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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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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写了几个中篇，内容全是官场事，每篇的题目也索性冠以一“官”字，这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写信的，打电话的，当面询问的，简直有点应接不暇。
我问，这是怎么啦？一位朋友告我说，你一向写农村题材，写了多少年，写到现在了，满以为你将在农村题材上划个句号，可设想到你突然问改弦易辙，一篇接一篇地写起官场小说来，你想想，所有关心你的人，谁不想知道其中缘由以及你的想法和打算呢？
既然如此，利用出书机会，以“官场”为话题说点什么，似乎也就不显得多余了。
对于官场，我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自然也是商种不同的感受。在我上学的时候，比如五六十年代，官场比较淳朴清廉。我父亲是个科级干部，这在当时那个山区小县，也算得上一个官了，但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特权的印象。整天背着行李到乡村下乡，我的上学以至参加工作，都与父亲没有一点关系。惟一优越于村里人的，是每月七十二元的薪金。父亲在一个离家二百余里山路的边远地方任副区长，希望调近点，好照顾家，可难于开口，直到退休，也没向组织提出过。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
进入新时期之后，官场的风气大变，向组织讲困难提要求理直气壮，伸手要官也是常有的事。再往后，就有了跑官，买官之事，叫做“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既跑又送，提拔重用”，于是跑成了正常的事，不跑反倒不可理解，也没人相信。显然这同父辈们那时官场风气是大不相同了。我对这前后两种官场风气联系起来思考的时候，更有了创作冲动并动起笔来，写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县委书记，他是在新时期开始做官的，但他又是从前一个时代过来的人，所受教育自然同年轻一代不同，那么这样一个人，他在现实面前，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从心灵深处经历了一场艰难而又痛苦的选择，最后终于复归自我。这就是中篇小说《跑官》。
写《跑官》原本是偶然为之，并没有搞系列创作的想法，可是此作发表后，反响较大，《小说月报》。
《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等十一家报刊予以转载，并由深圳电视台搬上屏幕。还有改编成广播剧和连环画的。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朋友们也鼓励我在“官”字上继续干下去。我便又写了一篇《买官》。此作发表后，《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相继转载，《西安晚报》也予以连载，并入选《小说选刊》编选的《中国年度最佳小说·′99中篇卷》。这时几位朋友比我还来劲，为我开列名单，有的开了五篇，有的开了七篇，还有的开到十篇，都是一些带“官”字的题目。当时我兴致也高，便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一鼓作气又写出了两篇，就是《卖官》和《骗官》。至此，朋友们开列的单子已写了差不多一半了。
写当下官场，自然要对跑官、买官、卖官这种社会现象加以分析研究。跑官买官卖官之事，虽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玄（传言常常是带有水分的），但也绝不是哪个人编造出来的谎言，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在某些地区或是某些部门甚至是很严重的。那些急于想上而又不好上或是根本没有可能上的人，就寄希望于万能的孔方兄，这几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当然权钱交易之事，并非如市场购物那样简单，过于直露和赤裸，往往会招致失败。这就得在时机、借口、方式方法、送钱还是把钱变成有价的别的什么东西等诸多方面动脑子，做到送者并没有行贿的尴尬与不安，受者也没有受贿的难堪与顾虑，一切都做得自自然然，冠冕堂皇，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你很难简单地用好与坏去鉴定他。有些人政绩水平真还不错，但他的做法手段又令人作呕。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群体，而且在支撑着基层工作。
比如《买官》中的陈晓南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还是一个并非深诸此道的乡镇书记，因而到处碰壁，经历一系列曲曲折折，最后把准备送礼的钱变成出书的费用，然后又以写书讨得上司的欢心，他把这叫做精神贿赂。陈晓南绕了好大一个弯子，才终于登上副县长的宝座。可上任不久，又有了后顾之忧——换届选举在即，这又是一道关口，一道并非由哪个人说了算，而且由几百名代表认可并投票的民主大关。于是又担心、考虑、心力交瘁、惶惶不安……
我是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写官场故事的。毋庸讳言，买官卖官这种腐败现象是存在的，吏治腐败，不可等闲视之，但也用不着惊慌失措。吏治腐败，说到底还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人们所以对当官如此感兴趣，无非是因为中国的官是终身制，上去就下不来，别看薪水低，却有含金量很高的种种特权，加之任用机制不完善，有不少空子可钻，人们能不趋之若鹜吗？不难想像，一旦体制变了，终身制废除了，特权取消了，任用制度严密了，透明度高了，监督机制强了，民主含量大了，一切都将迎刃而解。因此希望还在于改革。
这便是我写官系列小说的主旨，也是我并不因此而悲观失望的原因所在。
有人问我，还按朋友开列的单子写下去吗？我说，没准。高兴了，再写几篇未尝不可。要是被别的任务逼紧了，就此打住也是可能的。
1999年12月16日
于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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