把浮夸颂扬的词句写入奏章或口头说出,恐怕被朕所讨厌轻视。现在逆贼说的所谓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之人,那么,能够举出一人一事来证实一下吗!
  以上各条,实际上全是毫无根据梦想不到的事,而逆贼等灭绝良心,猖狂进行诋毁,必定是对国家心怀深仇积恨的人所捏造的,以图惑乱百姓视听。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一伙的奸党,因被朕惩办拘禁,不能任意胡为,所以才怀恨在心。或者是贪官污吏、流氓无赖等匪徒,怨恨朕执法无私,所以才捏造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谣言,以泄他们的私愤。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当年结党营私,谋夺皇储位子,对父王则时刻怀着忤逆背叛的黑心,对二阿哥则极尽动摇陷害的手段。他们怀着嫉妒心理,排挤贤良。凡参加他们小集团的,便看成是心腹,疏远他们的便被看成是仇敌。又如阿其那自己假作廉洁以沽名钓誉,却去指使塞思黑、允、允等去贪赃枉法,夺取不义横财,以供他赏赐别人,施加小恩小惠以博取名誉使用。
  而且允领兵在外,盗取军需银几十万两,多次派人私自送给阿其那,供他挥霍,这是前些时允的儿子招供出来,阿其那也自己承认了事实。又如阿其那性格十分残忍,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朕对他恳切地训诫,他仍不知道改悔。他的卫士九十六(人名)因为直言触怒了他,被他立刻用刑杖打死。长史胡什吞也是因直言得罪了他,便痛加鞭打,并推到水中,差一点死去。允也性喜饮酒,时常和阿其那在一块豪饮不顾性命。允又好色宣淫,不知检点。身为领军统帅,还取要了青海台吉的女儿和蒙古女子多人,留在军中供他淫乐。军队里的人哪个不知此事!
  【原文】
  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伊等即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向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觊觎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及朕缵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觉,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罪,欲拼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又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
  【译文】
  现在逆书里进行的诋毁诽谤,都是朕时常训诫教育他们的事。他们既内疚于心,又对朕怨恨,所以便把这些事加到朕身上进行诽谤,实在是鬼蜮的伎俩呀!况且他们的奴仆太监,平常帮助他助纣为虐的人,大都被流放到两广、贵州等边远烟瘴地方,所以他们便在经过的地方,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而逆贼曾静等人,又素怀叛逆之心,一听到这些传闻,便借以用作蛊惑人心的工具。过去因为皇储没有确定,奸诈之徒便都生了觊觎的念头,所以在父王驾崩以后,远方的人都以为将要产生动乱,便暗中窥伺时机。等到朕继承皇位以后,照父王遗志处理政务。几年以来,庆幸没有出现什么过失,天意和民心一致,上下协调信赖。因而图谋不轨的凶徒,不能够趁机有所举动。他们叛逆的心思十分迫切,自知没有得逞的时候,遂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甘心冒着灭族大罪的危险,打算拼命造谣以迷惑人的耳目。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谣言实在对朕是难起到一点损害的。又逆书里说:“明朝的君王丧失了道德,以致中原沦陷,夷狄少数民族乘虚侵入中国,窃据了帝位”等话。
  我国发祥的开始,是上天降生下圣人,兴起于长白山,积累了很多德行和武功。到太祖高皇帝时,上天赋予神圣的武功,谋略盖世无双,法令制度的设置,规模弘大,见识深远,所以统一了东北各民族和部落,而开创了帝业。到太宗文皇帝继承帝位以后,三韩地方也来臣服,蒙古也受到绥抚,被诸国共尊为主。所以本朝和明朝的关系,从报复的意义上来讲,则是敌国;从交往的礼节上来讲,则是平等友邦。所以本朝得以统一中国天下,以成汤的放逐夏桀,周武王的讨伐殷纣,更为名正言顺,不像他们是以臣伐君。何况本朝并不是取天下于明朝手中。崇祯殉国以后,明朝便已终结了。李自成称皇帝于北京,中原百姓遭受涂炭,都一致地想得到真命天子出世来为民除残去暴。我太宗文皇帝不忍万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便命令将军兴兵,去平定祸乱。锋芒到处,流寇望风而逃。李自成被追兵所杀,余党亦遂解体。世祖章皇帝御驾进入北京,安定整顿了京师附近的地方。亿万百姓都欣庆能获得再生,而崇祯皇帝才得到依礼加以殡葬。这表明本朝为明朝报仇雪耻,大有贡献于明朝的。所以当时明朝的臣民和见识的人士,都帖然心服,没有不竭诚拥护本朝的。今天在世的臣民们,如果有祖先在明朝时受过高官厚禄,而不能忘记明朝恩德的,正应当感谢本朝为明朝复仇的深恩,不应该再有其它怪异的说法。况且自甲申年明亡以来,至今已八十多年了,一个人从他祖父到他自己,都是居住于大清的土地上,吃大清的粮食。怎能忍生叛逆的念头,倡导一切狂悖的言论呢?
  【原文】
  逆书云:“夷狄异类,詈如禽兽。”
  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太祖高皇帝开创之初,甲兵仅十三人,后合九姓之师,败明四路之众。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实道德感孚,为皇天眷顾,民心率从,天与人归。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此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岂不谓之贤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及吴三桂反叛之时,地方督抚提镇,以至县令武弁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且多临阵捐躯,守土殉节者,国史不胜其载,历历可数。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宣力行间,赞襄荡平之勋者,正复不少。岂不谓之忠且义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即如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义勇,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屡奏肤切,赤心奉主,岂非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乎?如逆贼曾静者,乃汉人之禽兽也。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沦丧天常,绝灭人纪,则谓之禽兽。此理之显然者也。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
  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况满洲人皆耻附于汉人之列,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满洲闻之,莫不忿恨之,而逆贼以夷狄为诮,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
  【译文】
  逆书上说:“夷狄民族是个异类,应当骂为食兽。”
  人所以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很小的,主要看他存心。君子是以仁存在心中,以义存在心中。如果居住在深山僻境的夷狄番苗,不懂得国家纲维,不知道礼法,蠢愚无知,也许可以加得上是与禽兽无异的帽子。至于今天的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部落等,他们能尊亲君王,谨慎地遵守法制,没有盗贼,命案十分罕见,没有奸伪诈骗的习惯,到处一片光明祥和宁静太平的景象。像这样的少数民族,能把他们比作禽兽吗?又如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着仁义的心思,实行仁义的政治,即使古代著名的贤德君主,也罕有能和我朝相比配的。而且自统一中国以来,已经八十多年,筹划富国大计,广施仁爱教化,礼乐昌明,政治和文学的兴盛,更是光彩夺目,这样还能说是和禽兽无异吗!孔子说过:“夷狄也会有英明君主,中原地区也会有亡国昏君。”
  所以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原的亡国昏君,亦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岂能根据地域的内外来评判!《书经》上说:“上天不偏爱任何人物,惟保护有仁德的人。”
  本朝所以取得天下,并不是全靠兵力去征服的。太祖高皇帝开始创业时,只有十三个士兵,后来汇合九姓部落的军队,击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兵。至世祖章皇帝进入京师时,兵力也不过十万。要拿十万人的军队,去征服十五省的天下,这岂能是人力能做到的吗!实质是能实行道德和诚信,才被上天保护,百姓也都来拥护,天心人心都归向本朝。所以一到京师,明朝的臣子和百姓,都努力为本朝效力和奔走。当时,统帅士兵的,就是原来明朝的将官;披甲执枪的,就是原来明朝的兵丁。这都是顺应天时,通晓大义,才辅佐本朝完全一统天下的太平基业,而这样的人也名垂竹帛,记功于鼎彝,岂能不说他们是贤明的人?难道还可以用禽兽来看待他们吗?
  到后来吴三桂叛乱时,地方上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文武官员,以至到县令和武弁,都为讨伐叛逆尽力,攻城破敌,运送粮饷,大都也是汉族人。而且有很多人临阵捐躯,为守土而光荣殉国。国史里记载也记载不完的,这些事例随处可见。又如三次出征沙漠,在军队中效力,参赞军机而获得功勋的人,也不少。这些人难道不应该说他们是忠义的人吗?还可以用禽兽去看待他们吗?即使像岳钟琪这样人,世代受国家恩惠,忠诚义气而又勇武,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多次建立功勋,赤心报效朝廷,这样人岂不是国家的栋梁、朝廷的柱石吗?而像逆贼曾静等人,才真正是汉族人中间的禽兽!凡是懂得尊敬爱护君王的大义,明白上下关系的定分,则可以称作人;如果丧失伦常,绝灭人性,则可以称作禽兽。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对于“夷狄”这词,本朝并不忌讳。孟子说过:“舜,是东夷的人;文王,是西夷的人。”
  这是从其出生地来说的,就和人有籍贯一样。何况满洲人都以附于汉族人为羞耻,准噶尔人称满洲人为蛮子,满洲人听到后,没有不忿恨的。而逆贼以为用夷狄是一种贱视的称呼,真是醉生梦死不明世理的禽兽了。
  【原文】
  本朝定鼎以来,世祖十八年建极开基,圣祖六十一年深仁厚泽。朕即位以后,早夜忧劳,无刻不以闾阎为念,是以上天眷佑,雨时若,奸宄不兴,寰宇享升平之福。在昔汉、唐、宋极治之时,不过承平二三十年,未有久安长治如今日者。百姓自龆龀之年,至于白首,不见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绩咸熙之所致乎?且汉、唐、宋、明之世,幅员未广,西北诸处,皆为劲敌,边警时闻,烽烟不息。中原之民,悉索敝赋,疲于奔命,亦危且苦矣。今本朝幅员弘广,中外臣服,是以日月照临之下,凡有血气,莫不额手称庆,歌咏太平。而逆贼谓乾坤反复,黑暗无光,此又犬获鸱之吠鸣,禽兽中之最恶者矣。或逆贼之先世为明代之勋戚,故恋恋于明乎,今昌平诸陵,禁止樵采,设户看守,每岁遣官致祭。圣祖屡次南巡,皆亲谒孝陵奠酹,实自古所未有之盛典,朕又继承圣志,封明后以侯爵,许其致祭明代陵寝,虽夏、商、周之所以处胜国之后,无以加矣。若逆贼果心念前明,更当感切肺腑,梦寐之中,惟本朝崇奉,而犹云:“内中国而外夷狄乎?”
  此逆贼也。非惟在本朝为汉人之禽兽,即在明代,亦一禽兽,且其意非仅比本朝为禽兽,其视明代亦一漠不相关之禽兽耳。
  【译文】
  本朝建国以来,世祖开创基业在位十八年,圣祖在位六十一年,仁德十分深厚。朕即位以后,日夜忧劳,没有一刻不挂念着民间百姓。所以受到上天的爱护保佑,风调雨顺,奸宄不兴,全国共享太平幸福。在过去汉、唐、宋各朝国家最兴旺的时候,也不过太平二三十年,从来没有长治久安像今天一样的。百姓们从婴儿时代开始,直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不见兵灾战祸,父母妻子家庭完聚。这难道不是因为朝廷政治清明,成绩显明所得到的吗?而且在汉、唐、宋、明的朝代,中国地域还不广大,西北等地部落都是强大敌人,边疆的警报不时听到,烽火连年不熄。中原的百姓,常常担负着很重赋税,疲于奔命,也实在危险和艰苦得很了!如今我朝幅员广大,中外臣服我朝,所以在日月照临的光明盛世,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举手加额而为之庆贺,歌颂太平盛世的。而逆贼却说乾坤反覆,黑暗无光,这真是好像疯狗和夜枭一样的吠叫,是禽兽中最可恶的东西了。或者说逆贼的祖先,是明朝的勋臣或皇戚,所以才对明朝恋恋不舍吗?今天昌平县明朝皇陵,禁止百姓进入打柴,并设立门户派人看守,每年还要派官员去祭祀。圣祖几次南巡,都亲自到南京的明孝陵祭奠,实是自古以来没有的盛典。朕又继承圣祖遗志,封明代皇帝后人为侯爵,并允许他们到明朝皇陵致祭。这种恩典,虽在夏、商、周时,处理亡国君主的后代,也不能超过今天了。如若逆贼果然是怀念前明,更当铭感于肺腑和梦寐之中,对我朝加以感恩崇敬,还能说什么内地是中国,边远地方是夷狄吗?这些逆贼,他不但在本朝可以说是汉族人中间的禽兽,即使在明朝也是一个禽兽。而且他们不但把本朝比为禽兽,他们看待明朝,也是一个漠不相关的禽兽了。
  【原文】
  又云:“五六年内寒暑易序,五谷少成,恒雨恒,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时闻,山崩川竭,地暗天昏。”
  夫天时水旱,关乎气数,不能保其全无,所恃人力补救耳。如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曾无损于一帝一王贤圣之名,但朕自嗣位以来,赖天地祖宗之福庇,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农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令动帑赈济,民获安全。湖广惟上年江水泛涨,有伤禾稼,即特发帑金,筑堤捍御,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幸六年之内,各省薄收之处不过数州县耳。倘遇大水大旱,不知又作何幸灾乐祸之说也。方今天下,凡有知识之人,以及草木昆虫,皆居于戴高履厚之内,而云“地暗天昏”,盖逆贼之心昏暗,入于鬼道,固不知有天地矣。至云:“孔庙既毁,朱祠复灾。”
  孔庙之不戒于火,唐宋皆有之。明弘治时,被灾尤甚。弘治非明代之贤君乎?若以此为人君之不德所致,则将来叛逆之徒,必藉此煽动人心,至有纵火焚毁,以及各府州县文庙者。逆贼既称东鲁腐儒,附于圣人桑梓,而忍为此言乎?若朱祠之焚,未知果有其事否?但朱子祠宇遍天下,偶一被火,即关君德,则诸儒之祠宇何穷,宁能保其一无回禄之灾乎?至云:“五星聚,黄河清;为阴尽阳生,乱极转治之机。”
  夫果至乱极之时,有此嘉详,犹可附合其说,今天下吏治虽不敢曰尽善,然已大法小廉矣,民生虽不敢曰安,然已衣食粗足矣。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正万国咸宁之时,而乃云“乱极”乎?且食草木者何人,积尸者何地,逆贼能确指之乎?昧心丧理,总不举首仰观于天也。昊苍之所以恩眷本朝者,历代未有若斯之厚,而且显也。朕即位之初,孝陵蓍草丛生,六年之秋,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以至双岐五秀之嘉禾,九穗盈尺之瑞谷,五星聚于奎璧,黄河清于六省,骈实连株之应,卿云甘露之祥,朕虽不言祯符,而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观者,莫不备臻而毕具。而逆书则云:“山崩川竭。”
  试问此数年来,崩者何山,竭者何川,能指出一二否乎?
  【译文】
  又说:“五六年以内,寒暑颠倒,五谷缺少收成,忽雨忽旱。荆州、襄阳、岳阳、常德等府,连年水灾,洪水滔天。吴、楚、蜀、越等地方,旱涝的消息不断传来。山崩河枯,地暗天昏。”
  关于水旱灾荒出现,与自然运行的气数有关,不能保证它完全没有,只能依靠人力加以补救。比如唐尧时有九年的大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大旱灾,这并没有对他们的贤圣名声有一丝损害。但是自从朕继承帝位以来,依赖天地祖宗的保佑,阴阳和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安居乐业。各省里面,或者出现几个州县旱涝不匀,便马上下令发款救济,百姓因而获得安全。湖广地方只有去年长江涨水泛滥,对庄稼有所损害,朕及时地动用资金,筑堤防洪。这是天下臣子和百姓都知道的事。有幸的是在六年以来,各省庄稼歉收的地方,不过几个州县而已。如果遇上大水大旱,真不知这些逆贼又该幸灾乐祸地说些什么了。现在的天下,凡是有知识的人,以及草木昆虫,都居住于天覆地载之内,而却要说天昏地暗。这是因为逆贼的心是昏暗的,已经进入鬼道,所以便不知道有天地了。至于他说:“孔庙既被烧毁,朱熹祠庙又遭了火灾。”
  孔庙不慎发生火灾,唐、宋朝都曾发生过。明朝弘治年间,受灾更为严重。弘治皇帝不是明朝的一位英明的贤君吗?如果说孔庙失火是皇帝无道才出现的,那么将来进行叛逆的人,必然要借此来煽动人心,甚至去故意放火烧孔庙和各州县的文庙。逆贼既自称是东鲁的一名腐儒,攀附孔圣人作老乡,竟能忍心造这种谣言吗?至于朱熹的祠庙被烧,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事?不过朱子的祠庙遍于天下,偶然有一处失火,便说是与皇帝丧失道德有关,那儒家先贤的祠庙数不清,谁能保证它一处也不发生火灾呢?至于“五星聚,黄河清,是阴气丧竭阳气生长,天下由乱到治的吉祥征兆”。如果真是天下处于极乱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还可以加以附会去说。而今天天下的吏治虽然不敢说尽善尽美,然而也达到制度基本完备,官吏小有清廉了;百姓生活虽不敢说十分丰足安定,然而也已经可说达到温饱,衣食可以自足了。四方安定无战事,百姓康乐幸福,人口不断增加,田地日益开垦拓广,万国一派太平景象,这怎能说是极乱的时候呢!至于吃草根树皮的是什么人?尸积如山的地方在哪里?逆贼能准确指出来吗?昧尽良心丧尽天理,总不想抬起头来看看上天啊!苍天所以降恩保佑于我朝的情况,是历代从来没有过这样深厚和明显的。朕即帝位那一年,孝陵上蓍草一丛丛生出;雍正六年秋天,景陵出生灵芝草于宝城山上;又有产生双穗、五穗的麦子,九穗长达一足的谷子,五星聚于奎星和璧水之间,黄河澄清于六省之地,一蒂两果连株而生的瑞应,彩云出现甘露下降的祥兆。朕虽然不注重祥瑞的出现,但自古以来史册上记载而罕见的种种祥瑞,没有不齐备而出现的。而逆书却说当今出现山崩河枯的凶象。试问这几年来,崩塌的是什么山?水竭的是什么河?能指出一二个来吗?
  【原文】
  夫灾异之事,古昔帝王未常讳言。盖此乃上天垂象,以示儆也。遇灾异而能恐惧修省,即可化灾为福矣。遇嘉祥而或侈肆骄矜,必致转福为灾矣。朕于此理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故每逢上天赐福,昭示嘉祥,寤寐之间,倍加乾惕。并饬内外臣工,共深敬谨,若涉冰渊,所颂谕旨,已数十次,朕岂敢欺天而为此不由衷之语耶!数十年来,凡与我朝为难者,莫不上干天谴,立时殄灭。如内地之三逆,外蕃之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偶肆跳梁,即成灰烬。又幺么丑类,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皆自投宪网,若有鬼神使之者。今逆贼曾静,又复自行首露。设逆贼但闭户著作,肆其狂悖,不令张熙投书于岳钟琪,其大逆不道之罪,何人为之稽察,不几隐没漏网乎?而天地不容,使之自败,朕实感幸之。昔明世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壶,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今日之凶顽匪类,一存悖逆之心,必曲折发露,自速其辜,刻不容缓,岂非上天厚恩我朝之明徵欤?又云:“自崇祯甲申,以至今日,与夫德以迄洪武,中间两截世界,百度荒塌,万物消藏,无当世事功足论,无当代人物堪述。”
  夫本朝岂可与元同论哉?元自世祖定统之后,继世之君,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闱,外则委于宰执,纲纪废弛,其后诸帝,或欲创制立法,而天不假以年,所以终元之世,无大有为之君。
  【译文】
  关于灾异的事情,古代的帝王并没有什么顾忌而不敢说,因为这是上天用这种景象来警告世人的。遇到灾异而心怀恐惧,努力修德来平息上天的愤怒,就可以化灾为福了;遇到祥瑞吉兆而骄傲起来任意放肆,必然要转福为祸。朕对于这个道理看得十分清楚,并且牢固地相信。所以每遇上天降给福气,出现祥瑞,朕于睡眠当中,也要倍加兢兢业业,警惕出错;同时也要命令内外官吏,谨慎处理政务,如同走过结冰的深渊一样步步小心。为此所颁发的谕旨已经有几十次了,朕怎敢欺哄上天,而说这些言不由衷的话啊!几十年以来,凡和我朝作对的人,没有不受到上天谴责、立刻就被消灭的。
  比如内地的吴三桂等三个逆贼,边境外藩的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地,偶然跳梁,便立刻成为灰烬。又如妖魔小丑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都是自我暴露投入法网,好像鬼使神差一般。现在逆贼曾静,又自己把自己暴露出来。假设逆贼只是闭户著书,抒发他的狂悖思想,不派张熙到岳钟琪那里投书,那么他大逆不道的罪恶,又有谁去稽察?不是要隐没漏网吗!而天地鬼神都容不下他,使他自行败露,朕心里实在感谢欣庆。过去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稗官野史著作中,诬谤他们的君王的,不止一部书。比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等书,都是讥讽诽谤朝廷,诬蔑宫室的。当时并没有发觉,以至流传到今天,迷惑人的视听。今日的凶顽匪类,一旦心存悖逆的想法,必然要曲折的暴露出来,自己加速灭亡,一刻也不肯迟缓,这难道不是上天对我朝特别恩厚的明证吗?又说:“自崇祯甲申到今天,和从宋末德年间至明初洪武年间,是个两截不同的世界,百事荒废,万物消藏。没有什么对世道有功绩的事可说,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可以记述。”
  本朝怎能和元朝相提并论!元朝自元世祖建国以后,继承他当皇帝的君王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在内则决定于宫闱妇人,在外则大权交给宰相,纲纪废弛。其以后几代君王,或者想创立新的治国办法,而上天不给他以寿命,所以一直到元朝灭亡,没有出现一个大有作为的君王。
  【原文】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历数绵长,亘古未有。朕承嗣鸿基,以敬天法祖为心,用人行政,无一不本于至诚。六年以来,晨夕惕厉之心,实如一日。朕虽凉德,黾勉效法祖宗,不敢少懈,是岂元政之可比哉?且元一代之制作,及忠孝节义之人物,亦史不胜书。《元史》独非明洪武时之所编辑乎?其称太祖则云:“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
  称世祖则云:“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是明之于元帝誉美如此,而云“无当世事功足论”乎?且《元史》专传之外,其儒学、循良、忠义、孝友诸传,标列甚众。而云“无当代人物堪述”乎?
  《元史》系明太祖所修,而逆贼云尔,是厚诬明太祖矣。乃称欲为明复仇乎?夫天眷帝德,以为保定,朕惟兢兢业业,夙夜基命,则自蒙上天嘉佑,历世永享太平,为内外一家之主,岂一二禽兽之吠鸣,可以惑人心而淆公论哉!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况朕之俯视万民,实如吾之赤子,朕清夜扪心,自信万无遭谤之理。而逆贼之恣意毁谤,果何自而来乎?
  夫造作蜚语捏饰诬词,加之平等之人,尚有应得之罪,今公然加之于君上,有是理乎?何忍为乎?朕思秉彝之良,人所同具,宇宙亿万臣民,无不怀尊君亲上之心,而逆贼独秉乖戾之气,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可恨亦可哀矣。逆贼之所诋毁者,皆禽兽不为之事,而忍心加之于朕,朕实不料吾赤子之内,有此等天良尽丧之人。普天率土之臣民,定不为其所惑于万一,但天壤间,既有此诞幻怪异之事,则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测度,或者百千亿万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特谕。
  【译文】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明的君主一代代继承下去。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谦,勤政爱民,君权在手,总揽一切。而文德武功,超过了夏、商、周三代,在位年数的长久,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朕又继承了基业,以尊敬上天,效法祖宗为心愿,用人和处理行政,没有一点不是出于至诚。六年以来,朝夕怀着警惕谨慎的心情,如同一日。朕虽然德才平庸,但努力去效法祖宗,不敢有一点松懈。这岂是元朝的政治能比拟的吗!
  而且元朝的功德业绩及忠孝节义的人物,也是多得史不胜书。《元史》不就是明朝洪武年间所编辑的吗?其中称元太祖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称元世祖忽必烈“肚量宽弘,知人善任,信用儒术,注意经史”。这是明朝对于元朝皇帝的称赞评价,而能说是没有什么对世道有功绩的事可说吗!而且《元史》除专传以外,其他还有儒学传、循良传、忠义传、孝友传等,所列的人物很多,而能说是没有什么人物可记述的吗!
  《元史》是明太祖所编定,而逆贼如此说法,实际上是对明太祖很大的诬谤。这样的人,还敢自称要为明朝复仇呀!上天爱护有道德的君王,并且保佑他。朕只能兢兢业业,日夜秉承天意,那么自然会受到上天的赞许和保佑,一代代永享太平,做中国内外一家之主。这岂是一二个禽兽的狂吠啼叫,就能够蛊惑人心混淆公论的吗?
  人生于天地之间,最重要的没有比得上伦理纲常的。君臣是五伦中的第一伦,比父子伦常更为重要。天下没有不知道有亲的,也就没有不知道有君的。何况朕抚育亿万百姓,实是犹如对待孩子一样。朕在深夜扪心自问,自是决不会遭人诽谤的道理,而逆贼的恣意诋毁诽谤,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引起的呢?造作流言蜚语,编织诬蔑不实之词,加到平等身份的人身上,还有应得之罪,如今竟公然加到自己的君王身上,有这种道理吗?能忍心这样做吗?朕想遵守上天的良好常道,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本质,宇宙间亿万臣民,没有不怀着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心意,而逆贼却独独秉受乖戾的邪气,自己跑到天盖地载的国家以外,自己绝灭于伦理纲常之中,真是既可恨又可哀啊!逆贼所诋谤的话,就是禽兽也不想干这事,而却忍心加到朕的身上,朕实在料不到。
  在朕抚爱的赤子之中,竟有这种天良丧尽的人。普天下全国家的臣民,一定不会被他这些悖逆的话蛊惑于万分之一。但是天地间既有这种荒唐怪异的事,那么天下的人情,也不可以用常情去推测,或者在百千亿万人的中间,还有一二个不识道理的人,听到这些谣言而产生一些微小影响疑惑的。所以朕特地把逆书公告于社会,并且把宫廷内的一些事情宣示一个大略梗概,使大家都知道。如果朕稍微有一点不敢公开说明的地方,而却作这篇布告之词,那么又有什么颜面去对内外臣下,各地百姓呢?是要拿它欺骗上天吗?欺骗别人吗?还是自己欺骗自己呢?朕看到逆贼的书信,心中是十分坦然的,并不忿怒,而且可以就着他那些悖逆的话,明白地向全国晓谕事情真相,以使朕几年来顾不上吃饭睡觉,为国家为百姓而忧愁勤劳的心思,得以告知天下和后世。这也是朕的不幸中的大幸了。特此谕告。

 

 

(清)雍正皇帝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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