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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的话像一磅炸弹在会议室里爆炸了，赵根苗书记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郑天良，田来有副县长目的很不明确地朝郑天良笑了起来，而郑天良却专注地看着黄以恒的表情，黄以恒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只是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我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
郑天良为这样一次公开的表态已经酝酿好几年了，他知道这样的表态使自己几十年来所捍卫的某种原则彻底报废，但如果报废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对他的记忆，他必须硬着头皮粉碎自己，这是一种就着蜂蜜咽下苍蝇的感觉。屋外的阳光很猛烈，郑天良面对着空调，脸上还是冒出了一些汗来，这使他的平静的脸色逐渐歪曲成一种掩耳盗铃的夸张表情，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没想到黄以恒居然对他的讲话没有一句评价。郑天良重新点烟的时候，打火机与烟卷之间差之毫厘，以为点着了，但嘴里吸不到烟味，如此反复三次，火与烟才真正亲密接触。郑天良贪婪地吸了一口烟，烟雾笔直地深入肺腑，胸中的烦燥开始平息。郑天良相信，他的这番话不可能不触动到黄以恒内心，只是黄以恒作为市长从来都是镇定自若，不轻易流露出情绪罢了，这是高级干部的基本素质。所以郑天良就对自己的这番话有了一些把握。他觉得黄以恒如果能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心悦诚服，并且感受到自己真心诚意地向他示好，总比与跟他唱对台戏要好。因而郑天良耸了耸肩，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脸上更加合理地平静起来，就像他跟王月玲最初剥光衣服一样。他觉得背叛意志比背叛肉体还要容易些。
宣中阳是跟在郑天良后面发言的，他所讲的话等于是将黄以恒的话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注解或翻译，他强调指出黄市长来合安调研是市委市政府对合安县的关心和支持，是黄市长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的最直接的体现，是合安县干群开拓进取战胜困难深化改革的前进动力，在谈到具体改革方案上，他坚持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基本思路，“中小企业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四十的改造，并理清了产权关系，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小企业改造中，有的是参股，有的是政府放弃了控股权。如何放小，我的理解是没有前景的小企业干脆就卖掉，根据投资比例，分清债权债务，政府帮助投资者处理好与银行的债务关系，优化投资环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转让股权中必须保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在原企业就业，这是一个政策底线，如果中小企业改革不能保证工人的利益，我们就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家和大款们服务了。另一个原则就是抓大，这个大一定要抓住，工业区内的七大企业是我县国企的象征，无论是采取合资合作或股份制产权转让，都必须坚持由政府控股，这是主权问题，小平同志讲主权问题是不容讨论的，如果我们连大企业都卖光了，我们就等于是败家子，人民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对碧源啤酒厂要实行政策倾斜，政府要出台扶持政策，在目前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发动全县城乡人民喝我们自己的‘碧源’啤酒，将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和县直各机关单位事业团体，将啤酒任务与党政干部的考核与考绩联系起来，只要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扭亏解困的目标。”
田来有也说了与宣中阳同样的话，人大主任乔岸与宣中阳的意见也基本相同，只是提出了啤酒厂除了要扶持之外，还要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要积极开拓市场，想办法引进外面的资金，也可以加入大的啤酒集团，用人家的品牌。调研会很快就开成了表态会，除了书记赵根苗一个人外，意见惊人一致，即工业区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体面地有尊严地办下去，合资合作都可以，但绝不出卖主权，标志性企业碧源啤酒厂不仅不能停产而且要把品牌打出去。
其实在这种场合，黄以恒是不需要表态的，这既是他调研后的慎重，也能看出下级对他态度的揣摩是否深刻透彻，和平年代当领导的权威不是体现在呼风唤雨上，而是体现在下级对上级的能否及时心领神会上，这种心领神会就像爱情一样含蓄而美妙，一个眼神，一个暗示，心有灵犀，水乳交融，所以说那些看上去咄咄逼人吒咤风云的人要么是小官，要么是肯定当不了大官。
黄市长最后总结性的发言当然也不会表态，尤其是对敏感的工业区七大企业。他先说了这次调研很成功，收获很大，听了大家的话以后，很受启发，回去后他要将一些具体的情况与体改委和政研室的同志们进行分析研究，要向市委常委会进行汇报，然后再拿出全市工业企业改革下一步的具体措施来，他最后说了一句：“市县两级重点扶持的碧源啤酒厂今年亏损部分市里补贴两百万，这是年初就定下来的，我回去后让资金立即到位。”
听话会听音的人已经从这句话里弄清了黄以恒的基本态度，这是当官的基本功，就像一个站在水边钓鱼的人，看到一个水花就知道了鱼在什么位置，更像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接到一张异性的电影票就能立即意识到爱情已经开始了，只是有的人功夫好反映敏锐，有的人天生迟钝，这种区别将会使一些人一辈子钓不到一条鱼，活到八十多岁也没经历过一次辉煌的爱情。
黄以恒认为人开窍有早有晚，发育快的孩子从小学就会给女生递纸条了，而像他这样的人到年近五十才开窍，而这个年龄窍门一开，就会突飞猛进地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行动上也就更加果断和勇敢。不开窍的时间很长，而开窍却是一刹那间的事，有如神示，灵光乍现，一秒钟之内完成了。
会议结束后，赵根苗拉着黄以恒留在会议室里单独说了几句，他诚恳地对黄以恒说：“黄市长，我不是存心跟你唱对台戏，这是我真实的个人想法，也不是代表县委县政府说的。”黄以恒很随意地说：“你解释这些干什么？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就这么脆弱吗，只听好话，不听刺耳的话，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本来就是讨论和分析，各抒已见畅所欲言。”黄以恒岔开话题问：“你的身体怎么样，我回去后找市人民医院的专家权威们给你会诊一下，拿出一个详细治疗方案来，千万不能将身体搞垮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反革命的本钱。”
赵根苗说：“感谢黄市长的关心，我的身体真的有点吃不消了，你看能不能让我回市里，要是身体还能干的话，就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岗位，人大政协都行。确实是身体撑不住了，我提前退下来，让宣中阳放手干，他年轻，有朝气，也有经验，我总不能占着茅坑不撒尿呀！”
黄以恒说：“宣中阳就是太年轻了，所以市里还不放心，你作为老同志，多带一带他，同时你也要多注意休息和养病，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
赵根苗很绝望，他觉得黄以恒的态度是既不让他多干，也不让他不干，有了成绩是宣中阳干的，出了问题他有领导责任。
这时，黄以恒的秘书喊他上车，晚上县委县政府在蓝湖宾馆宴请黄以恒。
赵根苗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看着黄以恒的背影发呆。会议室里烟味很重，空调忠于职守地继续吹着冷气。赵根苗走过去关上空调，屋里立即就闷了。
晚上蓝湖宾馆“望月厅”摆了两桌，黄以恒说大家一起吃一个工作餐，所以宣中阳只让办公室安排了简单而朴素的四荤四素几个菜，酒喝的是本地的“合安特曲”和“碧源啤酒”，财政如此紧张的形势下大吃大喝是不得人心的，所以黄以恒对县里的安排很满意，他对身边的宣中阳和乔岸说着一些很私人的话：“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是在走钢丝，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个一把手能睡上安稳觉，改革是一场革命，革谁的命？其实最先革的是领导干部的命，工作越来越难做，是因为权力越来越相对化。不知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宣中阳和乔岸都说确实如此。
席间，黄以恒站起来向大家一一敬酒，酒桌上不谈工作，气氛也就轻松了许多。在敬到郑天良时，黄以恒说：“老郑呀，你的肚子也挺起来了，可要注意三高呀。”郑天良跟黄以恒碰了一下杯：“我的血压血脂和胆固醇刚做过检查，医生说有点偏低。”郑天良说得很谨慎，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面对着亲切而威严的老师，黄以恒说不高就好。
宣中阳过来跟大家敬酒时，总说这样一句话：“菜不好，但酒要喝好，饭要吃饱。”大家就都说宣县长像一个吝啬的农民在招待乡下的穷亲戚。黄以恒接上去说：“我们这些当领导干部的，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要敢于过穷日子，要有勇气做穷亲戚。延安时期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口袋里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
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郑天良的手机响了，是赵全福打来的，他要郑天良跟黄市长说一说合和厂回迁的事，谈完后他开车去接郑天良到红磨坊喝茶。郑天良说了声行，就关上了手机。
吃完饭，黄以恒回宾馆二楼的套间，郑天良也跟了过去，他发现黄以恒身边宣中阳寸步不离，他就在宾馆大厅里止步了。其他陪同吃工作餐的同志都说黄市长累了就不打搅了，于是纷纷跟黄以恒握手道别，宣中阳跟黄以恒上楼后，郑天良只好坐在大厅的沙发里跟黄以恒的秘书小潘聊天，郑天良掏出中华烟给小潘抽，小潘说谢谢郑县长，我不会抽，于是他们有一句没一句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大约一个小时后宣中阳下楼了，宣中阳问郑天良：“怎么，老郑还没回去？”郑天良说我跟潘秘书聊一聊天，马上就回去。等到宣中阳走出宾馆大厅的玻璃门后，郑天良才跟着小潘去找黄以恒。
黄以恒已经脱了上衣准备洗澡，见郑天良进来了，就穿上衣服热情让座。郑天良说：“黄市长，打搅你休息了。”黄以恒说哪里哪里。
郑天良在外间的沙发上坐定，黄以恒给他泡茶，郑天良站起来说，“黄市长，你坐，我自己来泡。”郑天良先将黄以恒自带的玻璃杯里加满水，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黄以恒给郑天良递过来一支“玉溪”烟，先给郑天良点上，郑天良说你先来，黄以恒却执意先给郑天良点，郑天良就将脑袋凑向黄以恒手指上方的一绺火焰。
房间里空调温度适中，地上铺着灰色羊绒地毯，墙上挂着一幅仿制的黄宾虹山水。黄以恒看着有些拘谨的郑天良就问：“嫂子最近还好吧，也没时间去看她，代我向他问个好。”
郑天良说：“你很忙，没关系的。”
黄以恒没有问起郑清扬，也不谈今天下午会上郑天良的表态，这使郑天良感到很有些失望。郑天良过了一会还是主动地说：“我认为工业区的企业，只要时机一成熟，应该全面恢复生产，出卖主权的事坚决不能干。”
黄以恒没有顺着郑天良的思路说下去，他说：“如果不实行股份制改造，不进行资产重组，重新恢复生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改革的思路可以更宽一些。”
黄以恒的话就像冬天的一盆冷水浇在郑天良的头上，很显然黄以恒不想在这些问题上跟郑天良进行深入讨论，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工业区的前景市里将要拿出一个系统的方案来，回去后我们还要深入研究。”
郑天良看着黄以恒的这种态度，有一种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感觉，心里很是窝囊，但他此刻不能表现出真实的痛苦和失望，于是他就掉转话题想说一点私事：“黄市长，钱萍和建群还好吧，建群是一个很懂礼貌的孩子，前些天来合安还给我带了两条烟，给周玉英带了‘太太口服液’，周玉英都舍不得喝。”
黄以恒先是一愣，既而又迅速地平静下来，说：“这是应该的，晚辈尊重长辈，天经地义。这孩子学历太低了，还需要深造，我看他干信贷部主任完全是滥宇充数。”
郑天良说：“建群聪明，能力强，拿个学历不成问题，很有发展前途，”他迟疑了一下，“我家清扬不想在县里干，她想调到市里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这种投石问路的试探由于缺少掩饰使郑天良心里被一根针一样的东西刺了一下，但他对针刺的感觉已经不再强烈了，他现在只对刀有些畏惧。
黄以恒说：“我看可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市里的发展空间毕竟比县里要大些，清扬这孩子上进心还是很强的。”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激动，他觉得钱萍不可能不跟他提建群与清扬的关系，黄以恒的这种表态，无疑是对两个孩子发展关系的肯定和认同。只是老不管少事，所以他们两个当父亲的才用地下党接头暗语的方式在谈论这件事。郑天良的积极和主动不只是对儿女婚姻的一种态度，而是对黄以恒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他希望黄以恒能理解这一点，他相信黄以恒已经完全听懂了。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清扬对建群不感兴趣，如果黄以恒知道这一点，这是有伤黄以恒面子的，所以他表现出的主动还包含着两个家长在这件事上尊严的平衡。因此，郑天良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女儿调到市里去，黄以恒没有说清扬调动由他来办，可能正是出于一种保持不失尊严的应有的矜持。郑天良能理解这一点。
在他们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郑天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黄市长，你看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明年我就五十了，知天命的年龄一切就只能靠老天帮忙了。”
黄以恒看着郑天良有些忧郁而无奈的表情，就像面对着一个冬天在寻找一件棉袄的贫农，于是他对贫农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一是要有真才实学，二是要有机遇。许多年前我就说过，你老郑的能力明摆在那里，为合安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也是人所皆知的，只是机遇没跟上。五十岁并不一定就是终点，关键看有没有机遇。”
黄以恒的话虽然有些模棱两可，但还是给了郑天良绝处逢生的希望，给了他悬崖边上一根粗壮结实的绳子。郑天良在这种时候，也没有必要再死要面子而不要裤子了，他给黄以恒点上烟：“黄市长，你是知道的，我不过是一个乡村兽医干上来的，身上的农民习性太重，以前对你黄市长也有过一些不恭，虽然不是出于恶意，但毕竟是冒犯过你的，好在我们两家关系一直都是亲戚一样走动的，我也从来没有背后对你做过什么动作，如果你能清楚这一点，即使你在当上市委书记后不给我动一动位置，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我没有后台，要有后台，也只能是你了。”
郑天良等于已经是公然地伸手要官了，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有些发烧，但他用一种意志控制住自己慢慢滋生出来的羞耻感，于是他端起茶杯猛喝一气，所有耻辱和仓惶就随茶叶汁一起咽进了肚子里，还带着茶叶的清香。
黄以恒看到了郑天良鼻尖上冒出来的一层细汗，他喊来服务员说：“太热了，将空调温度打低一点。郑县长比我胖，出的汗就是比我多。”服务员调低温度后走了，郑天良说：“好多了，好多了，我主要是不能喝酒，晚上喝了几杯酒，就容易出汗。”
黄以恒等郑天良坐稳后，就有些推心置腹地说：“老郑呀，有些事我本不该跟你说，但我今天也多喝了两杯，就违反组织原则给你透露一些信息。你的问题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提过不止一次，我曾经提议你到兴安县任县长，但市委内部的意见不统一，至于什么原因我就不能再多说了，我相信你到这个年龄应该明白了，其实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除了政治素质之外，最主要的能力是协调能力，对上对下以及相关部门协调不好，就没法开展工作，所以说协调能力也就是工作能力，如果你是一个杀猪的，把猪能捅死，这就够了，但你是县长，只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干活是远远不够的。”
郑天良听得连连点头，他说：“黄市长批评得很对，我这个人农民出身，只会冲呀杀的，从来不讲究协调，有时候还很固执，得罪了不少人，只有你黄市长最了解我是没有坏心的。”
黄以恒说：“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年春节在我家吃饭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知已知彼，有些分歧只是工作上的分歧，丝毫不影响我们私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两家的关系。没有哪一件事，我不是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的，就是那年王桥集实验区出的那些事，我也是跟市委争执了好多次的，而且在县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你不要为我们以前的工作分歧耿耿于怀，更不能往其他方面去想。另外我还要纠正你一点，即我不是市委书记，也不是你的后台。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还是要讲一点原则的，没有原则是要犯错误的。”
郑天良感到黄以恒的话确实很交心，指出了自己的缺点，甚至透露了一些内部的秘密，但事后一想，那又算什么秘密呢，放在桌面上讲也是没什么出格的地方的，而且黄以恒断然否定了后台一说，等于是否定了他会为他在五十岁时扶正而出最后一把力，一切都在原则下进行谈话，所以这个谈话也是可以放在办公室里进行的。
尽管如此，郑天良要做的事是先把女儿郑清扬调到市里去。
郑天良告别黄以恒的时候，黄以恒将他送到了楼梯口，两人紧紧握手。
赵全福的本田车停在宾馆外面，郑天良一出宾馆大门，赵全福就上来扶住郑天良的胳膊：“老板，上车吧！”
郑天良没有立即上车，他向四周看了看，夜已经很深了，只有一些卖小吃的大排档的摊子在夏夜里苦苦等待着下一个客人，这些孤独的摊子像妓女一样寻求谋生的出路。
确信无一个熟识的人，他才敏捷地钻进车子里。
车到红磨坊后，两人直奔三楼的桑拿房里间的豪华的按摩间，茶已经提前泡好了，郑天良无心喝茶，他想撒尿，在撒完尿后，他坐下来与赵全福一起抽烟。赵全福问：“老板，你跟黄市长谈得怎么样？”
郑天良说：“回迁的事问题不大，但要等工业区下一步改革方案出台后统一考虑。”
赵全福说：“合和并不打算在工业区落户，我想在东门城外单独买一块地盖厂房。”
郑天良说：“这件事你不要急，目前我还说不上话，等到黄市长当书记了，一切就好办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尽力的。”
赵全福说：“老板，你真是我们的大救星，你有什么要办的事，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郑天良说：“你去市里活动活动，给我在市政部门搞一个调动名额来，要正式工身份，能不能办到？
赵全福笑了起来：“我以为有多大事，调一个人又不是杀一个人，我在一个月内给你把调令开来，要调的这个人是谁？”
郑天良说：“这你就不要问了，开调令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这个身份不好到市里去为一个普通的调动再去卖面子了，所以请你帮个忙。你打算怎么调动？”
赵全福说：“老板，这种小事你当然不要出面了，你帮我们办大事，迁厂买地，我帮你办小事。怎么调动太简单了，三五万肯定能搞定，要是关节太多，大不了十万块钱。”
郑天良说：“你这不是搞行贿受贿了吗？”
赵全福说：“老板，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怎么能叫行贿受贿，这叫互相帮助交朋友，你说我们这些人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吃喝玩乐一年花不了十几万，多挣钱不就是为了多交一些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郑天良被赵全福一开导，也就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了，于是就说：“反正你给我抓紧办了。今天我开了一下午会，晚上又喝了不少酒，跟黄市长磨嘴皮子磨了两个多小时，我回去休息了。”
赵全福说：“洗个澡再回去。”
郑天良抓起手提包要走：“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想腐蚀我呀？想抓住我把柄是不是？”
赵全福将郑天良拉住又坐下来：“我只是让你洗一个澡，没有任何意思。也不会安排任何人给你按摩，我也是共产党员，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上次我就说过了，反正我这里没小姐，也没什么其他服务，除了一楼餐厅外，二三楼从来不对外开放。”
说着赵全福就一个人走了，留下郑天良关在屋里。
屋内只剩下空调器里流淌出的扫地一样的声音，含糊而暧昧的灯光暗示了这个空间胡作非为的合理性与安全性。此时，郑天良被一种巨大的孤寂包围着，他感到自己活得太累了，黄以恒似是而非的态度以及他出卖了全部尊严的举止言谈像钉在他骨头里的钢钉，五十年梦游一样的岁月使他面对自己就像面对一个空洞的鸡蛋壳，这个炎热的天气里他身心疲惫情绪被捂在一床棉被里窒息，他想摔碎一点什么，但眼前都是别人的东西，于是他只好将烟头死死按灭在烟缸里，烟头如同一个十恶不赦的敌人。
郑天良非常马虎地脱去了自己的衣服，在伪装被剥尽后，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敌意，毛孔里流淌着汗水和欲望，臃肿的肚子里装满了酒肉和形形色色的动机。于是，他迅速跳进水池里，让滚热的水和雾气掩盖起身体的真相，然后他在自欺欺人中怀念乡下的水稻和母亲留在这个世界里的最后一个痛苦的造型，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没娘的孩子。
桑拿间里蒸去的只是能量，而不是毒素，玻璃钢罩是一个透明的棺材，他在棺材里安排自己的四肢。
洗好后，他躺在沙发上接受空调的抚摸和安慰，他想离开，但他的腿脚并不听从大脑的指挥，大脑是领导，腿脚是群众，这是一种典型的下级不服从上级的表现。
那个让郑天良第一次领略到掠夺与征服意志的少女王月玲终于出现了。她还是第一次进来时的装束，身上所有衣服都是象征性的，就像一个苹果上贴了一个激光仿伪标签一样，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先生，您好，我来为你服务。”
郑天良和王月玲都感到很放松，他们没有丝毫的陌生与紧张，郑天良轻轻地将王月玲拉进自己的怀里，极轻松地剥去了王月玲粉红色睡衣，他的手在少女的身上紧张地忙碌了起来，王月玲以最快的速度在郑天良的怀里贪婪地呻吟了起来，郑天良被这呻吟声激怒了，他站起来将王月玲抱到按摩床上。
当郑天良心满意足地从王月玲身上下来的时候，他的眼前浮现出了自己的女儿郑清扬的影子，一种被击穿了的感觉让他浑身痉挛。他用声嘶力竭的声音吼道：“快，快穿上衣服。”
王月玲像在手术台上被突然中止了麻药一样地惊恐万状，她嗫嚅着将衣服套上，然后瑟瑟发抖地看着郑天良。郑天良示意王月玲坐下来，王月玲小心谨慎地坐在郑天良身边，她颤抖着说：“先生，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郑天良已经穿好衣服和皮鞋，他点上香烟，扭曲的脸在烟雾的后面破碎。
郑天良跟王月玲保持一段距离，问：“你今年多大了？家在哪里？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
王月玲小声地说，“二十一岁，家在湖南，爸爸开石头被炸死了，妈妈有风湿病，弟弟妹妹上学没钱。我是赵总从长沙带过来打工的。”
郑天良发现这个王月玲比自己的女儿清扬还小一岁。他咬了咬牙，将包里的四百块钱，掏出来全都给了她。王月玲说：“谢谢先生，我有工资，赵总不许我收先生的钱。”
郑天良说：“你拿着，不要对赵总说就是了。”
王月玲吃惊地看着郑天良，忽然说了一句：“先生，您穿上衣服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你。”
郑天良说：“你不要乱说，我从来没上过电视。”
王月玲有些兴奋了：“真的，我在《合安新闻》上看到的就是你呀。”
郑天良说：“你看错了，以后不允许再干这种事了，知道吗？”
王月玲点点头说：“赵总说这是我的工作。”
离开红磨坊，赵全福送郑天良回家，郑天良对赵全福说：“老赵，我可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再让王月玲做这种事，就不要怪我跟你过不去了。”
赵全福说：“老板，我知道你不会做那种事，但我的客人需要呀，没办法。你要是不让她做服务员，我就让她换一个工作。我听你的”
郑天良说：“你在县城不是有一个仓库吗，让她在你的仓库当保管员怎么样？”
赵全福说：“老板怜香惜玉，真是大恩大德之人。你看要不要在县城给她买一套房子？”
郑天良说：“这就不是我的事了，随你的便。你付出一套房子都不能偿还对人家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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