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是看他怎么做而不是看他怎么说。齐威王根据即墨大夫和东阿大夫的政绩来评价他们的才能、人品,从而不受左右亲信的欺骗,使齐国大治。而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却只根据臣下的巧诈之言来用人,所以朝政昏乱,自身也深受其害。这就从正反两面论证了这种考察方法的正确性。这对我们的用人方针也有颇启迪和借鉴作用。
【经文】
[议曰:“夫人行皆蓍于迹,以本行而征其迹,则善恶无所隐矣。夫辩者焉能逃其诈乎?]
【译文】
[赵子议论说:人的品行都会有迹象显示出来,根据一个人的根本品质并参验他办事的迹象,那么是善是恶就无法掩饰了。即使能言善辩,也无法用诡诈的手段掩饰他不善的本质。]
【经文】
《中论》曰:“水之寒也,火之热也,金石之坚刚也,彼数物未尝有言,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体。”[故曰:使吾所行之信如彼数物,谁其疑之?
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惑亦甚矣。]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审观其体,则无所窜情。
何谓行本?孔子曰:“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太公曰:“人不尽力,非吾人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安万乘之主,简练群臣,定其名实,明其令罚,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
何为事迹?昔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而语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誉日闻。
然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苦。赵攻甄,子不能救。魏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誉之者,齐国大理。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将以为贤?”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上曰:
“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曰:“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耳,臣恐后之视今,如今之视前也。”]此事迹者也。
言之,夫立身从政,皆有本矣;理乱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绳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热,则善恶无所逃矣。
【译文】
《中论》上说:“水是凉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这几种东西并未自己标榜,可是人们没有不了解它们确是哪样性质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它的标记就附在它本身上面。”[所以说,假如我的所作所为诚如那几种东西一样,谁还会怀疑我的品行呢?如今人们不相信我的品行,却埋怨别人不相信自己,真是糊涂极了。]由此即可明白,立身有根本可察,做事有迹象可寻,只要仔细观察,那就谁也无法掩饰其真相了。
什么叫立身根本呢?孔子说:“立身处世有一定的准则,而孝敬父母是根本;丧葬有一定的礼仪,哀痛是根本;战阵有一定的排列方式,但以勇敢为根本。”姜太公说:“人民不尽力务家,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合阴阳四时,使国君安居王位,不能选拔训练群臣,使其名实相符,法令彰明、赏罚得当,就不是我的宰相。”这就是立身根本。
什么是做事的迹象?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任职以后,说你坏话的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视即墨,看到荒地都开垦出来了,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工作,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
这是因为你不花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荣誉啊。”因而将万家封给即墨大夫做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能听到的人说你的好话。然而我派人巡视东阿,只见到处荒芜,百姓贫困。赵国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卫国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得荣誉啊。”当天,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人。齐国因此而治理得井井有条。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私下进见皇帝,问汉元帝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怎么陷入危机的呢?他们信任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君主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投机取巧、吹吹拍拍的人。”京房说:“是明知他们投机取巧、吹吹拍拍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认为他们有才能才用他们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才能。”京房说:“那么如今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元帝说:“根据当时社会混乱,君主的地位受到危胁的情况知道的。”[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过这样的道理,但他们却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然而他们仍然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结果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大昏乱,造反的人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幽王、厉王作为前车之鉴,从而觉悟到自己用人之非呢?”元帝说:“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鉴过去以知未来啊。”京房说:“陛下看现在的朝政是清明呢而是昏乱?”元帝说:“也是非常昏乱的。”京房:“如今受信任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有幸的是现在被任用的石显比竖刁、赵高他们好。我认为朝政的昏乱责任不在他。”京房曰:“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恐怕将来的人看现在的情形就如同我们看过去的情形是一样的。”]
这就是凡事必有迹象表现出来的道理。
由此说来,立身也好,从政也好,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准则。政治清明或昏乱,人是否有才能也都有迹象表现出来。如果能把持住根本,以办事的迹象作为考核的依据,那么就象水是凉的、火是热的一样,人的善恶就无法掩饰了。
【按语】
对人的认识,比对物的认识难得多。因为物不会作假,不会演戏,而人,由于种种原因,学会虚假做作是人生必需的一课,太真、太实必定会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假戏真作、真戏假作、真假合作..看得人眼花撩乱,莫辨真伪。难怪曹雪芹感叹不已:
假作真时真亦假。但人的真实面目是否就不能认识了呢?否,还是可以认识的,因为不管如何会演戏,演员总会有卸妆下台的时俟,如梅兰芳在戏台上是天女、是林黛玉,一下台还是一个堂堂五尺须眉;袁世海上台是曹操,盖叫天上台是武松,下台还是袁世海、盖叫天。要看演员卸妆下台的真面孔,有两个办法,一是时间。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礼下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其实就是当时身死,盖棺不能定论,历史还是会还他以本来面目的。君不见彭德情乎?死时身上还有那么多污水,可他的历史形象却是无比圣洁的。第二个办法更省事一些,就是见真招,不管戏台上武松多么威风,只要放一只真老虎到台上去,你就是给他喝三十六碗酒也全不济事。
这使笔者想起前些年一个热门话题,一些真真假假的千里马在报刊、杂志上呼唤伯乐,因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假千里马还是可以享受精饲料,真千里马却只好仍然拉车爬坡。其实,要真想分清谁是千里马,何必非有伯乐不可,只要放在同一起跑线上,加上一鞭,是马是驴连小孩子也不会弄错的。笔者又想到这些年的考评:干部自评、互评、群众评议、面对面、背对背、统计、造册、输计算机,真是搞得煞有介事,其实仍然是在严肃认真地演戏而已。看一个干部是否廉洁,是否称职,哪要那么复杂,只要把他和老婆、儿子的衣、食、住、行和他治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比一比,就什么都清楚了。这就是所谓“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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